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敏潔，第五季寫作獎得獎者
編輯：Kane，資深媒體從業者，寫作者，近年關注東南亞選題
01 「中國香蕉小學」
我們坐在這裏，一件事一件事說。爸說。
他坐在靠墻的單人木椅上，七個中國人面朝他，長木椅、塑料椅和矮凳圍成一圈。只有爸來，這樣的場面才會出現。十年前他來越南種香蕉，從無到有，如今是這片種植園的股東之一。這群人分散在六個農場裏，場長們分而治之，互不幹涉，但都用同一個名字對外售賣香蕉——向日葵。
向日葵農場沒有向日葵，爸取的是寓意：向陽而生。紙箱上印著一朵像素模糊的向日葵，旁邊兩把香蕉，不僅毫無美感，也因為在中國註冊不了「向日葵」品牌，箱子上是拼音 xiangrikui，「我們是假的」。更要緊的是，最近有客戶反饋：這香蕉，連猴子都不吃。
你先說，爸點了離他最近的場長。
雨季來了，不好洗果。場長說。他喝了酒。五點下班，這群中國人就開始喝酒，打發長夜。
這是第一件事，雨的威脅。
正值雨季，雨像是安排好的，準時讓香蕉樹在表面上精神了起來。但土壤裏的蟲子和病菌也躍躍欲試地製造麻煩，爬上果皮留下斑點。雨季助長了這一切，同時阻礙人類的幹預——清洗果實、拔除花蕊，這些美容般的工序常常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摧毀。
今天還算幸運，工人下班了，雨還沒來。爸頭頂的白熾燈刺眼，把辦公室淺綠色的墻照得發亮。中國人爭論著洗果頻率和農藥配比，想讓香蕉更幹凈，更清爽、能被人工轉化成統一的金黃色——更符合市場的審美。市場追求的完美香蕉，不是口感，而是外表。
（洗果的拖拉機。藥桶上需要有人攪藥。））
七點，雨還是來了。十月，雨季與旱季交替，雨反而更猖狂，伴著風，把香蕉樹一棵棵吹倒。暴雨也常讓辦公室停電。雨砸在鐵皮屋頂上，人说话的聲音也大起來：工人現在就像爺爺一樣。
這是第二件事，人的問題。
農場缺少工人，流失率極高。還有一些報復和偷竊行為。結果的香蕉被成片砍掉。藥管被割斷。水管更是常被破壞。中國人看到非上班時間，工人在園子裏閑逛，立刻心生警惕。肥料是農場最常被偷的物資，被下肥的工人藏在園子裏，再拿去轉賣。有一次，五場場長發現，就連肥料倉庫背面的鐵皮也被割開。他數了數，少了120包肥料。
這是一個大數目。不知道是什麽時候發生的，也不知道被偷了幾次。割開的地方被小偷聰明地用一塊石頭固定住，隨時可以再來光顧。
場長將石頭放回原位，先不打草驚蛇，想辦法——
監控。沒有配備。晚了。
配電。可以電暈人的。也沒有。
報警。不考慮，沒什麽用，沒有任何線索。
保安。信任不了。也可能是他們幹的。
巡邏。找一個可以信任的工人。誰可以信任？
又過兩個月，六場的肥料倉庫也遭賊了。小偷跑了，落下的手機有主人的照片。是在五場下肥的工人。直到最近，這個人還會出現在五場的工人居住區，距離中國人一兩百米。因為手頭上有了錢，他揚言說是中了彩票。有一次中國人報警，警察到時，他接到風聲已經跑了。工人裏有他的朋友、親戚。肥料也繼續被其他工人偷走，但因為工人太少，不能開除，只能罰款了事。
比起這些，因為農場沒有任何圍欄和地界，掛在樹上的香蕉暴露在外，常被路人偷走，也就成了一件小事。三場場長60歲，年紀最大，但是行動力強。他騎著摩托車追蹤過一個小偷，追到水果攤前看她賣掉我們的香蕉，但語言不通，又怕迷路，他只能作罷。
「都快不敢管了」，三場場長說，「香蕉沒及格」。他一向自信，今天卻罕見示弱。
人的問題，也包括這群中國人。他們自稱「土八路」。來越南前，有的當過村長、賣過油條，有的開過酒吧，有的當過菜販，也有貨車司機、廚師、保安、泥瓦匠和水電工。爸是這群人的「頭家」，在越南編織了一張關系的網——親戚、朋友、同村的，年齡跨度從14到70歲。有人來越南不是為了工作，而是要戒酒、找老婆。爸都答應了。這群中國人的共同點是：都和香蕉沒什麽關系。但爸傾向於找「自己人」，也決定了這裏的「企業文化」——大膽、瞎搞——大膽地瞎搞。
之前爸的短視頻平臺賬號叫「中國香蕉大學」，後來他悄悄改成了，「中國香蕉小學」。
對於這群香蕉小學生，越南就是這個農場，位於南部的平福省，離胡誌明市兩個多小時的車程。他們在機場和農場往返，從未真正走進越南，而是自成一個社會，說閩南話，拜土地公，種草藥熬湯，拿村裏人的名字給工人取外號。三個月去柬埔寨換一次簽證，是體會時間流逝的方式。
