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內蒙古鄂爾多斯草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鐵絲網隨著草畜雙承包逐漸地「覆蓋」牧場。被換下的廢舊鐵絲隨風飄落，被羊誤食，成為牧區獸醫治不了的病。這是一篇牧區圍封簡史，以及充滿挫折的獸醫實踐，在這個視角下，作者講述牧民和牧群關係的變遷，社會的變遷。牧民們企圖改變現狀的可能，仍然讓人覺得生猛有力。
【講者】
烏日漢，「在場」三等獎獲得者，《牧區獸醫的一個春和秋》作者
顧玉玲，「在場」編輯，作家，台北藝術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
吳易叡，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副教授，牛津大學醫學史博士
烏日漢《當流動的牧區遭遇現代疫病與圍封》
我會從兩個部份來講，一是敘述者的世界，另一個是從敘述者的世界出走。我在2020到2021年在鄂爾多斯牧區做了為期一年的田野，偶然認識了當地的獸醫和防疫員，在非常忙碌的春季防疫期隨他們出診了兩個月。2022年9月，我又回到田野地，與另外一個蘇木（蒙語：鄉鎮）的獸醫進行為期三週的秋季防疫和出診。
首先，需要講我是誰的問題。在田野調研期間，我一直以一個内部他者的身份在活動。我的家鄉通遼市是內蒙古東部一個蒙古族的農民社區，歷史上是孝莊皇後的老家，在她的時代，這裡還是生態條件非常好的牧區。
內蒙古西部牧區的牧民和東部農區的農民之間對彼此有許多刻板印象。在我田野地的牧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是一個非常漢化的蒙古族人，因此我進入田野時身兼三重身份：一個來自漢化農區的蒙古人，一個來自首都的大學生，一個姑娘。這讓我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內部他者的位置，只有在語境中有更大的他者出現時，我才有可能被包含進當地人內部範疇，而這樣的時刻很少。
人類學家愛講進入田野被當地人所接納的時刻，並視之為具有儀式性的轉折。但是我的這個時刻不是某個事件，而是持續不斷的進行時狀態。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我隨獸醫出診的那段時間。
防疫初期，獸醫不讓我進羊圈搭把手，可能覺得我礙事，也可能是為了不讓我進比較臟的羊圈裡，他一個人在飛土裡忙碌，過了一天，我才主動進羊圈幫忙，但是第一次就因抓羊的方式不對被呵斥。抓羊，要悄悄走到羊後面，抓住牠的腿，然後拖拉出來，而我直接抓起羊背上的羊毛，這種抓法會被當地牧民戲稱為「漢人手法」。
說到內蒙古的牧區，大家腦海中會蹦出什麼形象呢？有一次一位草原作家來做小型分享會，會後一位漢族聽眾說：「我以為北方草原上的人都很野蠻暴力，沒想到還有這麼優美溫柔的一面。」這句話引發了我很多反思。事實上，作家的分享和這位聽眾的反應是一體兩面的本質化，一方面是極致浪漫的書寫，另一方面是極致刻板的印象，兩者之間是無法對沖並且互相消解的。
我所見的牧區是什麼樣？要從兩方面說。首先「遊牧」或者「遊動畜牧」是什麼？簡單來說是一種生活生產方式，只不過這些人生活在特定生態環境中，這類生產生活方式逐漸形成包含神靈、宗教習俗、語言、居住模式、生產方式的綜合體系。與直覺相反，遊牧並不是自由散漫的流動，在遊動畜牧業中具有不同類型的區別，而其共同特點是在一個固定界限內，在特定的生態景觀世界裡，形成不同季節之間的牧場轉換。
