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茉莉
編輯：楊不歡
上篇：
畢業後的阿什蒂：生病，自殺與繳交薪資
2024年6月初，阿什蒂給我發來一條訊息：「我畢業了，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績。」
「哇，恭喜你！你真的好棒！」我由衷地為她開心。
「是的，」她話鋒一轉，「我狀態不好，而且畢業典禮還沒舉行。」過了一會兒，她又發來一句：「我喝了毒藥，但沒死。不過……我不想活了。」
「你再說一遍？你喝了什麼？」
「沒什麼，」她回复，「我有點神經質，總是會做一些瘋狂的事。」
我十分著急，接著連珠砲般打出一堆問題：「你去醫院了嗎？你喝了很多嗎？」
「我沒喝多少，別擔心，沒有造成什麼後果，我現在很好。」她想讓我安心。
我後來才知道，有一次她在盛怒之下，把驅蟲藥兌了水喝下去，結果身體並沒有出現太大反應。還有一次，她吞下了一片來歷不明的藥片，看似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後果」，除了讓她長期胃痛之外。
她向我解釋了這麼做的原因：「我的家人總是想控制我，不允許我見朋友。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們把我的工資全都拿走了。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畢業後，她在哈塞克的Jineolojî中心擔任研究員，負責撰寫相關文章、為當地適齡女孩開設Jineolojî課程，以及線上媒體宣傳等工作。但開始工作的她還是沒能擺脫家人的掌控。 「我一個月的工資有一百萬敘磅（約80美元），但全都被他們拿走了，」阿什蒂向我抱怨。在那個時候，一百萬敘磅本足以她維持自己一個月的衣食住行，甚至可能可以存下不少。
「別把工資全給他們，你自己留一些，」我勸她，「也別告訴他們你的實際工資是多少。」
「他們會對我發脾氣，你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想、怎麼做，他們知道我的月薪是多少。我堂哥出賣了我，他知道了我們中心的薪資水平，就去找我媽聊天，把一切都告訴了她。」
又是那個堂哥，那個向她提親的堂哥。似乎只要他出現一次，她和母親的積怨就會更深一分。
「你能跟他說一下，讓他別告訴你媽嗎？」我試探地問。
「不，我不想和他講話，我討厭我堂哥。」阿什蒂沒有一絲猶豫。
我沒有再勸她。我完全理解她為什麼厭惡他，也很慶幸他沒能如願娶她，否則我不敢想像，他還會做出多少讓她受傷的事。
「我每天都在哭。在Jineolojî中心，我給女孩們上課，做研究，我喜歡我的工作，真的很喜歡。但一回到家，我就忍不住流淚。我的家人一點都不理解我，只會說，『你的工資那麼少，我們沒法再給你零用錢』。
「我記得Jineolojî中心在各個城市都有吧？你能申請調去其他地方嗎？」我問。
「我們中心的幹部說，『我們會把你帶到一個很遠的地方，讓你的家人找不到你。』可我不知道該不該去，我清楚家人不會允許我離開哈塞克。」阿什蒂的語氣搖擺不定，「我想，也許我會去坎迪爾（Qandil）。那是一個很遠的地方，只有到了那裡，他們才會再也見不到我，」，他們才會後悔。」
阿什蒂口中的「坎迪爾」，位於伊拉克北部與土耳其接壤的山區，地勢險峻、交通閉塞。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這裡便是庫工黨的主要根據地之一，也是該組織政治與軍事活動的象徵中心。對許多庫工黨成員來說，坎迪爾不僅是地理座標，更代表了一種遠離家鄉與日常社會、在集體生活中接受庫工黨的意識形態與軍事紀律訓練的「幹部的生活」。那裡常年隔絕外界，條件艱苦，但有支持者認為，它像徵犧牲、承諾與革命理想的最終歸宿，是「真正自由的生活」。
事實上，即便在羅賈瓦，許多本地家庭，包括一些為自治政府工作的庫德人，對庫工黨及其幹部也抱謹慎態度。不少庫德族家庭痛恨庫工黨「拐跑」了家中女兒，讓她們遠離家庭，甚至小小年紀就犧牲在戰場上。
阿什蒂的家人對這個話題同樣敏感。 「我們不是庫工黨喔！」庫麗勒可曾特地向我強調，「我們只是為自治政府、為民主聯盟黨工作——這是我們敘利亞北部的本土政黨。」