雨停了。工人帶著頭燈在香蕉園裏搜尋青蛙和蝸牛——他們幾乎什麽都吃：狗、貓、老鼠。白天，為了省時，他們在樹下進食、午休、排泄；下了班，隱蔽的園子又成了偷情的去處。
種植園最多時有七千多畝，略大於上海迪士尼樂園。與樂園的喧囂與奇幻不同，這裏呈現的是另一種景觀——潮濕、靜默，在暗處不斷湧動的蔓延。種植園分為六個農場，每個農場再分若幹地塊。為了確保全年都有產出，每塊地裏的香蕉處在不同生長期，在同一片土地上，人們可以看見香蕉的一生。但香蕉樹並非是樹，而是世界上最高大的草本植物，只能結果一次。果實采盡，植株被砍倒，根部的嫩芽被作為新一代培育起來。香蕉依靠「克隆」無性繁殖——每一株都與母株相同：基因相同，命運相同，沒有偶然性，也沒有差異，像是一臺無休止復製的綠色機器。
這種「復製品」流動在全球市場。為了降低成本，種植園延續著一個多世紀前的模式——大規模租地、單一作物、廉價勞工，再出口。於是你可以在任何季節，以低價買到這種熱帶水果。但在種植園，我們幾乎不吃香蕉，香蕉在未成熟狀態就被砍下、包裝、運到上海港口。而「向日葵」停在批發環節，在商場或超市的貨架上，標簽被撕去。身份消失，統一被歸類為：進口香蕉。
在越南種植香蕉，中國人對抗的是天氣、病害、偷盜，以及自身的無知。
可爸說：這已經是我們能做到的極限了。
這些話，沒有一件是對我說的。
我坐在辦公室的角落，和爸分坐兩端，其他人都背對著我。他們一根接一根地點煙，甜膩的氣息鉆進我的發絲。這是我在越南的第四個月，我已習慣這種味道，卻仍被煙霧熏得五官發疼。
爸唯一問我的是：你打算什麽時候回歸正軌？
02 隔絕
我能來這裏，是因為爸。但在他看來，我的正軌應該是留在北京，發展自己的事業，趕緊結婚生孩子。而不是在2024年6月，辭職離開北京，搬到越南偏僻的鄉下。
2024年3月，我來農場住了半個月。驅車進入這裏時，先見到的是成片的橡膠樹。是法國殖民者最先發現這塊紅土地適合種植這種經濟作物的。如今，這裏屬於越南的一個國有橡膠公司。中國人從公司手裏租下地，最初，香蕉就種在橡膠樹的縫隙裏。橡膠樹上整齊劃一的傷口切割了空間，讓人恍惚看到了上下分隔的兩個世界。
當時，我在北京的一家雜誌社工作，編輯讓我來寫點什麽。我碰巧參加了一對工人的婚禮——新娘在過道上拉了一塊布，換上租來的婚紗，鑲滿水晶珠片，寬大的裙擺讓她緩慢地走出來。我按下快門。照片裏的她卻呈現了飛奔的姿態，像是對命運的坦然。但我知道，這背後有不得已的順從。她因為懷孕才結婚的。她還不到17歲。我很難直視她明亮的眼神，而不去想生活的殘酷。
參加完婚禮，為了跟上工作的節奏，我匆忙趕回了北京。但感覺自己被困在重復的軌道上，僵硬、疲憊。我一次次地想起越南，以及那場婚禮——香蕉工人穿著自己最好的衣服赴宴，喝了酒，繞柱子跳舞，踩在碎石泥土上。輪流上臺唱歌，妻子跟人私奔的男人唱著《風雨之後會有彩虹》。突然燈滅了，黑暗裏寂靜無聲。來電後，動作和聲音又接上了，像是沒有被中斷。東西吃完了，餐盤被人收走。但酒杯得留下。倒上，碰杯，繼續跳舞，仿佛永遠不會疲倦。在這群懂得行樂的人身旁，我忘記了關於這場婚姻的憂愁，寧願相信這是一種自然的、不杞人憂天的生活。
我被異鄉的人吸引。當然，這裏也有一群故鄉的人——我從小認識、卻已陌生的人，與我的生活相距甚遠。我意識到，這是一個故鄉和異鄉的混合體。我想把自己投入其中。
辭職後，我回到越南，搬進第五農場的打包廠，這裏也是中國人住的地方——有流水線和冷庫，也有一間辦公室、一間廚房和四間臥室，其中一間成了我的房間。
那位新娘，阿環，她住的地方被稱作工人房。距離打包廠不過一兩百米，但中國人很少去那裏。
婚禮的第二天，阿環和同樣年輕的丈夫在工人房擁有了一個房間，他們的家。唯一的家具是地上的床墊，支起蚊帳。這裏蚊蟲很多，緊閉門窗也沒多大用處。整座工人房有130個房間，沒有封頂，墻和頂上的鐵板有縫隙，大到足以讓鳥飛進來。每個房間不到10平方，用半面水泥墻隔出一個廁所，最內側一個蹲坑，唯一的水龍頭在裏面，沒有門。旁邊就是煮飯、睡覺的地方。
