作者：戴伯芬，「在場」獎學金第一季二等獎得主
編輯：梁玉芳，記者，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基金會總監
序言
和「外婆」[1]為什麼會這麼疏遠？學社會學，對自身階級處境不瞭解，像汽車駕訓班教練沒有開車上路過，有些心虛。爸、媽的父母都是礦工，雖然出生於礦工家庭，但他們很早就離開礦場。我在臺北市出生、成長，沒坐過台車、沒摸過煤屑，也沒看過祖父，兩位祖母都是年輕守寡，外公走的時候媽都還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
阿嬤以前的家位於土城海山煤礦媽祖坑工寮，逢年過節回家，探完三峽的祖母後，往往跳過「媽祖田」[2]直接回臺北，臺北到土城的距離卻比到三峽遠得多。即使有機會回媽祖田，父親總是板著臉，催促著我們離開，彷彿多留片刻，會大禍臨頭。倒是媽媽不時趁老爸不在家，偷偷回家省親，表達她對阿嬤的依戀與感恩。
小時候回外婆家總覺得路好遠好遠，車子過了板橋車站，就是一大片農田，有時看到一畝一畝的水窪，有時是一片綠色稻浪翻滾。經過頂埔街庄，看到土城看守所之後不久，左轉穿過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沿著水圳一路走，就到了媽祖田。雖稱媽祖田，這一帶在1950年代就是一座礦村，已看不到田。大安圳從一條清澈的活水，後來像似一條大水溝。1980年代末礦場封閉之後，阿嬤一家人遷到土城中央路的四層樓公寓。
客廳牆上掛著一張阿公的黑白照片，和阿祖遺照排在一起。照片中的阿公很帥，留著寸頭，濃眉大眼、炯炯有神。我問阿嬤怎麼認識阿公的，她說是有人介紹的，那是一個依媒妁之言婚姻的年代。再問：「結婚前認識嗎？」阿嬤說：「我們相隔壁山，他住煙園[3]，我在石門內。」追問阿嬤相親看了多少個、為什麼會選阿公？她笑著說：「只有看一個，那時傻傻的，不會選，只看一個就決定了。那時的人很古意（kóo-ì，忠厚老實），那像現在這麼賢慧（hiân-hu， 什麼都會） [4]。」一瞬之間，我彷彿看到了一個 18 歲茶山小姑娘的顧盼風情，95 歲阿嬤臉上褪去了皺紋，皮膚白裏透紅，頭髮由稀疏灰白轉成茂密黑亮，身穿布衣，髮上別著桐花，深情地隔著茶山望向情郎，邊唱山歌邊採茶。那時候的媽祖田週邊仍是一片翠綠，丘陵地到處都是茶園。
然而，現實中並沒有採茶姑娘和情郎對唱情歌的浪漫。昭和二年(1927)，阿嬤曾桂出生於土城媽祖田庄石門內尖，先祖在順治年間即來此墾殖。阿祖是童養媳，被「捒做堆」（sak-tsò-tui， 配對結婚）[5]嫁給了曾祖父，一段沒有愛情的婚姻，只是順應傳宗接代的要求。曾祖父在阿祖生了兩個小孩之後就和情人雙宿雙飛，留下曾祖母、舅公與阿嬤自謀生路。阿嬤從小沒有上過一天學，童年時代不是撿柴火，就是幫忙採茶，沒做就沒得吃。16歲開始，從陽光普照的茶園轉入暗無天日的礦坑工作。
阿嬤一直說日本人很厲害，不知道他們如何發現地底下有土礦。那是一個以命換炭的黑金年代，也是一個戰亂的年代。
上圖：張桂年輕時候的照片；下圖：張祿照片
[1] 自2022年起，教育部辭典不再分內、外，外公、外婆都稱呼為「祖父」、「祖母」，不過，外婆改名問題仍在爭議中。
[2] 媽祖田，今新北市土區鄉祖田村，位於大漢溪分流東岸，包含舊小字內媽祖田與外媽祖田。見洪敏麟，1980，《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頁301。
[3] 土城媽祖田庄舊地名，位於現在的普安堂附近。
[4] 阿嬤的母語是臺語，不太會說國語，以下與她的對話皆以臺語表示。
[5] 臺灣傳統風俗，透過收養孩做為童養媳，長大後與兒子結婚，可增加家庭勞動力，並免除聘金。
一、入坑
日本南方彼岸的新興殖民地臺灣，礦業開採方興未艾。明治 28 年（1895）6 月，農學士橫山壯次郎應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之聘，來台調查地質。明治29年(1896)，台灣總督府頒布「台灣礦業規則」，廢除了專屬採礦權限制，鼓勵民間積極開放探勘、開採，即使是毫無經驗的日人亦可輕易申請、取得礦權，當年申請礦區41件中只通過一件臺灣島民案[1]。