「如果你是（庫工黨）幹部，就永遠不能結婚，這是黨內的規定，」阿什蒂父親補充，「但如果你只是在羅賈瓦的本土組織任職，想結婚就可以結婚。」
我初到羅賈瓦時，曾與女幹部們同住。她們多來自土耳其庫區，或是土耳其庫德人的歐洲二代僑民，也有一些來自西方的國際主義者，是庫工黨的多年思想教育下的堅定信徒。有一次，經過聯合國難民署的安置點，我隨口問一位幹部，她們是否會與國際組織合作，以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這句話觸碰了她的逆鱗，她立刻劈頭蓋臉地一通數落：「我們反對他們！他們在教壞我們的人民。因為他們，羅賈瓦的人只想著錢和援助。我們想教育我們的人民，錢不是最重要的，實現理想社會不需要靠錢。但這些國際組織是資本主義和西方國家的代言人，他們與我們的價值觀截然不同！」
然而，在一個長期飽受戰爭與經濟崩潰折磨的地方，金錢是人們維持安全感的基石。庫工黨幹部被指控當地社會現實比較脫節。許多本地人對他們的行事方式也頗有微詞，尤其是年長者──他們曾經生活在內戰前的敘利亞，當時雖然政治不自由，但經濟和安全環境卻相對穩定。
「我討厭Apoçî（庫德語中意為『奧賈蘭的追隨者』，指庫工黨幹部），我喜歡Apo（奧賈蘭），但這些Apoçî打著他的名義，卻並沒有給當地帶來什麼。」我在卡米甚利住處的鄰居，一位老奶奶，曾這樣對我說。
敘利亞民主力量總司令阿卜迪也曾多次強調，自治政府下的武裝力量與庫工黨無關。 2024年底，庫工黨響應奧賈蘭號召解散後，阿卜迪表示，這項決定不適用於他領導的部隊。
那時阿什蒂顯然還沒準備好去「幹部的生活」。我有一次和她交流起對庫工黨幹部的看法，那段時間，她常常因自己「是個懦弱的女性」而痛苦：「在羅賈瓦，只有當你是一個有錢的女性，不必依賴任何人也能獨立生活時，你才會真正獲得自由。
「那些在羅賈瓦的庫工黨幹部們總說錢不重要，但在當前的情況下，錢仍然很重要。」我說。
「幹部們也無能為力，因為我們社會的價值觀還沒有真正改變。」阿什蒂回應。
「根據我和他們的接觸，我覺得他們有些脫離本地人的生活，」我補充，「他們應該更貼近群眾。」
「是的，讓他們更貼近群眾是一件好事，」阿什蒂遺憾地說，「但他們還沒有意識到……」
也因為如此，那時的阿什蒂無法真正相信女幹部的承諾。 「有個幹部叫我答應她不要自殺，但我沒有答應。她又說，那我們下一盤棋吧，下完你就會答應我了。她們說能幫我，可我不知道……我誰都不想信。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該離開，心裡很害怕。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很強大，有時候，又覺得自己很脆弱。」
阿什蒂還是沒有決定像一些庫德族女性一樣成為幹部、離開家庭。她繼續在哈塞克工作，也繼續承受來自家人的壓力。
**
2024年11月底，「沙姆解放組織」突然向發動攻勢，在短短十天內長驅直入，攻下大馬士革。統治敘利亞54年的阿薩德家族，就此倒台。
這場突如其來的「革命」令所有人措手不及。作為極端伊斯蘭組織，沙姆解放組織將如何重塑世俗的敘利亞，無人可知；非遜尼派少數群體的命運，更蒙上不安的陰影。同時，該組織受土耳其支持，而土耳其與庫工黨的宿怨已綿延40餘年，這股暗流也必然波及羅賈瓦。
12月初，在反對派全面攻擊阿薩德政權的日子裡，我頻頻聯絡敘利亞的朋友，關心他們的安危與心情。阿什蒂很快回覆我：「我們這裡沒什麼大事，只是在卡米甚利與哈塞克之間的國道上，好像發生了汽車爆炸。」
「我很害怕，很擔心你們。」我說。
「我們也很害怕。情況很危險，每個人都提心吊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那幾天，社群媒體上消息如潮，真假難辨。我們每天互通新聞，她幫我分辨謠言，讓我安心。
出乎所有人意料，阿薩德政權幾乎沒有抵抗，僅僅十天便土崩瓦解，所有的敘利亞人都在因此慶祝。阿薩德倒台當天，我問阿什蒂：「你心裡是什麼感覺？」