工人房就像是一個部落。中心是個小賣部，茅草屋頂，柱子之間掛著吊床，擺上兩張臺球桌。下了班，工人在這裏打臺球，坐在地上喝酒、唱歌、跳舞。這是娛樂場所，也是公共空間。工頭在這裏召集工人開會、發工資。這裏偏僻，物資匱乏，很難買到東西，小賣部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蔬菜、肉、尿布、藥、草帽和彩票。但也容易買到過期的牛奶、假飲料和變質的肉。小賣部旁就是工人住的鐵皮房，他們在這創造出生活的空間，種菜、養雞、戀愛、結婚、生兒育女。他們很容易滿足、快樂，也很容易出現暴力，不由分說的愛和沖突。
（附近的實習理發師定期來工人房免費剪發，練手。）
那是我渴望進入的地方。起初來這裏，我關心的不是香蕉，而是為其勞作的人。但來了後發現，除非有婚禮或者生日宴會，中國人很少也很難接觸到工人的生活。工人房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場域，進入其中，我需要克服一種格格不入、引人註目的無所適從，還有中國人和越南人的隔絕。
除了居住地的隔絕，這種隔絕還來自於語言——中國人和翻譯之間說的是普通話。翻譯是越南華人，說粵語。而這些中國人多用閩南話交流。翻譯與工人用越南語。工人們之間講的是高棉語。語言的隔絕滋生秘密，也會滋生傳言、誤會和麻煩。工人房是我不敢獨自前去的地方。因為糟糕的越南語，也因為一種闖入者的感受。一天下午，我在工人房看到一個女人坐在門檻上，左手晃著像蟬蛹一樣包住孩子的吊床。我走到她面前，看到了一張飽經世事而麻木的臉，她的眼睛裏沒有任何內容，眼神直勾勾地，說著我聽不懂的話，沒有回應我擠出來的笑。我幾乎是落荒而逃。
在這個香蕉農場，只有三類人，中國管理者，華人翻譯和越南工人。我的存在令人困惑，掛著一個相機閑逛，或者待在辦公室裏打電腦。我不負責香蕉的事務，和工人沒有工作交集。但中國人自然地將我歸類到他們的角色，試圖為我建立心理和身份的隔離——中國人是管理者，你要擺正你的身份，要成為令人畏懼的人。以及，不要跟工人交好，他們不知感恩、只會跟你索取更多。
中國人很少關心周圍多余的人和事。這不是一種貶損，更像是一種中國人的性格。就像他們覺得越南人「非常現實」和「容易驕傲」一樣。我說起阿環沒錢買奶粉，中國人會說，那你在農場養頭牛，再養只羊，小孩就不愁奶喝了。我欣喜地說可以啊。然後才意識到他是在挖苦。我低下頭，抵觸這場對話。他們叫我的名字，讓我看著他們，他們有話要說——他說之前送錢給工人，讓他別往外說，但是後來別人都知道了。所以工人不可信。另一個說如果今天給了工人一包煙，第二天他們還會伸手跟你要。言下之意是，他們貪得無厭。小瓊是五場唯一的女翻譯，因為安排工作，被工人威脅過幾次，揚言要打她，房間的玻璃窗被砸破。她也勸我，不要離工人太近。
在越南另一個中國人的香蕉園，隔絕實行得更加徹底。中國人不要和工人有接觸，一切工作安排通過本地工頭傳達，說是為了人身安全。在我們農場，也因為一個工人被指出頻繁上廁所耽誤工作，就拿著西瓜刀沖到中國人面前。「不要為了種香蕉命都沒了」，那個中國老板說。
當時，我走得最近的工人是阿力。他是中國人唯一叫得出名字的工人。其他人是用生理特征，或者工種來代稱：九指、鏟苗隊長、開拖拉機的。阿力在農場工作四年，幾乎是五場建立時他就在了。在工人極容易流失的農場，這很不尋常。最初他有一群親戚在這裏。如今剩他孤身一人。妻子跟人私奔了，人人都這樣說起他。那個男人是他的表哥。兩人在深夜騎走阿力的摩托車，拿走了黃金和錢。這成為他身上最重要的故事。度過那些以淚洗面，有輕生念頭的日子後，他恢復了開朗的個性。在地裏幹活，見到中國人，他常做出喝酒的姿勢，然後指了指工人房的方向。意思是晚上去他房間喝酒。幾乎每次我都去。喝酒是工人最主要的娛樂活動。喝完酒唱歌。音響是除了摩托車外在工人心裏最必要的物件。幾乎每晚都有歌聲從工人房傳到中國人的房間裏。
我明白隔絕的產生，是中國人作為管理者的必要——需要確保自己的安全，也需要有足夠的威信去管理工人。也因為他們害怕我受到傷害。通過索取、借錢不還、撒謊或者暴力。中國人把我拉進他們的陣營，我想走出來，但也無法走入工人的陣營。我只能常通過翻譯小瓊打聽工人的事，結婚、生日我都赴約。也不拒絕借錢的請求。但也只有少數和我相熟的工人會向我借錢——需要路費，需要還債，需要給小孩買吃的。工人長期處於赤貧、賒賬的狀態，常常領完工資，還完小賣部的錢，就又身無分文了。我會在能接受的範圍內衡量這筆錢，也做好收不回來的打算。