明治30年(1897)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在北臺灣展開煤田調查，發現臺灣主要的礦源集中於基隆，四腳亭與金包里為最優良煤田[2]。明治32年(1899)總督府出版《北部炭層調查結果》，發現土城煤礦本層煤達0.9公尺，屬於一等煤，是北部極具開發潛力的礦場，吸引台、日的採礦人相繼投入，不過，在明治30年(1897)之前能取得礦權者多為日人，較臺人開礦者高出三倍以上，礦權逐漸移轉到日人手中[3]。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主要產煤國家都投入戰事，國際煤炭市場供不應求，煤價隨之飛漲，臺灣煤業進入第一次黃金時期。隨著台車軌道的架設，北部山區逐漸從茶園轉成礦場，像是分散各處的毛蟲，逐漸將原本翠綠的葉脈蠶食精光。
明治33年(1900)，出生於日本千葉縣農家的山本信義渡海來臺，一方面逃避日本政府的徵兵制，也在殖民地尋找發展的機會。他初到臺灣時在一家船具店工作，明治45年(1912)轉入採礦業，獲得暖暖地區1126礦區許可，逐漸建立起自己的事業。由於基隆地區煤礦開發較早，可開發的礦區有限，山本在原東家王玉水的引介下，大正2年(1913)先從黃火淋的手中獲得位於大安寮庄、媽祖田庄地內 1099 號礦區(面積 225,554 坪)，憑著殖民者優勢與獨到的眼光，不斷擴大礦場規模 [4]。大正7年(1918) ，山本承接管野新作舊業，更名為山本炭鑛[5]，成立山本鑛業合資會社，成為全臺第四家煤礦公司[6]，隨後陸續取得媽祖田及三峽成福庄1694礦區。大正9年(1920)， 山本獨資承攬所有合資的礦坑，整併成大安寮炭礦，改名為山本鑛業，礦場總面積達890.230坪[7]，產額也躍居首位，超過了台灣焦炭株式會社。
臺煤主坑道多為斜坑，通常以30度向下開闢斜坑，由上而下可分三段，臺語稱為：本卸 (pún -dàn ，主斜坑)、又卸 (iū- dàn ，又斜坑)、再又卸 (tsài- iū- dàn，再斜坑)，各段斜坑之間有較寬廣可容礦車軌道的平坑，沿著主坑道兩側再開闢片道(煤巷)，形成分支複雜的網狀系統[8]。海山煤礦有主坑四坑，又斜坑一坑，主坑為日治時期已開闢的建安坑(今永寧村)，卻是平坑，1963年陸續完成軌道建設，總長2公里，以柴油機關車進入，進入片道之後坑內低矮，只能仰賴人力挖掘運送。從煤面採煤後填裝煤車，將其推送至片道，等待捲揚機拖運，經再又卸拖上至又卸連搬道，再經又卸的捲揚機拖至本卸運搬道，最後由本卸拖至坑口，完成坑內分段的煤炭搬運。混合的煤炭與碴石會先到選煤場進行篩選或洗選之後，送至儲煤場存放。
大正13年(1924) 山本礦場引進長壁法水平開採，由媽祖田五坑和大安寮二坑進入，大安寮二坑搬出，最後再以手押台車運至板橋車站。由建安本坑降煤到車站距離8公里，日治時期已完成軌道建設。昭和元年(1926) 海山輕鐵株式會社輕便軌道媽祖田線全長1.6公里，有10臺車，可運乘客2,637人、貨物337,450斤。昭和8年 (1933)，橫溪──媽祖田全線完成，長3.1公里。日治時期三鶯土城區的海山軌道路線總長達80.63公里，創全島街庄輕便軌道路線最長之記錄[9]。
日治時期山本炭鑛台車軌道分布圖。資料來源：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台北石炭支部，1925，台灣炭礦志，頁25。
阿嬤14、5歲時，為了賺取較高的薪資而離開茶場，先在坑外推流籠(liû-lông)[10]，流籠是架空索道，以鋼索作為行車軌道，輸送貨物和人員的運輸機械，由主鋼索承載，動力鋼索拖曳，週而復始地運轉。她的工作是將台車推到吊掛的裝載平台，過隧道之後再放下本坑，依稀記得當時的工作場景：「搠(saˋk, 推)流籠車，去山尖啊!一個這樣下來，一個這上去，直通大安寮本礦…推進去，土礦放下來，再推出來…有一點下坡，有好幾個人在推，勾一串，再拉上去，再(用天車)絞上去…推平的那一段，要過一個隧道。」
阿嬤印象最深的是流籠的節奏，她描述：「流籠是有人在放，重車下、輕車起來，重車下、輕車起來…」對一個少女而言，每一趟艱鉅費力推送礦車的終點就是流籠吊掛的裝載平台，從早到晚，一天不知要來回多少趟，來來回回，只有到了平台才能稍作喘息。