青藏高原、帕米爾高原，哈薩克人居住的富蘊縣等高山牧區，夏季牧場安排在高山上，涼爽且有天然水源，到秋冬季再找一個背風遮陰處做定居點。一年四季有固定的轉場路線，轉場時夥伴一般也是固定的，前者被學術界稱為遊牧半徑，後者則被稱為遊牧單位。
遊牧半徑和遊牧單位會因地區生態景觀的不同而具有差異，牧民的畜群結構也會有所不同。高山牧場可能會重點養殖牦牛犏牛，有些地方會重點養駱駝，比如內蒙古的阿拉善盟牧區，有些地方可能會重點養山羊，比如鄂爾多斯的鄂托克旗，有些地方可能重點養馬匹，比如內蒙古錫林郭勒姆的烏珠穆沁旗。
（冬日裡的柳蒿叢。拍攝：烏日漢 2020.12.10）
我所在的田野，在過去還能流動畜牧的時期，其典型特征是冬季和夏季牧場之間的轉場。冬季牧場一般選擇在柳蒿、沙蒿等耐旱灌木生長密集的沙丘背陰處，這樣的地方被當地牧民稱為巴拉爾。巴拉爾不僅可以保暖，還有豐富的冬季牧草可以采食。夏季牧場被稱為敖特爾，牧民一般選擇在天然湖泊或有水泡子等季節性湖泊的平坦灘地上走敖特爾。敖特爾在內蒙古中部牧區具有另外的含義，在錫林郭勒盟，遇到特殊災害時，臨時轉到固定四季牧場以外的牧場以避災也稱走敖特爾。
總的來說，遊動畜牧生活的日常工作非常繁複，並且牧民並沒有閑暇進行浪漫地抒情。春天，要擔心剛出生仔畜的健康狀況；夏天，要擔下雨水多寡、草場好壞的憂慮；秋天，開始憂心過冬、畜群膘情好壞，配種等問題；冬季寒冷而漫長，能否順利渡過是頭等問題。尚能遊動畜牧的時期，牧民在天災面前雖難有對策，但通過遊牧和社群內部互助，或臨時走場來規避和緩沖，然而到了新時代，他們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和挑戰則變得更加多樣而隱秘。
所謂新時代，具體來講是1989年左右，內蒙古草原解散了人民公社，完成了草場和畜群的雙承包到戶。自此，每戶牧民都擁有了個人名下一塊可使用的特定牧場。過去由敖包、河流或者特定景觀充當的牧場界限，現在由鐵絲網圍欄代替。界限更加明確，但圍欄建立的過程充滿血淚，社區連結也嚴重斷裂。
1989年雖說不是從遊動到定牧涇渭分明的時間界限，其中還穿插緩慢的歷史因素和社會變遷。但網圍欄的確立意味著，遊牧半徑較長的流動畜牧已不再可能，「定而不遊」的格局開始形成。每個牧民只允許利用有限的個人牧場，假若要走敖特爾，則只能租賃他人的牧場。
遊動畜牧，可以讓畜群吃到不同小生態域內的豐富植草。但牧場固定後，連吃飽都成問題，這樣的情況下，牧民只能買草，買飼料。購買的乾草和合成飼料顯然無法與天然植草相比，還產生了其它問題。就如我在這篇文章中所寫的，舍飼帶來寄生蟲，子宮扭結等問題。
最近十年間，尤其最近四五年，在秋季售賣春季出生的羊羔成了很多牧民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使得畜群面臨巨大的健康壓力。鄂爾多斯，作為一個以煤炭供應和資源開采在新世紀突然規模化的新型邊疆城市，其財富神話自然也輻射到牧區。我的田野地有很多牧民，通過獲得征地補償而一夜暴富。隨著財富熱潮的冷卻，對大多數牧民來說，畜群飼養仍然是重要的生產方式。也正由於外部原因，牧民與畜群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
如果過去將畜群放在特定牧場後可以獲得短暫閑適的話，如今牧民需要一刻不得閑地照顧畜群。牧場的縮小加上連年乾旱，一年大部分時間，牧民都要通過往羊圈食槽倒各種食物的方式餵養畜群。畜群的棚舍也建得越來越堅固保暖。
春天出生的仔畜依靠人工餵乳的程度越來越大。反直覺的現實是，牧民面對畜群並沒有出現照護權力的泛濫，羊群的健康、秋季能否售賣好價錢，是牽扯這種權力的重要籌碼，因此畜群在牧民面前也具有某種「道義的籌碼」。