「我高興得要瘋了！太美妙了！我們（敘利亞民主力量）佔領了卡米甚利的機場，還有哈塞克的一些安全區。現在只在少數地方還與土耳其支持的反對派交火，大部分地區都平靜了。」在長達十餘年的內戰中，雖然自治政府控制了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機場及一些重要軍事區始終由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政府區始終由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了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政府區始終由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政府區始終由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政府區始終由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政府區始終由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政府區始終由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政府區始終由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政府區始終由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政府區始終由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甚利掌握。
不過，這種共同統治敘利亞東北部的形成，與庫工黨和阿薩德家族之間的長期曖昧關係有關，而這種關係在政權更迭的時刻顯得格外敏感。因此，在反對派宣布推翻阿薩德政權的三天后，羅賈瓦地區自治政府才在輿論壓力下換上新敘利亞國旗，成為最後換上新國旗的地區。
「我想很快反對派就會和自治政府談判了，」我說，「我希望這場戰爭快些結束，這樣我就可以從敘利亞回羅賈瓦了。」阿薩德政府、反對派與庫德武裝三分天下、各自為政、邊界森嚴，外來者只能從伊拉克渡渡區進入羅賈瓦，或從土耳其進入反對派控制區——這種跨境法律上幾乎等同於這些簽證」並不適用。
「我也希望戰爭快點結束，」阿什蒂說，「我真的真的好想你。」
我正打算回一句「我也很想你」，她卻緊接著跟了一句：「我最近生病了。」
我頓時警鈴大作。戰爭幾乎摧毀了敘利亞的醫療體系，在這政權更替的敏感時刻，更可能得不到及時和有效的治療。
「我的鐵蛋白儲量低於10ng/ml，血紅蛋白只有8g/dl，我的胃也不接受任何食物，一吃就想吐，」阿什蒂邊說邊給我發來了她的體檢報告，「我去卡米甚利看過醫生，拿了藥，醫生建議我打鐵劑針劑或鐵劑滴注（鐵劑靜脈注射），希望能慢慢點起來）。
我注意到報告日期是10月中旬，這意味著她的貧血狀況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一時沒有醫生可以問詢，我就先把這份報告傳給AI分析，再快速搜索，發去一份補充營養的清單：「即使你不想吃，也得勉強吃點東西，富含鐵的蔬菜有菠菜、生菜…富含維生素C的水果和蔬菜有甜椒、番茄……還有其他富鐵食物，如雞肉、動物肝臟、雞蛋、小扁豆、鷹嘴豆……」小扁豆、鷹嘴豆和雞肉是當地最常見的食物，只要遵循當地飲食習慣，通常不會有這麼嚴重的貧血。
「親愛的，我一直在努力嘗試，但我的胃不知道怎麼回事，一吃蔬菜就吐，小扁豆和鷹嘴豆我也不喜歡。不過我會吃雞肉，也吃一些雞肝。其他動物的肝臟我偶爾也吃，但除了雞肝以外，都有些太貴了。」阿什蒂補充道，「我會繼續打補鐵劑，醫生說我得持續補鐵劑，
我以為只要準時補鐵，她的病情就會好轉。兩個月後，狀況卻惡化了。
阿什蒂發來一條語氣非常虛弱的語音：「之前我每三天打一次針，有一段時間我的情況有所好轉。現在改成了每二十天一次，結果情況又開始惡化。現在幾乎每天都頭痛，主要是後腦勺的位置，血管也覺得隱隱作痛，整個人很不舒服，有時還會頭暈。最近食慾不長，基本上沒什麼痛苦，有時會痛，
那天她一邊輸液一邊跟我抱怨說：「醫生說我的情況不太好，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具體原因。再過兩天，我會去卡米甚利看我的主治醫生。」