16歲開始，阿嬤進入山尖坑。我問她為什麼選擇進入坑內工作，她說：「古早要做都沒有得做，都相互搶做事。那時沒事可以做，大家爭著做，出一個礦窯，大家爭著搶，火礦擔不到，擔那個火礦頭敲起來的礦頭，眾人等，留一支撿一支，等一支就要等半天。」那是一個人浮於事的年代，能夠有機會進礦坑工作，除了工作認真，還要老闆運氣好挖到礦才行。即使搶不到入坑工作，在坑外撿拾礦頭，都可以帶回家當柴火。
回憶初入坑的情形，她說：「那時車一來，為了賺錢，就爬上車了，那時都不知驚(kiann，害怕)。一開始下去，坑很低，頭去撞到，撞到柱子，一把火結(giat，繫)在此，電池背著..」雖然頭上帶著燈具，由於坑內伸手不見五指，再加上坑道低矮，高低起伏變化大，一不小心就撞到頭，阿嬤述說這一段往事時很開心，忘了當時的頭痛，彷彿回到一個傻傻不懂事的少女年代。
礦工入坑之前要攜帶安全帽、頭燈與電池，十字鎬、鎬煤機鑽頭、磅子等工具，還要自備一大壺水與便當，入坑前要接受礦場安全人員檢查，禁帶香煙、火柴、酒等違禁品，避免易燃物進入，當然更要防止礦工酒後失序。負責推車的阿嬤只有戴安全帽、頭燈，背電池，再加上水與便當，就下坑工作了。一早入坑，傍晚出坑，我問阿嬤中午便當有什麼好料，阿嬤笑說：「那有什麼好料!有時帶米飯，有時帶番薯，菜脯洗一條放下去。」菜脯是醃到很鹹很鹹的白蘿蔔乾，可補充汗水流失的鹽份。
坑道內工作一組勞工約六人，包含做石(tsò-tsio̍h)及其助手、支柱、做炭(tsò-thuànn)、搬運等工人。礦坑掘進工程稱為「做石」，先鑿岩壁成孔，填裝炸藥、結線、爆破，將煤層炸開或炸鬆之後，碴石由人工裝運，再建立支架；做石是以尺計算薪資，半個月測量一次。
挖取煤層中煤礦稱為「做炭」，以台車數量計薪，初期是用十字鎬人工採掘，民國57年(1968)才自日本引入割媒機，建安坑是首批引用機械採煤的礦坑之一[11]。阿嬤說以前做炭的人：「用鏟子挖的啦！有的薄的，有的厚的，厚的比較容易削，(薄的)底下人要躺下來挖。做土炭很辛苦，人都黑的，出來都沒看到人，只有眼睛是金(kim，亮)的。」我想起攝影師朱健炫「礦工謳歌」封面那一張帶著安全帽、披著外套回眸的海山礦工眼神，灰頭土臉難掩帥氣的微笑[12]。
朱健炫拍攝的海山阿美族礦工陳政治
阿嬤的主要工作是推送台車，礦業台車是以鐵板或厚木板圍起車廂，可容0.7~0.8噸礦石，底座裝置四個輪子，以人力推行於鋪好的鐵道上， 礦車底座有扣環裝置，礦車之間的扣環以插梢插入方式固定，可串連多輛礦車，多人一起推進[13]。她回憶坑內的作業：「去下土炭，推車下土炭，土炭挖成一管一管，用一個板管殼，車推到板管，再讓炭卸下，再推到腳踏口，給流籠車絞上去。」或許是從小營養不良，阿嬤的身材嬌小，不滿150公分，只能使盡吃奶之力跟著其他人一起推。
臺灣的煤礦不像國外露天即可開採，礦脈深入地底。礦坑越掘越深，從主坑下去到工作的煤巷之間長度可達2、3公里之遠，深度可達3百公尺以上，相當於臺北101的高度，從坑口到工作的片道，最遠得花一小時以上才能抵達。阿嬤那時工作的坑道比較淺短，她不清楚下土礦之後要推多遠，只說很遠。黑暗的坑道內是沒有里程標記的，每日週而復始、來來回回，不論坑外晴天或雨霧，坑內永遠只有沉重幽暗、潮溼污濁，令人感到窒息的空氣，以及隨著鋼索上上下下、反覆推移的炭礦重量。
坑內溫度經常高於地面長溫，夏日固然炙熱難當，高溫可達40度以上[14]。冬季寒流來襲時裸露在外的手腳也經常凍僵，她形容：「冷到腳都紅了，手凍到硬迸迸（ngē-piàng-piàng，硬梆梆），沒辦法攑箸（gia̍h tī，拿起筷子），還要工作！」
坑內地面凹凸不平，有人穿鞋工作，阿嬤在坑內一年四季都是赤腳工作，除了經濟因素外，可以用腳直接抵住地面，以利下坡時剎住車輛，她說：「都褪赤跤（thǹg-tshiah-kha，赤腳），都只顧做事，腳去刺到也不顧痛，不知痛…有時推車去撞到腳，未顧的撫（bī-kòo-ê hoo， 顧不得撫摸痛處），重車下來要下坡，拉車都拉不動了，重車要拉，很重。」