上世紀後半葉開始，針對北方草原生態的保護政策一直在不斷調整。直到最近，禁牧、限牧、圍封轉移成為了最常見的生態管理模式。鄂爾多斯大部分地區施行春季禁牧的政策。春季禁牧，再加上網圍欄舍飼狀態，使得獸醫與牧民之間的互動變得尤為頻繁。
（獸醫們夜裡緊急為一頭母牛做剖宮產手術。拍攝：母牛主人 2021.03.16）
這裡，獸醫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是以豐富問診經驗聞名遐邇的獸醫；另一方面他們也是基層公務員，是基層動物檢疫站的工作人員和防疫員。由於市場化的活畜流動，導致牧區畜群的流行病增多，同時也面臨各種的畜群健康問題。作為防疫員的「疫病管理代表」和作為醫治者的「獸醫」，這樣的雙重身份往往會與牧民產生碰撞、矛盾，甚至是沖突。
內蒙古的文藝界和學術界上空漂浮著一種情緒，且不斷地被轉化為多媒介作品。這是置於前臺的情緒。比如將牧民描繪成世界上最淳樸善良的人，將所謂的遊牧文化及相應的宗教實踐訴說一番。一些電影人的作品仍然不斷地回歸幾個典型的意象：草原、馬、母親、蒙古包。另一個極端，是主流媒介上載歌載舞，豪爽奔放的舞台化。
回歸日常的書寫，正是出於對這條光譜的反叛。我的初稿基本上是田野材料的堆砌，編輯顧玉玲老師向我建議，要麼擴充到六萬字以上，否則就縮減成一萬五字內的短篇。我選擇了後者。
另一個重要建議是：學會與讀者溝通。並向我提問：假定你的讀者是對牧區一無所知的人，你最想展現什麼能使他們如你一般目睹？這與寫論文所要求的「對話」極為不同，顧老師所建議的「溝通」，卻是更難的一件事，但我沒有畏懼，反而升起了一股學習「如何溝通」的欲望。
溝通，便是解決問題——從自己所擁有的材料世界出走，設想我到底想要給讀者講述什麼。牧區、畜群疫病、遊動畜牧、定牧、獸醫實踐、防疫、政策，生態保護等問題龐雜而交錯，如何既講好獸醫和畜群疫病的主線故事，又交待清楚前提背景，著實有難度。
這篇文章的主線故事大概可總結為：獸醫沒有完全成功醫治任何一個畜群病例的故事。在寫作進行中我意識到可以從主線故事裡提取一對對隱喻，這些隱喻產生於流動與定牧的困境，產生於在種種外部條件下，牧民仍以遊動畜牧的思維進行定牧舍飼的困局。
直到與吳易叡老師進行預討論之前，我一直以為我只是單純在書寫牧區，但那天吳老師點醒了我，其實某種程度上我也在寫醫療的故事。
回想起初，獸醫和防疫實踐之所以吸引我，是因為我發現針對動物的流行疫病管理與針對人的模式十分相似。從語言的使用，如防控、報備、應什麼盡什麼，隔離、強製等等，到實際管理流程，而唯一的區別是動物宿主可以被「無害化處理」，以「為了公共健康的名義」燒殺、埋殺、消殺。當時正好處於新冠大流行初期，這個發現令我十分震撼。
從醫療人文的角度而言，這篇文章也在講一個包含了動物、人、獸醫以及政策和官方等不同世界的醫療敘事。還有很多地方值得展開，比如仍然缺乏對某些獸醫個體的描述，對牧民在醫療系統內位置的書寫，以及對政策製定者和更多政策執行者視角的展現。
錯綜複雜下，站在不同角度會看到不一樣的世界，從獸醫、牧民、動物的角度和官方的角度等。我希望自己做到的是從參與觀察者的角度寫了上述不同世界交叉部分裡的一點情況。
顧玉玲《以書寫作為一種抵抗，要凝視得再久一點》
我喜歡烏日漢今天的報告，它呈現一種急切的戰鬥位置，相較於象征性地提取牧區的現象和浪漫化田園想象，她的文章做出了抵抗。使我理解為什麼她會放這麼多具體細節，那些東西非常有意思，也希望她繼續往前寫。
如果作為戰鬥位置，烏日漢可能要想象將來很多篇的長期戰鬥，恐怕不是在一篇文章裡解決所有難關。她在作者手記裡提到一個適合這篇文章的標題——牧區獸醫治不了病的實踐。