來越南前，我聽爸說，工人是無國籍者。來了之後，發現工人被越南人稱為「柬埔寨人」。之後我才知道他們真正的身份，高棉人。我開始查閱他們的歷史，意識到，他們對於隔絕並不陌生。
工人來自越南南部的茶榮省和朔莊省，位於湄公河三角洲，曾屬於高棉王國。被越南占領後，高棉人成了越南的一支少數民族，高棉族。但他們依然遵循高棉文化，說高棉語。但被正統的越南社會所隔絕。在越南官方和城市中產階級中，他們將高棉人描繪成原始和落後的，文化水平低。
那些我從生活中得來的隱約感覺被證實了。農場的會計是京族，越南最大的民族。他說，工人很難溝通。工頭也說，這群柬埔寨人的思維和正常人不一樣。言下之意，不開化。而高棉人自己也意識到了危機——很多人過早輟學去務工或者務農，失去擁有體面工作和進入中產階層的機會。如果有人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人的反應是，這麽好的工作怎麽會輪到你？意思是，怎麽可能輪到我們。即便在高棉人聚居的湄公河三角洲，他們在公共決策中也缺少話語權，高棉人多種植水稻為生。但就算離開家鄉，他們也總被稱作「稻農」，也還是從事薪資低微、技術含量低的工作。
比如種香蕉。我們的工頭之一如今壯大了事業，除了這裏，他還是七八個香蕉種植園的工頭，其中也包括越南人的種植園。我原以為是中國人語言不通才需要工頭。但我後來了解到，這是種植園的一種常規手段，將工人外包，工人也可以被偽裝成臨時工，無須繳納社保和醫保。這種本質上松散的雇傭關系使得種植園可以規避責任，高棉人的利益更是無法得到保障。
（2024年7月，我和一群工人跟著阿力回了老家。湄公河三角洲宽阔的稻田。）
我看到阿環不再是那個快樂的新娘，憔悴，身材臃腫、穿著睡衣來上班。她在打包廠工作——香蕉被整齊排放進紙箱，她拿改裝的吸塵器抽出包裝袋裏的空氣，香蕉在她手裏有了一層緊致的保護，以應對海上航程而不至於腐爛。在流水線運轉，長時間的站立讓她的背部疼痛。除了春節，工人沒有假期，更沒有產假。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錢。農場的女人除了懷孕、生產，也幾乎不停歇地工作，夫妻雙方一起賺錢寄給老家的孩子和老人。阿環一直工作到孕期的第八個月。
生產那天，她發了和孩子的合照：chuối xin chào cô chú nha（香蕉向叔叔阿姨問好呀）。
他們將小孩取名為「香蕉」。
03 蘇的出現
在越南的第三個月，有人問我是不是常駐越南，爸會替我回答，不是，她在北京有工作，當記者！但私底下，他形容我是，北漂失敗。一開始我有些惱怒，說自己是主動離開的。但也許他看出了我內心深處的恐懼。去北京上大學、因為媒體工作留在北京八年，我從未對北京產生過真正的歸屬感。但離開北京，就意味著放棄了能帶來身份認同的職業，成了一個沒有社會位置、沒有保障的人。跟這裏的中國人一樣。他的意思是，眼下我也屬於這個「失敗者陣營」了。
但當我想租下農場附近的一個民房，是爸支持了我。他說，她需要一個安靜的地方寫作。只是我的寫作一直沒有什麽進展，我必須去做一些實在的事情——做農藥的出入庫表格、做日常的采購、記賬……才能緩解我無業的緊張。我從來不是鬥誌昂揚的人。有時我會說，我是去越南種香蕉的、是去啃老的。以一種被動的姿態形容我做的選擇。有大量的時間空白。我是不是在浪費生命？脫離了工作的評價體系，我該用什麽標準來看待自己？我該如何在這裏建立我的生活？
在農場馬路之隔的地方，我租下這個房子，是越南鄉下常見的建築。大門形狀窄小，但內裏深，采光不足，墻壁粉刷成青色。租金人民幣600元一個月，只是年久失修，狀況堪憂。大門破了，用膠帶粘著，臥室門玻璃碎了，剩個框架。鐵窗生銹。浴室和廁所在屋後用水泥和鐵皮搭建，漏雨，蚊蟲多。沒有洗手池，蹲著洗漱。被胡椒樹和橡膠樹遮蓋，入住之後發現，天花板持續掉落硬殼蟲，掉到地上，也掉到床上。寂靜的午夜，讓人出現下雨的錯覺。但為了表明我長住的決心，為了在打包廠和工人房之外創造一個打破隔閡的空間，我告訴自己不要在意，每天掃地，定期晾曬發黴的護照、相機和書。每次洗澡帶上一枚蚊香去浴室掛著，主要作用是心理防護。