坑內想上廁所只能找個角落就地解決，阿嬤說：「尿去旁邊放…那時推車都是女的，男的在坑的上面，裏面都暗暗無看(bô khuànn，看不到)，一人一把火…去掘土下來的地方放。」女性月事來的時候，也沒有辦法更換衣褲，她說：「用破布、破棉被，那有換！出來才能換，坑內沒所在(sóo-tsāi，地方)換。」
台車工作是按車計酬，因為月事休息就不計薪，所以一般女性都得照常工作，一直到出坑之後回家，才能整理半身的血跡。幸而坑內黑暗，經血外露的難堪反而成為女性工作的自然日常。單是想到阿嬤在炙熱潮溼的環境下，帶著流出經血混著凝結血塊持續工作，一身溼黏的煤灰血腥味還得發力推車，不由得心疼。
日治時期大量女性進入礦場工作，明治31年 (1898)下期統計全臺有57位炭礦婦，昭和16年(1941)人數擴增至6,170人，佔礦工總人數11%[15]。隨著礦坑的深入，水平開探法的軌道技術引進，更方便女性進入坑內工作。阿嬤見證了山本礦坑內女性的工作樣態，她說：「女人去下土礦…也有對手的，也有人做土的，改修啦!」阿嬤形容坑內女性的工作是做「二手的」，是男礦工的輔助者，從採炭、支柱，到選煤、搬運、雜夫，原本男性擔任的坑內工作，幾乎都有女性參與[16]，不一定是夫妻檔一起工作。
雖然女性下坑從事男性工作，但是薪水卻遠低於男性，大約是六成薪左右[17]。一直到大正13年(1924)，日本政府才禁止內地女性進入礦坑工作。但在殖民地臺灣卻仍持續鼓勵女性入坑工作[18]，金包里礦業株式會社甚至公開表揚崁腳礦場的林旺根攜妻入坑工作，以「夫掘妻拖，甚然勤勉」為由，加發賞金的方式，鼓勵夫妻一起入坑勞動[19]。
不過，依據昭和年間(1927~1932)的《山本炭礦》調查，女性從事的是坑外選煤工作，並沒有記錄阿嬤這種坑內的搬運女工，更不用說那些男性從事的坑內工作，女性是礦場內的「另類黑工」。山本煤礦的選煤女工人數最多有40人(1929年) ，最少是12人(1931年) ，每位女工的日平均工時在4至13小時之間，女性選煤工平均時薪為0.25~0.30元，僅及採礦男工薪資的16.5%(1.63元) [20]。不同礦坑的薪資水平也有落差，令人意外地是山本礦業的薪資低於其他礦場。
昭和15年(1940)十月十六日，日本殖民政府公布勒令第六百七十五號，訂定最低工資表，明訂日籍與臺籍礦工同工不同酬，而不同年齡層的臺籍男、女工資水平也不同，不論坑內或坑外工作，日籍工人最低工資為臺籍男工的1.8倍，而坑內臺籍男工又是臺籍女工的1.3~2.1倍，坑外臺籍男工最低工資約為臺籍女工的1.1~1.9倍[21]。女性礦工和童工皆屬礦業的臨時工性質，不僅薪資低，工時也不確定，通常得等所有男工收工，收拾善後才能離開。
女礦工人數不多，卻必須服務所有礦場中的男性礦工以及行政職員，經常被任意指派不同的工作，有時做坑內助手，有時做坑外選煤，也可能隨時被事務所行政人員叫去煮飯、燒水、運煤、打雜，她們是整座礦場的母親，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看起來是什麼都做的雜工、二手工，但是如果沒有女性的後勤支援，礦場也撐不下去。男工可以做的，有時候女工也要做。女性工時有時是4小時，有時卻達13小時，其間的差距更顯現出女礦工的彈性與脆弱性，她們經常處於過勞與過閒之間，也隨景氣浮動而變化，景氣好就有工作，景氣不佳就會失業。
[1]臺灣省礦業研究會，1966。《臺灣鑛業史上冊》，臺灣鑛業史編篡研究會，頁580。
[2]黃智偉，2004。《臺陽公司志》，板橋市：臺北縣文化局。
[3]李修瑋，1997。《土城煤業興衰史》，臺北縣土城市公所，頁42。
[4]大正 3 年(1914)由劉宗賜與劉隆經手中取得土城頂埔庄 231 號礦區(面積 23,397 坪)；大正 5 年(1916)，再從王竹根的手中取得位於土城大安寮、媽祖田的 298 號礦區(面積 62,028 坪)；大正6年(1917)併王玉水土城大安寮的 111 號礦區(面積94,379 坪)、何清風媽祖田的 417 號礦區(33，859 坪)。參見周耀裕，2007。《煤礦產業與地方社會—以台北土城地區為例（1897~1989）》，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頁79-80。
[5]唐羽，1991。《臺灣礦業會志》，卷十，傳二十，臺灣鑛業會志修志委員會，頁779。