種種錯誤的政策扼殺了牧區本來的生機，獸醫陷入左右為難、治不了病的實踐，作者試圖把複雜的結構結說清楚，是非常不容易的書寫。
烏日漢作為一個人類學者，在田野過程中采訪並不多，行動比較多，相處比較多。她作為一個內部的他者，張著新鮮的眼睛，帶領讀者看到非常多細節，每一個片段我都看得非常著迷，貼身的理解是報道裡很重要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書寫時的抽身布局。整個過程花最多力氣是裁剪，甚至我很粗暴地刪掉大段的片段，訊息之間如何建立有效的連結，意義化的詮釋比較重要，而不是給出更多資訊。
跟理論對話當然有其作用，可是推論的過程不免會簡化導向特定結論。複雜問題的解套並不單一，有時候我們只能夠做到揭露問題，不一定要給出結論，任何結論都顯得太草率。
結論如果不存在，寧可定格在某一個所觀察到的鏡頭。一些初學者容易出現感嘆式的結論，明明在現場看到的是這麼生猛有力的搏鬥，卻訴諸天地不仁的大哉問，彷彿牧民只是受害者。文人式的感慨在書寫他者的困境裡，是最恐怖的事。
烏日漢非常敏銳，牧民們企圖改變現狀的可能，讓人覺得生猛有力，是我非常喜歡作者在田野裡擷取到的重點。敘述平實但有畫面感，每一個意象都很清晰。鐵絲網作為一個隱喻幾乎貫穿了整篇文章，這是草原私有化必然出現的人為阻礙，風化後又變成導致羊羔胃出血的病因，而這個病因是再多獸醫也解決不了的事。
以書寫作為一種抵抗，作為一個戰鬥位置，這樣急切的心態很重要，也很值得珍惜。但是正因為急切，有時候需要凝視得久一點，讓它緩慢地出現。如果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論來理解，讀者看到的是浮在水面上九分之一的冰山一角，海平面下各種脈絡的千頭萬緒，事實上就是田野裡的人日日夜夜背負在身上，不可須臾或忘的重要的、珍貴的記憶。這些脈絡不急著那麼快浮出檯面，甚至不會有機會再被書寫下來，但是它已經化成養份，成為書寫者知識的養成，以及書寫者對世界的認識。
吳易叡《用 One Health 或星球健康的框架，怎麼講這個故事？》
人類學顧名思義其實就是人研究人，烏日漢這篇作品雖然是由人類學展開，但是非人的條件寫得非常多。觀察非常細微，看到生態環境裡許多利害關係者，人、動物、寄生蟲，天然環境，草原、水文。靜態的地方文化，國家概念。動態的時空變遷，除了時間本身之外，牧民從遊牧到草原承包製，甚至還可能有氣候變遷的問題。
我最訝異的，是她鉅細靡遺地描寫給羊做手術，讓我以為她是獸醫專業。能夠寫出這樣的東西，不只有對專業的尊重，還有對筆下萬物的憐憫，這種憐憫在書寫過程中轉化成倫理的思辨。放不進論文的東西，被她變成非虛構作品，把你拉回牧場的日常，當你看到文章描述的畫面時，讀者可以反芻更多信息。
如果它是一篇論文，裡面描述了現在很多人關心的人類世（Anthropocene），人類世描述了一種力量，能改變地貌，被改變的地貌怎樣讓人類，不同物種付出代價，在文中，被換下的廢舊鐵絲隨風飄到不同角落，就是人類世一直在尋找的證據 golden spike。雖然暫時無法在化石裡發現這個證據是否已進入人類世，但在辯論裡這就是要註意尋找的東西，沒想到在這篇文章中直接被寫出來，甚至還有其他的東西，比如說羊不能排尿原因是合成飼料，也是人類世的證據，將來在化石裡能不能找到羊的膀胱結石？暫且不知道，但這直接指涉了人類世所關心的核心議題。
大概十多年前 One Health 概念被提出，意思是人和动物的生存生态系统高度相关。烏日漢這篇文章也涉及了「健康一体」，意思是人和动物的生存生态系统高度相关。
過去二三十年，全球人口劇烈增長，跨境變得頻繁，食物的產生跟需求鏈開始有些位移，因為這些位移，人跟動物的距離也就改變了，大部分是更近，當然也不只有遠近關係，也會開始產生治病的模式。