我就是在這個房子結識蘇的。她接受了我的主動邀約，定期來打掃房間，賺些外快。
因為蘇會說中文。她叫「林式蘇」，越南女人的姓和名之間有個「式」字。那時候蘇剛來農場，但我已經認識了蘇的母親和兩個兒子。兩個月前，他們三個人來農場找活幹，因為有親戚在這，也因為農場對工人幾乎來者不拒。兩個男孩，一個13歲，一個11歲，都沒讀完小學。他們年紀太小，先是被安排去除草。這是香蕉園最末端、乏味、沒有技術含量的活。長遠來看，那基本是徒勞無功的，草很快又冒出來，永遠無法根除。但為了保護香蕉的養分，也為了給無技能工人工作的機會（按照工時算工資），除草每天都在進行。一天傍晚四點，我們騎摩托車路過蘇的大兒子，其他人都完成任務下班了，只有他和另一個同齡的女孩還沒做完。從早上六點開始。
他們熱情地迎接了我的鏡頭，曬得黝黑，額頭上汗津津的，靠著鋤頭比耶。蘇的母親正坐在地裏等外孫下班。她說外孫是孤兒，她獨自撫養長大的。她75歲，做不了工。只能兩個男孩賺錢。
（蘇的母親，正在等外孫除完草。）
但蘇出現了。我後來理解老太太說的「孤兒」狀態，是指蘇在生下兩個男孩後，把孩子留給她，經過中介認識了一個中國男人，嫁去了廣西。和很多越南女性一樣，蘇是通過跨國婚姻學會的中文——是生活逼迫她學習這門語言。在中國五年，雖然不認識字，但蘇會說流利的普通話。回到越南，蘇在我們的第二農場工作，認識了一個男人，有了小女兒。第一次來打掃時，她告訴我只打算在這裏待一段時間，等到了季節，就回去幫丈夫賣螃蟹。現在的丈夫是另一個男人。
蘇對於這個香蕉園並不陌生。她的家族有十多個人在這裏工作。大部分工人是口口相傳，拖家帶口來到這裏。新工人帶上身份證找翻譯登記，第二天就可以打卡上班。辭職也是，跟工頭結算工資便可以隨時離開。公司與工人沒有簽合同，通常並不知情工人的來去。工人的流失率極高。開除工人也成了件謹慎的事——十幾個沾親帶故的人可能會一塊離開。而分配工作的智慧是，給一些人分配重要的且工資更高的工種，就有可能讓他們的整個家族長期穩定地在這裏工作。
蘇個子小，腰間的松垮是多次生育的痕跡。但她皮膚細膩，頭發黑而順，大眼睛之上，眉頭一皺，眉毛的幅度展現了她的憂愁。這是她在自拍裏常有的表情。她喜歡拍TikTok，百無聊賴躺在吊床上，對口型唱歌。視頻下方，總有男人的留言，好幾個愛心。她是那種隨時準備講述自己故事的人，在我的房子裏，我們說了很多話。蘇下了班，我也常獨自去工人房和她聊天。在工人房，我們用中文仿佛是一種加密語言，她可以無所顧忌。
因為蘇，出現在工人房的我不再是無所事事的窺探者，她幫我打破了這一層隔絕。
但工頭，是依靠中國人和工人之間的隔絕工作的。蘇的出現，引起了工頭阿河的註意。
認識蘇沒多久，她決定留在農場，不再回到丈夫身邊。房間租金讓她發愁。工人每個月的工資都交由工頭發放，房租和雜費也是由工頭收取的。五場的工頭阿河最近發布了新命令，不允許工人一個人住一間，否則收取100萬租金（約人民幣300元），這對本就拮據的工人是很大的負擔。一個房間45萬，為了節省房租，工人多數是一家人住一間，加上孩子，有時候會住5個人。但也有少數單身的工人獨居。沒人明白新命令的意義是什麽。空房間還有很多，也沒有新工人來。但工頭阿河的心情變化多端，也意味著工人處境的時好時壞（或者只會不斷變得更差）。年幼的女兒不算一個勞動力，本質上蘇是一個人住一個房間。她需要找到一個室友。
我第一次知道工人的處境，是在三個月前，阿力來公司喝酒。他說工頭不允許工人外出買食物，只能在小賣部高價買。如果要買，工人得穿過香蕉園到橡膠樹旁的馬路上，和流動攤位偷偷接應。回來路上用黑色塑料袋提著。被發現在外面買25公斤米，罰款50萬越南盾，一個工人兩天多的工資。有一次，幾個工人集資買了一頭豬回來吃，就騙工頭說是撿了死豬。工人懼怕她。因為工頭可以隨便找理由扣工資，或者開除他們。來公司喝酒，對阿力來說是難得可以跟中國人講述處境的機會。
但這群中國人和翻譯已經司空見慣了——跟公司說有什麽用？公司也幫不到什麽忙。站在公司的立場，公司支付工頭費用，授權工頭發工資、收房租，管理工人，就算出現問題，也是工人和工頭之間的。工人和公司屬於兩個系統，工頭擁有對工人的隨意處置權，中國人很難幹涉。但對初來乍到的我來說是一種沖擊——人可以活在這樣的管束之下嗎？可以這樣被毫無尊嚴地對待嗎？對於權力差距巨大的兩群人，可能達成某種溝通嗎？