[6]布施優子，2003。《日治時期山本炭鑛之研究》，私立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頁36。
[7]同註8，頁55，57。
[8]賴克富等，2006。《台灣的煤礦》，遠足文化出版社，頁88-97。
[9]王明義總編輯，三峽鎮志，第十章交通，http://szt3d.ntpu.edu.tw/taipei/d/c/c_1/c_1_010.html
[10]1911年，日本工場法施行，規定工廠不得僱用15歲以下之人，1923年工場法改正，將最低僱用年齡提高到14歲，但是該法並不適用於殖民地台灣。參見劉晏齊，2019，〈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勞工：青少年勞動的法律史考察〉，《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特刊1，頁512。
[11] 同註13，頁91-92。
[12]朱健炫，2018。《礦工謳歌》，中華新華出版社，封面照片。
[13]同註13，頁97。
[14]臺灣深部煤礦以海山一坑最高，可達46度，參考註13，頁103。
[15] 明治31年 (1898)下期統計全臺有57位炭礦婦，昭和16年(1941)人數擴增至6,170人，佔礦工總人數11%。參見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臺灣礦業統計》調查，出處：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http://tcsd.lib.ntu.edu.tw/query.php。
[16]阿嬤是山本炭場的坑內女運搬工，但是依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的《臺灣礦業統計》調查，《山本炭礦》在1927~1932年之間並無坑內女性工作統計，坑外工作的女性也僅記載選煤工作。筆者推測可能是因應日本內地已經修正工場法，或許是山本不願意公開違法雇用童工與女工的事實。
[17]參考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鑛務課，《稼業礦山》，統計了石炭業中採炭、支柱，到選煤、搬運、雜夫男、女的薪資差異，顯示當時女性已經從事男性礦工的各類工作。
[18] 〈女坑夫の入坑禁示〉，《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3年(1924)年 5 月12 日。依大正10年的調查(1921)，日本的礦工人數267,614人，女性有72,623人，佔27%。
[19]〈獎勵女坑夫〉，《台灣日日新報》，大正9年(1920)年 5 月 9 日，內容登載：「金包里礦業株式會社崁腳炭礦之一部請負人李旺根式。所用探礦夫中。有一奧族坑夫某者。乃妻亦能從事採炭。每日二人相率入坑。一處作業。夫掘妻拖。甚然勤勉。會社見之。甚然感心。乃特給賞金。且高貼揭示。言凡有婦入坑從事探炭。一個月能二十天繼續者。於相當貸金外。本社另交支賞金三元。以獎其勤。於是一般坑夫見之。甚然垂涎。多欲回帶其妻前來見習。是亦空前未有之事也。」
[20]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鑛務課，《山本炭坑》，出處為：台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http://tcsd.lib.ntu.edu.tw
[21]一日工作十小時之內的坑內日籍工人最低工資有70~180錢；坑外工作則有56~150錢；臺籍男工為38~100錢，臺籍女工則為29~45錢之間；而坑外工作的臺籍男工為31~80錢，女工則為28~40錢。參見臺灣鑛業史編篡委員會，1969。《臺灣鑛業史下冊》，臺灣省鑛研研究會與臺灣區煤礦同業公會，頁1468-1469。
二、戰火