這篇文章裡講得最具體的是布魯氏菌（Brucellosis），人畜共同疾病，這是19世紀末一位蘇格蘭軍官，在地中海馬耳他觀察到的疾病，現在在蒙古草原牧區也看得到。健康一體的概念所要看的，就是人、動物、生態系統共同存在的空間裡有很多界面，在界面上產生不同的風險。如果要一起促成這三者都共同擁有健康的話，那就必須要跟不同觀點的專業的人合作。
我剛讀到這篇文章時，就覺得這真的是一本書了，真的是可以擴大成現在醫療人類學，或是醫療史在關心的一些議題。大概是2016年，又有人提出一個概念星球健康（Planetary Health），就是說人跟其依附的生態系統共同的健康，也就是這個星球也必須要健康。
這篇文章已經超越一開始計劃書所寫的「治療動物也是治療人」，不只如此，在其中還有治療更多的東西。
再來我很好奇文中的利害關係，除了獸醫，還有村民防疫員，牧民，這些角色之間都有一些重疊，我想看到更多他們在做的事情：
第一是，他們的專業背景是如何養成，不見得是專業，可能只是他們所具備的地方文化知識實踐而已。他們怎麼變成獸醫的？怎麼成為防疫員的？他們所維護的利益是誰的利益？是牧民本身，還是基層生產單位，國家，還是動物？
其間有很多不同的力量和利益，在文章大量提到，有人說，我做這些事情是要提高產量，我做這些事是為了生態保護。這些情況其實非常糾結，就好比你說「防疫」這個概念，其實也有維護個人健康跟維護公眾利益的差別。
農場常常要做一件事，就是選擇性剔除撲殺一些動物（culling），把動物殺死，維護人的健康，其中的關係很複雜。
作者寫一些牧民們所展現出來的情緒，比如說獸醫沒有把母羊救活時的疑惑、憤怒、可是又不能責怪獸醫，這背後所展現出來的結構問題到底是什麽？這些都是我想要了解更多的東西。
此外，牧區作為一個共同體，各種不同利害關係，不同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是怎樣達成的？文中展示了很多不信任，比如說牧民為什麼會抗拒給羊抽血，為什麼會抗拒打疫苗？這些原因到底是什麼？如果我們可以用 One Health 或星球健康的框架，我們可以怎麼講這個故事？
過去五六十年，整個東亞社會出現一些很經典的公共衛生事件，如果用烏日漢這種角度去寫的話，大概可以得到解答。比如說1965年在新加坡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群男人抓著自己的生殖器到急診室裡說「我命根子快沒了，我會死。」這到底是什麼？如果追根究底，他們都吃了打過疫苗的豬肉。
所以我們用一個更大角度去看，就知道人們在焦慮什麼，包含地方知識如何去回應國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威權。文中寫「走敖特爾」就是其中一種，可以看到更多更細致的書寫內容。
「在場」討論
烏日漢：感謝顧老師對我的評價，我感覺受之有愧。感謝吳老師的提點，幫我把以後的研究方向都定下來了，跟半個導師的作用差不多。沒想到我努力用平實語言寫的文章仍暴露了自己「戰鬥」的一面。顧老師的提醒很重要，作者的情緒和立場不能急於表現在你的書寫中，書寫更多要側重於材料和所做的觀察實踐。甚至比如，上手去接生一次羊羔。
對個體獸醫的描寫非常有限。其實我也很想寫，比如說如吳老師剛提到的，他們的專業背景是怎麽形成的等等問題。