我和農場如今的負責人，也就是我的三叔說明情況——工頭收取過高的房租，收取額外雜費。我還打聽到，公司給工人的房租補貼，也被工頭私吞了。三叔通過翻譯告訴工頭，不要苛待工人。要細水流長地賺錢。否則，公司不會跟她買肥料了，這是工頭阿河主要的收入來源。
三叔認為，這已經是一種警告，構成了威脅。
但是第二天，工人房進行了一場會議。
阿河和她的男人沒有到場，意誌通過副工頭傳達。她叫拉拉，也是工人，但被提拔，代替阿河管理工人。在小賣部，工人們站著、蹲著，拉拉拿著一個喇叭問，是誰去向公司告狀？有什麽用？如果再去，後果很嚴重。警告完工人，又說，這個月每個人多收3萬越南盾。有工人被懷疑是告密者，被臭罵一頓。
但是至此，三叔不打算再做更多，他認為在這個地盤種香蕉，是一個短期生意，「穩定運行，不要瞎搞」。我完完全全敗下陣來。我除了空有一個「老板的女兒」的身份，沒有能力，沒有實權。我認為我做了正確的事情，非但什麽也沒有改變，還讓工人的處境變得更糟糕。
（踩在梯子上为香蕉抹去花蕊的女工。）
現在，三個月後，蘇在我面前為高昂的房租苦惱時，我除了跟她一起罵工頭什麽都不能說。我無法許諾我會幫她，或者未來更好之類的。她告訴我，在這裏工作是不得已的選擇，「賺的錢全還了回去，還給工頭，還給生活，一點不剩。但是在老家更沒事做，活不下去。」
很快，蘇自己解決了這個問題。發工資後，蘇和阿力辦了一個倉促的酒席，不正式的婚禮，作為一種公開的表態，宣告他們的同居。之後，女兒交給蘇的媽媽，和兩個兒子住在一起。住在工人房，過的是一種群居生活，鐵皮房不隔音，閑言碎語時常發生，還有很多瑣碎的沖突。酒席之後，她就能名正言順搬入他的房間。在香蕉園，這是一場婚姻的開端，他們成為了夫妻。
蘇和阿力是我最熟悉的兩個工人，我察覺到了愛情發生的跡象與進程，也驚訝於他們投身的迅速。酒席上，工人拿兩個鐵鍋作鑼，筷子敲打農藥桶作鼓。他們跳起舞來，雙手在空中轉動，身體扭來扭去。我看到他們艱苦工作，一貧如洗，但卻在愛，人也快樂。
但兩個月後，突然有一天，蘇告訴我，工頭阿河要趕她走。前一個晚上，她和阿河因為房租起了爭執，阿河的男人拍桌子，讓她滾。但她認為更主要的原因是，阿河認為她和中國人交往甚密。
這個中國人，除了我沒有別人。我心生愧疚，我想留住她。但那段時間，蘇經常被發現偷懶，只好安排去除草，但她不會用鋤頭。那就沒有什麽活給她幹了，他們告訴我。她並非一個好工人。
那就不要了，三叔說。這樣的事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之前也有一個女工人。和蘇一樣，去中國生了兩個孩子後回到越南。因為會說中文，她被提拔成管理層，也和阿河發生了沖突。三叔不想介入，只給她轉了些錢，「最後我也沒有幫她出頭」。
（清晨六點，扛著鋤頭去除草的女工。）
我知道蘇在五場是絕對不能待了。就算用公司的名義去保住她，她也會受到工頭的諸多刁難。與此同時，愛情也快速地消散了。蘇發現阿力還沒和私奔的妻子離婚，而蘇的前夫出現在農場，進一步破壞了他們的關系。但是蘇不想走，明確表示讓我爸出頭，把她變成公司的工人。爸是商人思維，問我：你管她幹什麽？我只好給蘇找了兩條後路——先去六場工作，六場離五場很近，她也有親戚在那，那是另一個工頭的地盤。如果這個選擇失效，可以安排蘇去一場，給中國人做飯。
但是幾天後，一個中午，我看到蘇發來的信息，她說她要離開這裏，回老家了。
我趕緊給她打去電話。她正在收拾東西，聽起來並不遲疑、難過。她說會讓兒子把錢還我。
我意識到她是真的要走了。這是我之前從沒想過的。我走出家門，看向工人房的方向，視野沒有遮擋。因為這條土路的兩側，香蕉收成，樹被砍倒，整齊的枝幹排列在地上，重新化作新的養料。而沒等土地休息多長時間，新的一輪種植又開始了。新的生長，舊的死去，全部混在一起。
在電話裏，我問蘇，要不要去一場給中國人煮飯？這是比當工人更好的選擇。我問過她是否擅長做飯，她說是的，並且可以隨時學習新的菜式。
但這次她說，我不去了。我做飯不好吃的。
掛掉電話，我走回房間，泡羊奶粉，給四只貓崽餵奶，貓媽媽失蹤了。有人說被車撞死了。在這個地方，離別是突然和慘烈的。餵完奶，我騎車去工人房，想再見蘇一面。但她已經走了。