日治時期，日籍管理階級很少到礦場，阿嬤記得只有收稻穀時才會看到日本人，或許也跟她成天在黑暗的坑內工作有關，坑內是看不到外面陰晴雨霧的，更不用說是久久才來巡察一次的殖民統治者。1940年10月殖民政府公布「米穀管理規則」，開始糧食配給制，米穀的配給基準量為大人每人2合3勺(約0.4公升)。隨著戰事升高，糧食、物資必須優先供給軍隊使用，配給的食物更擴大到小麥、蕃薯與雜糧作物，由殖民政府統一收購，運往米糧不足的日本母國。
到了二戰末期，日本已經是強弩之末，臺灣的米糧產量原本足以供本島食用，但是為了支援殖民母國的戰事，更緊縮臺灣糧食消費[1]。阿嬤說：「我捌(bat，曾經)吃番薯10多天，那時連燈秤花[2]都去撿回來吃，那時沒有米，日本時代配給米，吃不夠，番薯吃10多天。豬肉也配給，一個人配幾兩…那時店仔叫草移(tsháu-i)，在殺豬的，好好的都後面去(後送)，剩下才配給，看一個人幾兩…燒酒也是配給…。」二戰末期，臺灣島內的糧食已無法自給自足，阿嬤回憶中的青春歲月經常處於半饑餓的狀態下工作。
在戰火肆虐下，阿嬤與張祿結婚了，由於戶政人員的錯誤，從夫姓改曾為張，從此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張桂。礦場生活的夜特別地長，在坑內工作不見天日，夜晚時也漆黑一片，那時電力仍不普及，每天白晝只有四個多小時，每天只看得到早上六點之前的晨曦，以及下午四點之後的晚霞，其他時間都活在陰溼黑暗的坑內或工寮中。日常生活點煤油燈照明，阿嬤說：「沒火，臭油(煤油)也是配給，要去到土城領，一次去等個半天，配到一小罐油回來，捨不得點大葩(pha， 盞)，油碟掛在壁上，那心都弄到縮縮，縮起來就較小葩，捨不得點。」
自昭和16年(1941)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以來，臺灣便進入了戰時體制，起初，臺灣人到大陸去當通譯，到了昭和17年(1942)開始分批招募「台灣特設勞務率公團」，派往澳洲北方及新幾內亞灣作戰[3]。1944年7月，日軍塞班島戰役慘敗，預期臺灣可能成為美軍下一波登陸目標，8月陸上防禦作戰指導「台灣島築城計畫」出爐，[4]預想決戰時刻落在9月，將從高雄、屏東海岸登陸，全島軍民一體，準備迎接最終一戰。在「臺灣要塞化」戰略下，軍部在台灣島各軍事要點全力構築防禦工事，在地下挖掘出四通八達的坑道，徵召全臺青壯年在海岸線挖戰壕、山壁挖彈藥庫及土方運送[5]。 阿公、阿嬤與山本鑛場的礦工被派往屏東林邊挖掘防空壕設施。
1944年10月起，美軍登陸菲律賓雷伊泰島，12月登陸呂宋，隔年1月佔仁牙因灣、大敗日本海軍，第五航空軍大規模進駐，高雄港癱瘓，整個南臺灣皆籠罩在美軍轟炸範圍內。1945年2月，美軍在呂宋島北部的航空基地建置完成，發起全臺大轟炸，在港灣與飛行場之外，針對鐵公路、橋樑與大型工廠展開全面空襲[6]。在美軍的砲火下全島多處交通癱瘓、資材缺乏，影響原訂築城計畫，臺煤生產陷入半癱瘓狀態。依臺灣總督府的統計，1944至1945年之間，全臺空襲死亡1,163人、失蹤7人、輕重傷計2,064人[7]。
在美軍發起臺灣全島大空襲戰略下，日軍改採全面洞窟化戰略，利用地形挖山洞成為「穹窖」，建立起居與儲存空間，利用坑道連結，大小只容槍砲進入[8]。阿嬤回憶當時去下港挖防空壕的情景：「（飛機）開在山邊，咧欲(teh-beh，快要)嚇死…飛機在頭上，子彈嚇嚇叫…起火要煮（飯），飛機飛過，有煙要馬上熄掉，（不然會）有炸彈…。」在美軍的密集轟炸下，四面楚歌，在南部工作了一年多，有時在山邊，有時在海邊，晚上住在寮仔，阿嬤經常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
前線戰事節節敗退，日本殖民政府擬將臺灣建構成一座「不沉之空母」（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在島上廣徵民地，興建機場，成為日本軍機隨時可以起飛的基地[9]。在最後的決戰來臨之前，日本政府玉石俱焚，建構了一支Kamikaze(神風特攻隊)奇兵[10]，執行「一人、一機、一彈換一艦」的自殺攻擊，以捍衛日本本島的安全。
隨著戰事吃緊，原來的志願兵已經無法補足前方兵源損失，自昭和2年(1945)起，臺灣實施徵兵制，徵召全島19歲至40歲的壯丁，第一梯共45,726人施行身體檢查，分甲種體位4,647人，乙種體位18,033人，直接入營為現役兵[11]。