就我所知的鄂爾多斯牧區來説，近兩年在地方政府資助下，牧區所有的獸醫個體被囊括在一個名義上的非政府部門——蘇木獸醫服務隊中。服務隊的隊長由當地動物檢疫站副站長或其中一名獸醫兼任。這些獸醫的專業背景非常的多元，比如說60歲以上的獸醫大部分是從家族長輩那裡傳承了衣鉢，這也屬於一種地方知識的傳承，老一輩獸醫家裡有珍藏的獸醫實踐典籍、藥方、針灸時所使用的各種工具等；六十歲以上的老獸醫中還有一小部分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受到過短期的集體培訓。人民公社時期，一個村構成大隊，村裡的小村組再構成小隊。政府為每一個小隊分配了兩名獸醫，獸醫每天都可以拿到8個工分，這比其他工種所拿的工分稍微高一些。在經過了國家或基層政府的培訓後，他們獲得了專業的身份，因此被視爲專業人員。
在人民公社時期，還有一部分獸醫除了有參加政府提供的技術培訓外，還接受過一定時期的學徒訓練，由此而成爲專業獸醫。獸醫服務隊裡年輕的一輩，即四十歲左右的獸醫，幾乎都在臨近地區的農牧學院接受過專業的培訓。
最近還有一個新的但還很微弱的趨勢，就是內蒙古農業大學畜牧醫學專業95、96年代出生的大學畢業生，開始回歸家鄉，成爲當地的獨立獸醫。
顧玉玲：我其實蠻好奇，你剛說希望下一次自己去接生。牧區獸醫組成有其特色，很多獸醫兼具牧民身份，赤腳大夫似的，讓醫療不是那麼神秘化、專業化，而是在日常生活裡，這一點回歸到走敖特爾。
我希望你能多談走敖特爾，包括自己進場實踐。前面吳老師提到星球健康，也就是說當代醫療被限縮在治療疾病，但事實上醫療更重要的意義是促成健康，而走敖特爾就是如此，牧民們大清早把牧群趕上山，在不同地方訓練牧群各種耐飢耐寒、自我免疫的能耐，牧群健康就是牧民們在勞作的事情。星球健康的概念放進這裡，就是說牧群健康其實讓牧民同樣受益。
作者提到的「道義」指的也是這件事。牧群對於牧人來說不只是商品，牠們的安好也很重要，彼此之間有很強的情感連繫，是均衡的彼此受益與連帶。
但是我們面對的是這麼洶洶來襲的商品化、市場化，牧民為了追求最大利潤而引入不同品種的「混二代」、餵養合成飼料、濫用殺蟲劑等，造成更大的防疫障礙與健康惡化。這幾乎無法避免。市場化帶來的時代惡果，是不可能剝離掉視而不見的，烏日漢冀望以牧民和牧群間的「道義」作為出口，我覺得非常困難，如果沒有政策介入來執行，光靠個人情感恐怕連繫不了。
烏日漢：防疫員就是從普通牧民中間招募的，他們也沒有任何獸醫專業背景，只是在老獸醫或者是老防疫員爲期一年的帶領下，學會給羊和牛打針采血就可以了。
因此，很多老獸醫經常對跟隨其後的年輕學徒講「沒事，害怕什麼，直接上手」。我作爲一個緊隨其後的一員，也經常會被如此鼓勵。因此，我說自己上手，是由於這樣的前提語境，而不是說我真的去接受專業的獸醫培訓。
我自己對傳統的地方知識也持有保留意見，並不是說傳統地方知識就能夠解決現如今面臨的所有問題。另外，傳統時期所面對的醫療問題，與現在所面臨的也有所不同。因此，如今的獸醫醫療問題，可能也不能夠僅僅通過走敖特爾來解決了。有時牧民為了緩解自己牧場的壓力，也為了讓畜群到不同的環境裡采食，會租賃他人的牧場來走奧特爾。但是，敖特爾也是別人的私牧場，也是經過了長時間的過度踩踏和過度采食的網圍欄牧場。因此，如今的「走奧特爾」僅僅是一種緩和的方式，而並不可能是最終的解決方案。
內蒙古有些人提出了比較激進的解決方式，就是把網圍欄全部撤掉。但問題是牧民自己撤掉網圍欄的意願並不是那麼強烈。因為他們名下所擁有使用權的土地，可以流轉，可以出租，可以獲得征地補償費。尤其在鄂爾多斯這種資源開采還仍在進行的地區，放棄名下的土地使用權並且撤下網圍欄將會是一個複雜而艱難的過程。
説到兩位老師提到的星球健康，如果就以我觀察到的案例來講，真的是需要各個方面的努力和開拓，以及更加全面的觀察和探討，才能夠摸索到一個僅僅可以緩和現有問題的可行方案，而並不能夠一蹴而就地解決所有問題。