翻譯小瓊告訴我，工人間有了傳言，蘇被趕走，是因為會說中文，工頭怕她跟中國人告密。
小瓊說：告什麽密，公司都是知道的。
沒說的是，反正公司也做不了什麽。
反正你也做不了什麽。
04 使不上勁
一個尋常的上午。三叔坐在辦公室，有人推門進入，坐下。他認識這兩個人，其中一個是華人，會說中文。後面站著三個陌生人。三叔看向門外，滿眼形狀各異的紋身，紮堆站著。
黑社會。他在心裏給這群人定了性。知道眼前的人來者不善。果然，對方開口，15億越南盾。
這是2021年，五場剛開設，是面積最大的分場，為了不讓之前的工頭獨大（他會組織罷工），需要新的工頭。工人每工作一天，公司就會付給工頭1萬越南盾，工人越多，工頭拿的錢越多。眼前這個人自告奮勇。但他招不來工人，也無力製衡另一個工頭，香蕉遲遲種不了。
三叔讓阿河替代他當工頭。但對方不會輕易離開，現在，他開口要公司賠償15億越南盾（約人民幣40萬元），緣由是他在工人房旁建了四間磚房。這是有備而來的勒索。
不可能，三叔聲音大了起來，試圖跟對方講道理。但僵持不下，他舉起手機偷拍了一張照片。如今他從微信的收藏裏翻出來給我看，再回想，若是真的不害怕，他是不會一直大聲說話的。
三叔給阿河打去電話，因為阿河即將代替這個人，成為五場新的工頭。那段時間三叔每天傍晚在香蕉園裏散步，阿河會來陪他，走四五公裏。兩人語言不通，依靠手勢交流。但這說明，他們此時屬於同一個陣營。阿河沒有出現。但是叫來了兩個人。人數少，穿得幹凈。重要的是，來的人手裏有一把小型手槍。沒用上。兩方沒起爭執，反而相視而笑。應該是認識的，三叔說。形勢開始逆轉，對方同意了五億的賠償。經過翻譯，現場起草協議，簽字，不再糾纏。
（在五場的打包廠長大的雙胞胎。）
如今五場平穩運行。每天下午，三叔開車去附近簡易的健身房，在跑步機上走一小時，試圖重建被破產擊垮的身體。他在越南的飼料廠不到兩年倒閉了，欠債數百萬。如今他在辦公室煮中藥喝。房間裏有養生儀，他綁上腰帶，在腳底抹凝膠，踩上儀器，開始流汗。但又不能流太多汗，發虛了還得再吃補藥。泡藥浴。吃酵素。不社交。有人形容三叔，「臉上仿佛長了一層毛」。
對於失敗的恐懼還是盤踞在他的心上。他說，「不能再走一遍那種日子了。比死還慘。」
不止是身體層面的倒塌，還有精神上的。破產之後，三叔對於人性的失望隨之增長。他出生時，爺爺奶奶用這個兒子去換了一個女兒回來，三叔被換到了一個有三個姐姐的家庭。8歲，他知道自己的身世，是養母帶著他坐公交車，又步行幾公裏進村，在他本該生活的地方，告訴他，如果不乖，他就會被送回這裏。在國內開廠他賺到錢，回饋他們。但在越南失敗後，養父把安置房的協議藏起來，怕他拿走。對人的失望減滅了他的很多欲望，無論是人際交往，還是事業上的。
2021年，爸將三叔「從深淵中拉出來」的方式，是讓他來接管農場。三叔剛來，接手的就是一個混亂不堪的體系——農場的外交關系是由越南翻譯發展的，工人掌握在越南工頭手裏，而公司名義上的法人，也是兩個越南人。
在外，越南翻譯錦絨是農場的代表。2016年，看不慣中國丈夫的無能，她只身一人回到越南。在飛機上，她認識了老松。老松是當時農場的負責人，他很敏銳，邀請錦絨來農場工作，一開始煮飯，後來當翻譯，也成了他的情人——因為這層關系，初期錦絨掌握了農場和橡膠公司、保安、公安以及其他當地部門的關系。在越南，私下的疏通比表面的流程來得重要。她的外交手段講究萬無一失，過節時會送出40多個紅包。「老松時代」結束後，錦絨有過一次出走，因為她沒有被選為五場的法人，還被收回了她外交的權力。一開始，用感情留住一個女人在農場工作是有效的方式。但是對於錦絨來說，之後得是權力和利益。爸親自去找錦絨回來，讓她入股，成為股東。因為她是一個「心思不壞」的人，也因為她已經通過發展關系建立了自己的根基。
去年3月，我在農場還是遊客身份，錦絨說要帶我去玩。回農場時天黑了，她不走新修的的柏油路，而是走香蕉園旁的水泥路，坑坑窪窪的，被運送香蕉的貨車壓壞了。我用力抓握後座扶桿。她讓我放心，如果有人看公司不爽，會偷香蕉，但不敢搶劫。她說，碰到我他們找死。
「這條路就是我們的家，這就是我們的香蕉園」。
但作為實際投資者，這群中國人沒有任何歸屬感。三叔形容，農場的生存模式就像是手握在一把刀的刀刃上，不僅出血，還使不上勁。但他的管理風格是，沒弄到命脈，就沒事。