阿嬤的小叔有仔(紅鼻叔公)被徵召，成為「臺籍日本兵」，當時由於前線戰事凶險，家人特別殺豬餞別，她說：「小叔被拉去戰爭，自己殺豬給他吃，那時戰爭比較危險，比較辛苦，要殺豬給他吃。日本時代不能殺豬，要登記，不能自己殺，要偷殺。」日治時期豬隻也在登記列管之列，如果被日本警察抓到私宰豬隻，會拘役或科罰金[12]。有些臺灣家庭子弟從軍前還會拍下家族的大合照，這可能是他最後的遺照，做為日後家人緬懷之用，但在礦區拍照不易，來不及合照，有仔就入伍了。1945年4月美軍登陸沖繩，臺灣此時已確定被跳過，免除全島淪為戰場的悲劇，有仔沒多久就平安歸來。
美軍在琉球戰役之後，領會到日軍頑強誓死抵抗精神，對登陸作戰視為畏途，只能進行密集空襲[13]。1945年7月26日，收到美、英三國向日本政府發送的《波茨址宣言》之後，日本天皇仍存維護國體、戰鬥到底的妄想。為終結戰事，杜魯門總統下令動用最新的殺傷力武器。1945年8月6日，美軍在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8月9日在長崎投入第二枚原子彈…這二十天的遲疑造成38萬日人喪生。
1945年8月15日，接近正午時，奏完日本國歌之後，日本天皇發出：「朕深鑑於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14]廣播聲音斷斷續續，許多人一時不解其意，以為天皇激勵大家戰至一兵一卒，後來才知道是宣布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大日本帝國滅亡了，臺灣島上歡聲雷動，也有人黯然神傷。
太陽旗降下之後，換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阿嬤從事務所的職員口中得知日本戰敗了，對於改朝換代一事，她覺得「給日本人與臺灣人管都沒有什麼差，那時是半仔餓(吃不飽) …。」
帝國崩解之日也是山本煤礦終止之時，接下來是新政治時代的開始，在舊政權移轉之後，礦場易主，即將迎接另一個煤礦生產的黃金期。
[1]黃仁姿，2017。〈戰爭與糧食：二戰期間臺灣糧食管理體制的建構〉。《國史館館刊》，第52期:33-72。
[2]燈稱花為臺灣常見的冬青科植物，果為核果，熟果圓球形呈黑色，直徑約0.5~0.7公分，熟果可食、味微甜稍苦澀。見應紹舜，1995，《 台灣高等植物彩色圖誌 》第五卷 2，南天出版社， 頁404。
[3]蔡慧玉、吳玲青，2008，〈劉玄輝先生口述記錄〉《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頁374-375。
[4]日本亞洲資料中心，2018，http://map-taiwan.blogspot.com/2018/04/blog-post.html
[5]黃智偉，2015。《全島要塞化──二戰陰影下的台灣防禦工事（1944-1945）》，如果出版社，頁8、19。
[6]同註31，頁128。
[7]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防空課，《臺灣空襲狀況集計》，昭和19年1月中(1944)死者480人、失蹤5人，輕重傷者合計1,017人，頁0836；昭和20年2月中(1945) 死者683人、失蹤2人，輕重傷者合計1,047人，頁0866。資料來源：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image/C11110408500
[8]同註31，頁126-127。
[9]洪致文，2011。〈二戰時期日本海陸軍在臺灣之飛行場〉，《臺灣學研究》12期，頁43-64。
[10]Porter, Edgar A著，2021。《被遺忘的人群：神風特攻隊員、助產士、學生、教師，日本平民的二戰歷史記憶》。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臺灣省民政廳，1949。《征兵概述》，頁5，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 https://tm.ncl.edu.tw/