而且很遺憾地講，現在已經不能夠回歸傳統的獸醫知識了。過去的獸醫實踐著重針對大畜，尤其是作爲役畜的馬，比如穴位針灸的技藝和巫醫治療術等。為什麽著重針對馬呢？因爲馬是在流動畜牧時期重要的役畜，是輪牧專場期間的重要「工具」，有馬的牧戶才能保證一定距離的遊牧半徑，而缺少役畜的牧戶則極有可能因無法流動而陷入貧困。
就我去過的牧區來講，幾乎沒有牧民擁有馬群了。因此，傳統獸醫知識也有產生斷裂的社會因素。而很多傳統獸醫知識在面對新的疫病，尤其是流行病時，往往顯得很局促。但事實上，傳統獸醫實踐作爲一種系統性的知識，著實可以在有效地利用地方知識以應對新的不確定性時，提供至關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場：有關語言系統的轉譯問題，比如說剛講到的「敖特爾」，「遊牧」，類似特定文化場景中的詞語在文本中如何被解釋，以及解釋多少，除了註釋是否還有其他的方法，大家的經驗是怎樣的？
顧玉玲：我認為保留本來語句的發音很重要。至於說是不是要多幾句說明，或翻譯，或加註釋，都可以，不要造成太大閱讀困擾就好。我非常尊重烏日漢在一開始就決定要花力氣，不厭其煩地要讓原本的語音跟後來的中文語系的說明並置。
烏日漢：我覺得這也是我一貫以來的問題，不管是這次，還是之前的經歷，我總是不太能夠把讀者和聽衆順利地帶到敘述語境中，因為我知道的細節太多了，結構也太複雜了，我自己的表達可能也太有問題了，沒有辦法非常簡短的把前情後果交代清楚。如果我花大量篇幅交代前提的話，很可能就會讓讀者失掉了線索，令他們很難再回到主線上。如果以後繼續寫作，如何將名詞解釋一般的前情順滑地融入進敘述主體內，可能需要我不斷地打磨和努力才能夠做到。
在場：想請問吳易叡老師，關於疾病的書寫也有許多普通人陌生的專業詞彙和領域，怎樣才能讓疾病的書寫具有更廣泛的公共性呢？
吳易叡：如果講到「走敖特爾」，我傾向保留原本的講法，可能就是在這類特別詞匯後面再加上一連串的解釋，它並不需要直接翻譯到醫學上可以對應的概念，其實是一個地方知識的展現。
烏日漢已經在戰鬥位置準備好了，寫這樣的文章，與其說是一個抵抗，我覺得可能還不到抵抗，比如說地方知識的展現「走敖特爾」，它是不是對政府威權的抵抗，我覺得倒不盡然，而是體現出來一個政府或一個管治者，用很多現代手法來管理土地，這篇文章體現出這種現代手法的失能。
書寫有很多不同的目的，我自己很喜歡 George Orwell 寫的 Why I Write，除了「自我實現」，「美感」，另一點「改變現狀」，我們可能沒辦法改變現狀，因為現代性是一直排山倒海而來，但我覺得這篇文章做到了奧威爾還說的一點「見證現實」，那種無奈，無能為力，就是這篇文章中所描述出的人類真實處境，這是最大的價值。
在場：文本中描寫的動物流行疫病管理，跟人的疫病管理方式非常相似，包括流調、報備、圍封。新冠流行以來，官方和大眾都有一些話語污染產生的敵視形態，這些形態很多時候都是動物，有沒有可能通過書寫來扭轉一些認知，減少對動物的污名化？
吳易叡：如果透過很真實很細致的描述人類在比如封控狀態下的處境，不見得會減少污名，但是會讓大眾對污名有更多了解。
有聽眾會問，文章裡提到對牧區的流控跟封控，有沒有哪些部分跟人類防疫世界相近或可以對話的地方？我覺得這一篇很不同，以往看到整個世界防疫史都是口岸防疫，然後人類透過檢疫，可能在一個島上隔離一段時間，然後才能讓商品跟著人進來。這次我們看到一個草原的版本，這是我完全沒有想過的，也完全沒有想過草原在經過這麼多管理上的變遷會面臨怎樣的問題，所以蠻震撼的。
顧玉玲：烏日漢提到過這篇文章的戰鬥性，是想拿掉浪漫化的濾鏡，比較真實地揭露現實面。非虛構寫作對於真實的再現，經常就已充滿抵抗的力道了，至於是不是直接指向政策，我覺得這些本來就是環環相扣，在書寫藝術的再現中，其實不需要雄辯滔滔，也不需要激昂吶喊，只要真實再現田野中人與動物日常生活的處境，就已經是非常有力的抵抗了。