阿什蒂的狀況讓我很擔心，我和先前援助計畫的負責人在中國的線上問診平台上聯繫了醫生。醫生表示，她的貧血很嚴重，必須每天堅持服用鐵劑，並增加富含鐵和維生素B12的食物攝取；此外，她也有可能是病毒性感冒。醫生建議她，應醫院去做骨髓檢查和鐵代謝相關指標的檢測，以及甲型和乙型流感的檢查。
我把建議轉告阿什蒂，催促她趕快去藥局買補充劑，去做新檢查。 「你已經拖了兩個多月，再耽擱下去可能會更嚴重。」我反覆強調。
「我會去的，等我拿到薪水。」那天離發薪水還有一周，她沒錢做檢查。
我想起上次援助還留有一筆啟動資金，在得到負責人同意後，我對她說：「之前不是還有剩下的錢嗎？你先拿那筆去做檢查，明天就去。」
「是剩了錢，可是爸爸把錢花掉了。」阿什蒂有些尷尬，「我跟他們說別花，那是你的錢，不是我們的錢。但他們說如果你需要這筆錢，會把錢還給你。」
我預料到這筆錢會被控制，但還是對她家人如此掌控她經濟來源感到不安。我半開玩笑半命令地說：「那你就跟他們說，我需要這筆錢，然後拿去買藥和做檢查。我想三天內看到你的檢查結果。」
「好啦，我會去做檢查。」
我怕她只是敷衍我，再三確認：「什麼時候去做檢查？」
「三天之內。」她堅定地回答。
三天后，阿什蒂和我說：「哈塞克沒有地方做流感病毒檢測，下週我打算去卡米甚利，那時候我會把報告發給你看。」
等待報告期間，我時不時和阿什蒂聊聊，確認她的狀況。
正值此時，奧賈蘭寫了一封親筆信，公開呼籲庫工黨自行解散。這場持續了四十多年的鬥爭似乎正走向尾聲。
對許多激進左派來說，奧賈蘭此舉無異於「投降」，是對民主與自由的「背叛」。我很好奇，作為奧賈蘭的「鐵粉」，阿什蒂對此有什麼看法。
阿什蒂說，她認為這是一種和平的信號：「領袖（奧賈蘭）培養庫工黨成員，不是為了讓他們無休止地戰鬥，只有在爭取權利無果時，才需要拿起武器。如果在領袖在場的情況下，能與土耳其達成和平，恢復庫爾德人與土耳其人如百年前那樣的兄弟情誼，消除民族壓迫，願意相信和平，恢復庫德人與土耳其人如同百年前那樣的兄弟情誼，消除民族壓迫，各各各黨共處，我願意促進工黨成員」。
「庫工黨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動不是出於錢或其他物質利益，而是基於共同的意識形態。武器並非萬能的解決之道，但在當前階段，庫德人不會輕易放下武器。領袖所說的『放下武器』，更多指的是轉向政治思考，而非依賴武力和殺戮。」她說。
然後她反問我：「你怎麼看？」
我回答：「我不知道，但我擔心這份放下武器的聲明也會對羅賈瓦的武裝力量產生影響。還有，從更現實的角度看，如果庫工黨真的解散了，那些現在留在羅賈瓦的干部將何去何從？」
「我聽說他們不會離開，只是會換個名字，繼續留下來從事政治工作，不過我也不確定，」阿什蒂說，「但領袖很聰明，幹部們的命運並非未知，在他的帶領下，他們一定會找到出路。」
而在我看來，庫工黨和羅賈瓦的一切始終充滿未知與不確定，這片土地的事情總是在瞬息之間改變。我不禁想像：如果當初阿什蒂真的選擇離開家庭，過著「幹部的生活」，如今在庫工黨解散之後，她是否又會被迫回到家中？她的家人到時會否會因為她的離開而生出怨懟？
一週後，阿什蒂發出了新的體檢報告。她的血紅素恢復到了正常範圍的最低值，血清鐵蛋白也升至189ng/ml（參考範圍：12-290 ng/ml）。 「但我的飲食狀況依然很差，一吃東西就想吐，」她說，「後天我會回卡米甚利，那時候我會去看我的主治醫生。」
看完主治醫生後，阿什蒂給我發了一條語音，她的聲音依舊很虛弱：「醫生說我的檢查結果很好，但我還需要每天繼續補充維生素。醫生還說生理期的時候要吃補鐵藥，因為流血量太大了。我也問了流感的事，醫生說這裡沒有你說的那幾種流感。」
阿什蒂的秘密計劃
2025年，阿什蒂未滿21歲。這位被家裡逼婚不知所措、無法拒絕家人收走薪水、只能喝藥明志的年輕女性，在這一年多來逐漸計劃自己的出路。
五月，阿什蒂告訴我，她打算在羅賈瓦大學攻讀研究生，繼續深耕女性議題的研究。由於該校的研究生課程主要以線上教學為主，不必離家，她的家人也因此表示支持。為此，她報名了一個新的女性學訓練課程，類似攻讀研究所前的預科班。
因為有了這個預科課程，她首先可以短暫離開家庭。課程開始後，阿什蒂每週在哈塞克工作四天，再到卡米甚利的訓練中心上兩天課。
因為上課需要花費，她有充分理由給自己留下了部分薪水。
自那以後，她的身體也開始明顯好轉。
我打趣她：「你發現沒有？自從每週有幾天不在家，你的身體就好多了。我看你根本沒病，問題出在你家和你媽媽身上。」我曾一度懷疑，她的厭食或許是精神壓力在身體上的投射。