[12]依臺灣屠畜取締規則第11條，可處二百元以下罰金、處拘役或科以科料(小額罰金)。參見小池拓人，2021。《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73-174。
[13]美軍估計，如果強佔九州，前三天的傷亡失蹤人數可能高達22,576人，如果戰事持續，每十天的死傷人數可能達11,000人。同註36，頁243。
[14]同註36，頁247。
三、接收
戰後，依國民政府處理收復區原則，接收敵國資產作為政府資本。當時核准的煤礦區有893個單位，民國34年(1945)11月8日成立「煤業監理委員會」，針對日營與日臺合營者優先監理。山本煤礦為首批受監理接管者，[1]接收內容包含機器、工具、材料、建築物、礦區、土地木材、證卷票據、現金、庫存煤炭等，合計9.1億日圓[2]，為接收的煤礦區財產總值第三高者[3]。
在接收山本礦場之後，工礦公司先派錢卓儒[4]為礦主，煤礦職員工降至三百人，職員多而工人少，加上礦場機械老舊，產量反而不及日治時期[5]。民國38年(1949)10月，山本與三德煤礦合併，改為海三煤礦，由翁鎮負責，才開始穩定生產。
民國35年(1946)開始，日僑管理委員會設立，開始大規模遣送日人，規定除了隨身衣履、食物藥品與日常用品之外，不得攜帶武器類、照相機等光學器材、寶石藝術品、有價證卷、奢侈品，現金亦以每人一千日圓為限。4月份，28萬日人開始被遣返[6]。民國36年(1947)11月對留任機關的日人再次進行遣送，包含義信夫婦一家三代，連同他在草山建立的後山公園住所也一併被徵收[7]，山本帶著惆悵不捨的心情離開臺灣。
有些日人在臨走之前留給臺灣民眾一些「紀念品」，阿嬤提到：「如果接收到日本人的房子最好了，那時候都不用錢，我們這邊店仔(雜貨店)有一個女人去日本人家煮飯，日本人走，就得一間房子，人走就把所有的東西留給她。」戰敗的統治者與戰勝的被統治之間情感五味雜陳，或許有些不甘心，不願意眼睜睜地看著家產充公，又或許是不捨、感恩，總歸有人與人之間生離死別的情份。
山本鑛業結束，阿嬤一家只好另謀生路，舉家下臺南舅舅家依親，在舅家糖果工廠工作。沒想到一去就碰上了國民黨軍隊入府城，她回想當時的肅殺之氣，還心有餘悸：「國民黨來那時我在臺南，在我舅那裡。兵很多，在大菜市，一直來，吼吼叫…頭人(thâu-lâng ， 首腦 )都抓去殺，比較勥跤(khiàng‑kha， 精明能幹)都抓去殺，作穡人(tsoh-sit-lâng，勞動者)沒做就毋通吃(m̄-thang tsia̍h，沒得吃)，只好順他。」阿嬤口氣中透露著些許無奈，即使改朝換代，日子還是得靠自己勞力拚搏，才能養家活口。
民國36年(1947)，臺南市內一群青年接收警察局武器，配合市參議會召開市民大會，提出「全面改革省政」、「實行市長民選」的要求。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成立，時任警官兼執業律師的湯德章被推爲治安組長，提出「縣市長民選」的省政改革呼聲。3月8日，市參議會、區里長、人民團體代表、學生代表聚集於參議會選舉市長，投票結果湯德章落選。
不料三天後，國軍第21師由高雄進入臺南市，3月12日，湯德章被反綁懸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槍托打斷。酷刑之後，雙手被反綁，背插名字木牌，以卡車繞街示眾，隨即押赴民生綠園槍決[[8]](notion://www.notion.so/matterslab/6e54de636d2840828e4231674472ae06#_ftn8)。阿嬤不知臺南二二八事件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只知道當時的𠢕人(gâu-lâng，能幹的人)都被抓到「石像」(今民生綠園)行刑，或許是遊街示眾行刑的場景太過驚悚，石像這個臺南市舊地名在阿嬤腦中竟然烙印了超過四分之三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