揭露有一個「發現」的意義，發現正是因為我們所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其實有另外一個被蒙蔽的暗面，這些被蒙蔽的如何因為鍥而不捨的探究被重新編織起來，光是抽絲剝繭，讓煙霧慢慢散去，就是一場很重要的戰鬥，而且非常耗力氣，這樣的抵抗當然也非常長久。
烏日漢：我還想繼續追問顧老師，您經常跟我說「要跟讀者溝通」，溝通應該在哪些方面做努力，才能比較好地達成？
顧玉玲：之前提到貼身理解，是指前備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再來是抽身佈局。佈局當然是希望讀者可以進來。書寫對於寫作者來說，除了認識到讀者可能對議題一無所知，一進入迷宮就會倒退三尺。所以佈局包括如何吸引讀者，願意跟著你的眼睛再繼續往前探索。
很多作家也會說不要在乎讀者，我覺得那個概念是不用討好讀者。夠不夠深刻的探究，想不想再往前賭一把的決心，帶著寫作者本身的好奇心就是一個很大的感染力。我覺得你的文章裡有很強的好奇心滿溢出來的感染力，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
在場：草原上的動物是否也會被視作大量復製的商品？如何看待這樣均一化去除動物本質的樣態？
烏日漢：關於這一段，我在原來的初稿裡面也寫了好大一段，最後跟主線故事脫離的比較嚴重，我就根據顧老師意見把它裁掉了。我所講的案例就是在鄂爾多斯地區如今還在實行的動物個體化和不殺生的獻祭，什麼叫是「不殺生的獻祭」呢？
「不殺生」的獻祭儀式是敖包祭祀儀式中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在這一環節中，牧民經由喇嘛（有時也由牧民自己挑選而省略這一步驟）頌經後，將具有特定個性的某只動物（牛、羊、駱駝、馬等）從畜群中挑選出來，帶到敖包祭祀現場舉行「獻祭」儀式。被選出的動物只能令其自然死亡，不能吃、不能打、不能罵。
這與藏區牧民所進行的獻祭儀式類似，都是從佛教教義與本地宗教實踐的結合裡延伸而來。而且，內蒙古地區所使用的詞語“不殺生獻祭”——sterleh（ᠰᠡᠲᠡᠷᠯᠡᠬᠦ），與藏語中所使用的非常相似。
另一方面，內蒙古牧民在牧業實踐中培養出了辨別自己牧群裡所有動物個體的能力，並且會給每一個剛出生的仔畜命名。但這種實踐也在逐漸地從如今的牧業生活裡消失。
第三方面呢，內蒙古牧區仍然可以瞥見惜殺惜售的現象。最近的三四年開始，牧民們在秋季售賣春天出生的仔畜，每年售賣的仔畜都是同一批母羊所生。售賣時，仔畜剛剛結束哺乳期不久，售賣後的幾天裡母畜會哀怨地咩叫——尋找自己的仔畜。這同時也會影響主人、尤其是女主人的情緒，所以這裡也有一種情緒上的和情感上的連接。
雖然上述現象也逐漸走向消散和消失，但從以上三點來看，均一化與商業化的現象還未完全覆蓋我進行田野調研的牧區。但未來如何演變還不可知，可能均一化與商業化就是無法逃脫的方向。
吳易叡教授推薦的兩部非虛構作品：
The Nutmeg's Curse book by Amitav Ghosh
Knowing Manchuria: Environments, the Senses, and Natural Knowledge on an Asian Borderland book by Ruth Roga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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