「天哪！好像真的是這樣的！」她後知後覺地回應。
「繼續上學」是是她那微小而曲折反抗的開端。過去兩年裡，她始終被動地接受家人的安排與壓制，把他們的需求置於自己的慾望之前。另一方面，她也懷有更長遠的規劃與更堅定的自我實現的追求：「我希望透過讀研，更深刻地理解 Jineolojî 這門學科，提升自我，以便將知識傳授給所有女性。」
她也開始悄悄寫自己的「書」，記錄她對世界的見解。她在書中寫道——
致所有「兄弟」的信：
你應為自己的未來而活，追逐那獨屬於你的夢想，
而非藉著「榮譽」的面紗，去禁錮你生命中的她——
無論是你的妻子，還是你的姊妹。
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奔跑，但請別踏碎他人的天空，
願你們能真正懂得這一點：
我們女性，同樣懷抱著夢想，奔向屬於我們的明天。
親愛的男性同胞們，
為何你們毀了我們的未來，亦毀了你們自己？
為何你們仍舊糾纏於那無謂的執念——
你妹妹的「處女膜」，竟成了你們腦海的唯一圍牆。
她還不知道何時能公開表達這些想法，因為她依然害怕家人的反對。
不過，改變仍在發生。 2025年六月，與兩年前的夏天不同，阿什蒂這個夏天發來的消息中充滿了喜悅：「我媽媽終於不再反對我，不再逼我結婚了！」
我既高興又驚訝，問她這轉變的緣由。
「因為這兩年來我始終堅持不結婚的決定，她終於明白無法改變我的想法，也意識到我能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阿什蒂說，「還有就是，那個想娶我的表哥結婚了，他的妻子都已經懷孕了。」
我也帶給她一個好消息：「我要回羅賈瓦啦。」
「真的嗎？太好了！」她顯得格外興奮，我幾乎能從螢幕那頭感受到她的喜悅。 「你什麼時候來？會待多久？在哪個城市？」
我逐一回答了她的問題。她緊接著說：「我們四個月前換了房子！現在家裡有三個房間，我和妹妹們一起住，你來了可以住在我們房間。」
阿什蒂的新家離舊居不遠，月租約35美元，由哥哥支付。不過，哥哥的大部分工資依然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9月2日，輾轉數日穿梭於黎巴嫩與敘利亞後，我終於回到哈塞克。與阿什蒂重逢的那一刻，我們緊緊相擁，我看見喜悅從她的眼角與嘴角溢出。
那天，阿什蒂剛下班回家立刻開始操持家務，為家人和我準備午餐。在我抵達她家到她回來的那一兩個小時裡，她的父母幾乎什麼都沒做，只是坐在客廳的墊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次日正好是阿什蒂預科計畫的論文答辯。因為我的到來，那晚有許多鄰居與親戚來拜訪。阿什蒂抱著自己的論文坐在女孩們中間，試圖在吵雜的人聲與親戚的打斷中預演自己答辯，就像兩年前一樣。
隔天清晨，阿什蒂換上一條橙紅色的裙子，在鏡子前輕快地轉了兩圈，問我：「好看嗎？」
我笑著望向她：「很好看。」
裙子的腰身略顯寬鬆，因為生病，她消瘦了不少。我便從行李裡翻出一枚別針，替她別上收腰：「這樣就更好了！」
她少見地拿出防曬乳和粉底，細心地塗抹。我等她收拾完畢，又拿出口紅為她補上幾分顏色。 「這樣看起來氣色就更好了！」我笑著說。
「我真的不喜歡，也不習慣化妝，」阿什蒂皺著鼻子抱怨，「這讓我覺得很奇怪。」但她還是跑去照了鏡子，細心觀察自己塗上口紅的狀態。
我們坐了將近兩個小時的車才到卡米甚利。盛夏的敘利亞格外炎熱，等抵達學校時，她臉上的妝容幾乎已經褪去大半。
踏進答辯教室的瞬間，我愣了一下。當時正好輪到另一位同學答辯。我原以為預科課程的答辯是個小場合，阿什蒂也從未在家人面前特別強調。但當我看見台下時，我才意識到這其實是場正式畢業答辯——台下坐滿了一排排觀眾。
「他們都是她的家人？」我低聲問阿什蒂。
她點了點頭：「對。」
「那你就只帶了我一個人來？」我有些吃驚。
「是的。」她淡淡答道。
女孩的答辯結束後，她的家人一擁而上，給了她熱烈的擁抱，合照留念，還送上鮮花。我心裡懊悔，要是早知道答辯在這裡如此隆重，我一定也會準備一束花。
輪到阿什蒂時，老師好奇地問：「你怎麼沒讓家人來？」
阿什蒂朝我指了指。我趕緊說：「我可是從中國跨越萬水千山，為了阿什蒂而來的。」
教室裡響起一陣笑聲，阿什蒂笑得尤其燦爛。
