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資訊】
戴伯芬 | 「在場」第一季二等獎，《末代女礦工——張桂的生命敘事》作者
顧玉玲 | 作家，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講座內容】
Part 1 ：講者分享（戴伯芬）
談到礦工，大多數人想像的畫面都是男性礦工，但我小時候就知道我阿嬤（外婆，母親的養母）是礦工，全家都住在礦場宿舍。我在臺北出生、長大，小時候父母都已經離開礦場，父親又不喜歡我們回娘家，我與礦場的關係非常疏離，阿嬤反而像是遠親。 這三十年間，我做了許多不同主題的社會學研究，但回到自己，突然發現我與自己的生命經驗是斷裂的，而對這樣的斷裂無動於衷，我說的是別人的故事，爭取的是別人的權益，為什麼我沒有看到近身的阿嬤？
大約十幾年前，我就想寫住在海山礦場的阿嬤，這顆種子埋了好長一段時間。在社會學學界，較少以自敘形式寫作，多數是心理學取徑。如今我年過半百，已經很熟悉學術規範和審查制度，也完成了學術界對我的要求，但我自己想要做什麼？與我對話的學術界人士經常不瞭解我所要表達的意念，又要以國外文獻與臺灣的本土經驗糾纏，這樣的遊戲玩久了，對學術界的文字生產方式感到倦怠，想要尋求突破。其中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瞭解我的阿嬤。
在拿到「在場」獎學金開始寫作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阿嬤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礦場生活的細節。對於底層的人來說，他們的生活世界稀鬆平常，不值得像偉人傳記那樣大書特書，他們很少講自己的生活經驗，更不用說，是痛苦而不堪回首的記憶。
我之前沒有進行過「非虛構寫作」，甚至這個說法也是第一次聽到。感謝「在場」評審委員的肯定，令我不得不在短短三個月之內完成初稿，這比一般的學術研究週期（包括田野調查、論文等）都要短。如果不是「在場」的截稿壓力，想歸想，我大概還會一直擺在心裏。
社會學的想像
寫完這個故事，我看到了阿嬤的成長經驗和她的困境。困境當然不是她個人造成的，個人的困境必須要放在社會結構之中去理解。米爾斯（C. Wright Mills）《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幫我理解了阿嬤的一生為何如此辛苦。作為女性研究者，我也會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思考一個女礦工可能遇到什麼樣的經歷，女礦工與男礦工的生命經驗、家庭角色又有什麼不同。為了把阿嬤個人的經驗和臺灣歷史的結構變遷連結在一起，我一邊把阿嬤的生命事件列成年表，另一邊列出臺灣社會的歷史年表，為此，我爬梳了日治時期到光復之後的歷史資料，包括臺灣政治變遷，還有臺灣礦業史的專門資料。
兩相參照，可以理解阿嬤生命中的變化到底是因為大時代的變遷，還是因為家庭結構的變故？
在詮釋的過程中，我必須做一些取捨：到底什麼樣的主題要被再現，用什麼方式再現？作為社會學學者，我習慣提問或回應他人的疑問。比如許多人都會疑惑，女性有入坑工作的嗎？如果女人不能入坑，原因是什麼呢？目前最流行的說法是政治論，即蔣宋美齡曾經參觀礦村，發現夫妻同時下坑工作很危險，如果發生災難，會使家中的孩子同時失去父母，因此下令禁止女性下坑工作。爬梳資料之後我發現，蔣宋美齡確實曾經造訪屏東「礦協新村」，但這並不是礦村，而是空軍眷村；反而蔣經國先生確實到訪礦村，而且正是阿嬤工作的海山煤礦。或許這一說法只是為了呈現政治人物的親民形象。
另有一說是禁忌說，女性入坑會招厄運，但明顯與事實不符，是道聽途說。最可笑的是秩序說，認為坑內燠熱，男女混雜，會產生情感糾紛，這一說法的提出者完全不瞭解臺灣礦坑工作環境。礦道深入地下兩、三公里，煤巷之間距離遙遠，礦工們在黑暗的坑內工作，根本看不清楚對方，再加上煤巷內的工作輪調，經常連旁邊工作的是誰也不知道，又何來男女曖昧之情？