答辯展示很順利，阿什蒂用庫德語講述了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的發展，它如何影響中東，尤其埃及社會，介紹了幾位重要的埃及社會主義女思想家。
展示結束後，是老師提問並提出建議。一位老師拋出一個讓我聽來頗無理的問題：「既然寫了埃及女性，為什麼不在最後提到羅賈瓦女性？或者說，為什麼不直接選擇一個與羅賈瓦女性相關的題目？」
阿什蒂回答得很得體：「首先，預科項目只給了我們一個月的論文寫作時間，我沒辦法涵蓋更多。其次，在學習中東女性運動時，我對埃及女性產生了研究興趣。而且，研究其他地區的女性，也能為羅賈瓦女性運動帶來經驗。」
一連串問答結束後，主持老師宣布：「恭喜你，阿什蒂！你順利通過了預科項目的畢業答辯。」
教室裡響起掌聲，老師和同學紛紛上前，擁抱她、祝福她。我在後面安靜地排隊。終於輪到我時，我用力抱住她，用庫德語在她耳邊高興地說：「恭喜你！」
她貼近我的耳邊小聲問：「我表現得怎麼樣？」
「特別好！」我毫不猶豫地回答。
幾位庫工黨幹部在線上旁聽了阿什蒂的畢業答辯。她們發來訊息：「你講得太好了！我們一定要把你調到卡米甚利的 Jineolojî 研究院工作。」
是的，調到卡米甚利工作這件事，是阿什蒂瞞著家人的秘密。 Jineolojî 中心正計劃在卡米甚利新建研究院，需要人手從事研究與教學。
就這樣，憑藉著自己的努力，她為自己贏得了讀研、並離開哈塞克的第一張入場券。接下來，她還要經歷研究生資格的筆試與訪談。而巧合的是，筆試題目正是寫一篇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的書評。
（阿什蒂正在閱讀阿語版的《一間自己的房間》，茉莉攝）
答辯結束後，我們回到哈塞克。
在新家，阿什蒂依然與妹妹們共用一個房間。夏季酷熱，家中只有客廳裝有空調，因此除了睡覺時間，幾乎所有人都聚在客廳。夜晚沒有太陽能供電，大家只能搬到院子睡覺。
她依舊在家中扮演「乖女兒」的角色。如今，她的父親已不像從前那樣幫襯家務，母親也開始當「甩手掌櫃」，哥哥本來從不幹活，所有瑣事都落在三個女兒身上。我常常看不下去，主動幫忙。
然而，在工作的Jineolojî中心，阿什蒂彷彿變了一個人。在家時，她常被父母和兄長使喚，不時與他們鬥嘴，嗓門高得刺耳；可在中心，她與同事們彼此逗趣、互相學習，笑聲真切暢快，把壓抑徹底甩在身後。她拒絕在家吃早餐，堅持要去中心和同事一起用餐。
那天她的工作結束後，我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她如此享受這種狀態，便問：「你有一天會想成為幹部嗎？」
「我想成為幹部。」她認真地點點頭。隨著與幹部們的接觸增多，她如今對「幹部」的工作有了更具體的理解，想法和兩年前已經有所不同。 「但要等我讀完研究生。而且，這件事我絕不會讓家里人知道。」
「可現在庫工黨不是已經沒有了嗎？你成了幹部還能去哪裡？」我追問。
她笑了笑，認真地反問我：「誰告訴你庫工黨沒有了？」
我半開玩笑地回擊：「這不是庫工黨自己說的嗎？」
我們倆忍不住放聲大笑。可笑著笑著，我忽然湧起一絲悲涼：「要是你真成了幹部，那我豈不是再也聯繫不上你了？」
「是啊，到時候你就聯繫不上我了，」阿什蒂努力擠出一個笑容，隨即語氣堅定起來，「可又能怎樣呢？我以後想成為幹部，想離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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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前總有些不理解，為什麼那麼多庫德族女孩能毅然決然地拋下家庭與過去，進入山區，投身革命，成為幹部。然而，那天發生的事，卻讓我終於真正理解她們的選擇。
那天是我住在阿什蒂家的最後一天，也是他們家平常的一天。清晨，屋子裡突然爆發爭吵。先是阿什蒂的母親和哥哥一同責罵家裡的女孩們，隨後母子又吵了起來，哥哥氣沖沖地離開了客廳。
庫麗勒可罵著罵著，不知怎麼自己卻哭了起來。我坐在客廳，只好走過去輕輕拍她的背，用庫德語低聲安慰：「別哭啦，為什麼哭呀？」待她情緒漸漸平復，我轉身去廚房探問緣由。
阿什蒂正在裡面準備早餐。她的哥哥則翹著二郎腿玩手機。阿什蒂說：「她自己罵上頭了，把自己罵哭了。」
「為什麼要罵你們？」我追問。
「因為昨晚沒人洗碗。」她哥哥懶洋洋地插話。
前一晚，我和阿什蒂做了晚餐。她家晚餐時間很遲，幾乎在睡前。女孩們吃了幾口便去鋪床睡覺，有的乾脆沒吃。我吃完時，父親還在喝茶，我也就回房洗澡。父親吃完後離開，盤子就這樣留在客廳。母親和哥哥見沒有女兒來收拾，便開始大聲叫罵兩個妹妹，越罵越難聽。
睡著的女孩們被罵聲驚醒。最後，妹妹伊凡哭著爬起來，把碗盤端進廚房，卻因太困倦只放下就回去睡了。
隔天一早，阿什蒂與妹妹們起床便開始收拾垃圾、整理房間。不久後，送水工到了，她們又忙著把三個大水桶裝滿。但母親與哥哥醒來後，對一切熟視無睹，繼續抱怨昨晚的碗。這就是爭吵的起因。
看著那個在廚房裡玩手機，卻輕飄飄嫌棄女孩們不干活的哥哥，我氣不打一處來：「你不是人嗎？你自己不會收拾？」
他一副理所當然的口氣：「我是男人啊！」
我開始連珠炮似的反擊，甚至覺得自己的庫德語都變得格外流暢：「男人怎麼了？男人就不能幹活嗎？羅賈瓦的女性革命是什麼意思你不知道嗎？你不是說自己喜歡Apo嗎？Apo是怎麼說的？他不是教男人要『殺死男子氣概』，要學會幫助女性嗎？
哥哥嘟囔了一句我聽不懂的庫德語。我疑惑地看著他，他示意阿什蒂幫他翻譯。
敘利亞庫德人因長期阿拉伯化，大多阿語流利；羅賈瓦革命後，庫德語教育普及，整體庫德語水準也在提升。但哥哥早早就輟學，我常聽不懂他的方言腔調。也有很多時候，我大致明白他的意思，只是他講話「爹味」太重，我寧可裝作沒聽懂，好藉機「蒙混過關」。
阿什蒂拒絕替他翻譯，這點燃了他。他猛地將手裡的手機和正在吃的石榴摔到地上，怒目圓睜地盯著阿什蒂，我以為下一秒就要衝上來打人。最後，他惡狠狠丟下一句：「幫忙？我讓她幫點小忙她都不肯！這種人，我為什麼要幫她？」隨即拂袖而去。
整個過程中，阿什蒂的手始終沒有停下來。她依舊在煎蛋、攪拌，彷彿廚房裡的鍋碗瓢盆能替她擋住風暴。但我從背後抱住她時，卻看到淚水無聲大顆滾落。
「別做了，給這樣的家人還做什麼飯？」我忍不住拉住她的手。
她搖了搖頭，輕聲說：「我得做。」
同時，伊凡不知與母親在客廳說了些什麼，哭著跑回臥室。我看她神色不對，立刻從廚房出來，輕輕擁抱她，想給予安慰。沒想到，她的情緒愈發崩潰，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突然呼吸急促，身體一軟，從我懷裡滑落，癱倒在地。
我急忙呼喊阿什蒂和小妹伊莎。
伊莎見狀，眼淚瞬間湧了出來。我趕緊示意她去打開窗戶通風，阿什蒂則端來水遞給伊凡。但伊凡已近乎窒息，根本喝不下去。阿什蒂想把她拉起來，卻使不上力，她急切地對我說：「給我搭把手，我們把她拉到門外，她需要新鮮空氣。」
我和阿什蒂一人架起一邊，費力地將伊凡拖到走廊出口。夏天的烈陽太過熾熱，我們不敢讓她直接站在院子裡，只能先停在門口。我轉身想拿拖鞋，不慎鬆了手，阿什蒂一時撐不住伊凡的重量，兩人一起跌倒在門檻處。阿什蒂終於再也忍不住，放聲大哭，嘴裡不停呼喊著伊凡的名字。
伊莎貝拉則跑去客廳告訴其他家人情況，但庫麗勒可卻無動於衷，甚至冷冷地說：「讓她受著，這樣她才會學會該怎麼做。」
最終，家人們不情不願地從客廳走了出來。庫麗勒可看見伊凡的樣子，忽然衝上前，一把抓住她的雙臂，半拖半拽地把她拉起來，聲嘶力竭地斥責：「你到底想怎樣？要不要去醫院？要去的話我們現在就開車！」絲毫沒有顧及伊凡虛弱的身體，就好像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情節－我在想辦法不一樣吸氧
這一幕讓我難以置信。當庫麗勒可的斥責狠狠砸在伊凡身上時，我體內似乎有某種力量突然被逼到了極限。我第一次嘶吼出聲：「夠了！停下！」
我意料之外的吼聲讓庫麗勒可明顯愣住，手上的動作也隨之停頓，她僵在原地，隨後退回走廊，臉上仍掛著怒意。我急忙坐到門檻上，把伊凡的頭輕輕放在我的大腿上，讓她可以順暢地呼吸。過了一會兒，她的呼吸終於漸漸平穩，不再那麼急促。為了避免她在烈日下中暑，我們小心翼翼地將她拖回走廊陰涼處。我用手臂環住她，讓她靠在我懷裡，伊莎則坐在我另一邊，眼眶裡仍含著淚。其他家人默默回到客廳，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般，阿什蒂則低著頭繼續在廚房忙碌。
我俯身對伊凡輕聲說：「你想去醫院嗎？如果你願意，我可以陪你去。」