但為什麼女性入坑工作會被視為禁忌，而女礦工在歷史上彷彿消失了？大概都是因為女性在礦場是邊緣人物，沒有被看見。日治時期女礦工的人數只有礦工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工時既不穩定（4-13小時），工資也遠低於男礦工（坑內臺籍男工為女工1.3-2.1倍，坑外臺籍男工為女工1.1-1.9倍），大多數也做二手工，輔助男性。
臺灣礦災頻繁，礦災之後，女性失去了丈夫，就失去了家庭的經濟支柱，這時候女性應該如何自處？誰來養家活口、誰來養兒育女、家人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在礦場環境的變遷之下，職場環境也發生很大的改變。臺灣礦業面臨礦脈衰竭時，需要不斷挖掘更深，礦工承擔的風險更高，以至於1984年發生了三大礦災。社會大眾在道德上無法接受以礦工的性命換取煤礦，從經濟角度而言，在臺灣生產煤礦比進口煤礦的成本要高一倍以上，這也導致了女性（包括我阿嬤）職場生涯上的變化。首先，從家庭經濟來說，女礦工在先生過世之後，只能舉債度日，實際上，多數礦工都入不敷出，一直向公司借錢，也導致被公司綁定；這也由於礦業工作的風險有關，許多人都不知道下礦之後能否活著出來，因此「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一種享樂主義的氣氛。其次，會導致兒女學業中輟，如我母親、舅舅皆因此輟學。最後，女性可能還要出去外面打黑工，作為權宜之計。
在家戶勞動方面，外公過世之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養兒育女和操持家務的責任落在了阿祖（阿嬤的婆婆）身上。這位婆婆因為兩任丈夫都去世，一直都被左鄰右舍視為「剋夫」，礦災之後，她把怨氣發洩在阿嬤身上，認為是她剋死了兒子。阿嬤既不得不依靠阿祖幫忙，也不得不忍受她加諸於身體和語言的暴力。同時，阿嬤還要忍受小舅的欺凌，最後還要照護兒子和婆婆。
透過訪談，我才知道阿嬤是如此有韌性的女性；在幾乎活不下去的環境下，阿嬤還是走出自己的路。礦場是一個男多女少的環境，沒有男人保護的女性常常會受到男性騷擾。後來，阿嬤在礦場宿舍中還認識了她的第二個男人--進發。在這段關係中，除了經濟的支持之外，阿嬤還得到了家庭和精神上的支持。雖然他們沒有正式的婚姻關係，但也互相扶持、互相理解，共度了一段時間，一直到進發過世。如果沒有他的支持，也許阿嬤也很難走下去。
生離死別是多數人一生必須經歷的過程，但在阿嬤身上實在沈重。阿嬤同時失去過三個兒子、兩任丈夫，因為死去親人太多，她決定將所有逝去的親人統一在八月十五日共同祭拜，把哀傷變成了生活上可被接受、回應的宿命。曾經的生離死別對阿嬤現在而言，已經雲淡風輕，我依舊能感受到在每一個時刻她經歷的痛苦和折磨。
除了礦業之外，在日治末期，阿嬤還參與了「臺灣島築城計畫」（1944年，為了抵抗美軍入侵，臺灣到處都在大興土木），去挖防空壕。戰後山本鑛業結束，阿嬤下臺南依親時，還正好遇到「二二八事件」，親眼目睹國民黨軍隊入府城，見證多人被抓到「石像」行刑。這些她生命中的經歷構成了臺灣近代史的見證。
田野中的反身性
在社會學中，「反身性」（reflexivity）是指行動者有意識地面對社會，理解他所面對的情境意義，採取適當的回應。一個完全不瞭解礦村、礦業的現代人，對一個一輩子都在礦村生活的人，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我讓自己處於人類學中類似嬰兒無知的狀態，進入田野調查，在田野中不斷反省自己和他們的關係。這樣的書寫中也淺埋了我個人的生命經驗。我做了訪談、家庭系譜，還對事件進行了選擇、關照著事件如何相互補充與印證。但我似乎始終覺得，有一些事不應該說。比如，對於我該如何彌補代間的認同斷裂，我寫了一些，但也因為猶豫和掙扎，又刪除了。
我也嘗試回答了父權社會中的女性困境。如母親和她親身父母之間的怨懟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