她虛弱地搖了搖頭，輕聲答道：「我沒事了。
我注視著她，壓低聲音先用庫德語對她說：「你知道嗎？這不是你的錯。」
她只是茫然地看著我，沒懂我的意思。我用阿拉伯語重複了一遍，她依舊沒有聽懂。我只好輕輕摟了摟她，示意不用擔心、不必勉強理解。她緩緩起身，踉蹌地走進臥室，倒在床上，很快閉上了眼睛。我守在門口片刻，確認她安然休息，才轉身走回廚房，想幫阿什蒂分擔家務。
阿什蒂已做好早餐，正彎著身子洗前一天的碗。一個六口之家，只要兩餐不洗碗，就能累積這樣一大堆餐具。阿什蒂不讓我插手，但我還是徑直蹲到水罐旁，一起沖洗起來。
（阿什蒂家的廚房，茉莉攝）
當地缺水，家裡的水管早已乾涸，女孩們只能蹲在水罐旁洗完。阿什蒂用洗碗精搓洗碗盤，我接過來沖洗乾淨，伊莎則負責把餐具整理歸位。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兒蹲了多久，只記得快結束時，雙腿已經麻木發酸。但看著還沒洗完的碗，我咬緊牙關，不想讓阿什蒂察覺我的疲憊，堅持陪她完成。
就在這時，客廳裡傳來庫麗勒可憤怒的吼聲：「阿什蒂要去卡米甚利工作，你們一個個都不想回這個家！我知道，你們都不想回來！」
我愣了一下，下意識望向阿什蒂。她的眼神裡滿是疲憊。我心裡一驚──她明明叮嚀過我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家人，沒想到庫麗勒可竟然已經知道了。
這時，伊凡口渴走進廚房倒水。我輕輕抱住她，再次說出那句她之前沒聽懂的話：「今天的事不是你的錯。」
「沒事，我們都習慣了，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她撫了撫額前的頭髮，語氣淡淡。
「不要習慣，」我看著她，語氣堅定，「你們不該習慣。」
當天晚上，我們從阿什蒂的親戚家回來，妹妹們就要先回去準備晚飯，於是我和她順路去買些食材。在那個單獨相處的檔口，我問她，母親怎麼知道她將被調去卡米甚利研究院的。
她壓低聲音說：「是幹部們去告訴我媽的。大概在你來前幾天，她們把我媽請到Jineolojî中心，擺了很多吃的，耐心地解釋我的工作調動。她們和她說，『阿什蒂在哈塞克精神狀態不太好，我們想把她調到卡米甚利，讓她希望她希望她希望她能緩緩地去幫助她的方式，並讓我去尋找它和迂之家，」她們希望她希望她可以用一迂天，並讓我了解爸爸的方式，但她希望她希望她能離開那雙爸爸」。
「可是我媽回家後一直什麼話也沒說，就這樣憋了十幾天。直到今天，突然一下子把事拋出來，完全沒有預兆。」她的語氣裡既有疲憊也有無奈。
「那你要怎麼辦？」我追問。
「我感覺好累喔，我想自殺，」她用一種開玩笑的語氣再次把這個話題拋出來，但我能聽出她語氣裡的某種認真。
「不行，我不准你自殺。」我用開玩笑的語氣回擊，「如果你自殺的話，我也要自殺。」
「你不許自殺，」阿什蒂不解地說，「你已經從你的家裡逃出來了，你已經離開了那種有毒的環境，你有喜歡做的工作，你有你的夢想要去追，你怎麼可以自殺？你不像我，仍然困在這樣的環境裡。」
「可是你也馬上要去卡米甚利了。」我急忙說。
「我爸媽有可能不同意我去卡米甚利工作。」她的語氣裡透著一種淡淡的失望。
「但你之前告訴我，無論他們同不同意，你都要去的。」我望向她那雙在黑夜裡仍然閃亮的眼睛。
她回覆我：「我很想去，我想離開家。但是當我想到我的妹妹們，如果我走了，所有的重擔和責罵就會落到她們身上，她們無法逃脫這個環境，會被拖進更深的困境。」
還有三週，距離阿什蒂調往卡米甚利還有三週，而我將無法在這裡親身陪著她面對。她能否順利離開呢？家人還會繼續阻止她嗎？她還會把自殺的念頭放在心裡嗎？如果她面對圍追堵截，她能否為自己爭到出路，就像那天寄快遞一樣？如果她以後真的成了幹部，她會消失在我的生命中嗎，我會失去她嗎？她離開了之後，她的妹妹又將何去何從？
她是誰啊，她可是阿什蒂。
「正是因為這樣，你得做第一個走出家的女性，成為她們的榜樣，讓她們知道，離開家是有可能的。」我說。在夜色裡，我挽住她的手，握得很緊。 「我會陪著你的，無論在哪裡。」
（哈塞克夜景，茉莉攝）
二十公尺外的路燈下，兩道小小的身影在家門口招手──是她的妹妹們，等著我們回去。
她最後轉身望向我，堅定地點了點頭。影子被燈光拉長又收攏，我們加快腳步，往家裡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