「我們只能一邊強硬，一邊慢慢退讓」。
重點在於退讓。
五場的工人房，一部分是工頭阿河向公司借錢建的。之後，三叔讓她自己出工人的房租補貼來還錢。但我發現，阿河偷偷取消了給工人的房租補貼。她在用原本該給工人的錢還公司的債。所以阿河忌憚會說中文的工人，必須將蘇趕走。
為什麽不直接用肥料錢抵債？我問三叔。公司每個月都會向阿河買肥料。
三叔說，阿河也很慘的，她也沒錢。如今的局面，中國人都告訴我，這不是阿河的錯。中國人認為一定是那個男人從中做梗。他們認識離婚之前的阿河——2021年之前，阿河投資了很多土地，樂觀，常常笑容滿面。後來她認識了一個男人。被男人打，兒子去把她帶回家，但是她還是和男人聯系。兒子問她，選這個家還是選那個男人？阿河給出了答案，和丈夫離了婚，和男人搬進了工人房的小賣部，經常打架。她變得憔悴。土地價格下滑，她的經濟狀況也一落千丈。但在47歲這一年，她懷孕，和男人生了一個女兒。她是名義上的工頭，而實際上男人幹涉了很多。
阿河惹不得，更重要的原因是，阿河是農場的法人之一。越南法律規定，外國人或者組織不能直接獲得農業土地使用權。只能選擇一個越南法人掛靠。阿河被選中，是因為她曾經穩定的生活。她有家庭，有肥料店，人生出現劇烈動蕩的可能性較小。還有信任關系。農場初期，資金周轉不過來，拖欠肥料錢，阿河也不催款。幾年前倉庫發生大火，損失慘重，爸記得阿河哭了，還把3億越南盾放到爸面前讓他救急。還有，她和農場有深層利益綁定——農場是她最大的肥料客戶。
也就是說，阿河是農場的實際所有者。香蕉的成本可以計算，但人的風險不能。三叔告訴我，幾年前，在我們農場附近也有一個大型的香蕉農場，老板和我們來自同一個小鎮，選擇和一個越南人合夥，並且讓對方擔任法人。在一系列沖突之後，法人說：這是我的地盤，你們全都滾。中國人最終離開了，但無法帶走香蕉和設備。如今這個越南人還在之前的地盤上種植香蕉。
聽了幾個類似的案例，中國人形成了一種心理防禦——越南人不可信。我們只是走運。
在中國人眼裏，越南工人也可以被認作是一個共同體。也是在阿力的房間喝酒，一個年輕人在拿酒時被藏在啤酒箱裏的一只幼蛇咬了，銀環蛇，劇毒。我們勸他去醫院，他的哥哥說沒事的。確實沒事。活下來了。後來偷六場肥料的就是兄弟二人。五場的肥料被偷了之後，中國人只好在倉庫後側挖一個一米寬、兩米深的大坑。類似於護城河，讓小偷無法從背面接近倉庫。但也只是防範作用。小偷三不五時回工人房喝酒，工人會幫他掩護、幫他逃跑，知道中國人拿他沒辦法。
香蕉這種看似無害的水果，它的歷史卻充滿了人類的野心與剝削。提起香蕉，人們經常會想到「香蕉共和國」——在二十世紀的中美洲，幾個小國的經濟單一，完全依賴香蕉出口。政府軟弱而腐敗，為了保障利益，美國公司甚至可以扶持、收買或推翻政權。這是一種資本殖民。
但在越南這個種植園，中國人夾在多方勢力之間，試圖在縫隙裏找到生存空間。
需要見到手槍的危險時刻，再也沒有了。但中國人始終走在鋼索上：隨時可能被收回土地，也隨時有可能被趕走。土地合約陸續到期，中國人只想趕緊種完香蕉，趕緊離開。
（用肥料袋作隔斷。墻上掛著一副胡誌明像。）
05 東山再起
2024年3月，我第一次單獨和爸飛往越南，在高崎機場時被盤問，為什麽出國？
廈門這個機場是管控出國人員最嚴厲的機場之一，特別當目的地是東南亞。種香蕉！爸語氣強硬，徑直往前走，工作人員沒反應過來，就讓我們走了快捷通道。
10年前，一個投資失敗、破產的人找上門，讓爸一起去越南找地種香蕉。許多人對他避而不及，只有爸相信他。他形容爸有開放的心態。但那一年，因為領土爭議，越南多個城市爆發了大規模反華遊行，從街頭示威很快演變成了打砸燒搶，目標是「中國工廠」。出現人員傷亡。次年春節後，風頭平息，爸才第一次踏上越南的土地。第一天，他去看地。第一天，就定了要租的地。
因為能賺錢，他說，因為越南沒有颱風。2014年，就是因為颱風，中國香蕉主產區廣西、廣東和海南的種植園有大規模的香蕉損毀。其他地區的香蕉價格上漲，也迎來了投資高峰。
但是第一年，越南的氣候就給了他一個教訓。爸不知道越南南部沒有四季，只有旱雨兩季。雨季幾乎天天下雨，但是到了旱季，長時間見不到一滴雨，他沒有為香蕉準備好足夠的水。2015年8月，他在越南種下了12萬棵香蕉，第二年旱季，香蕉樹因為缺水生長緩慢，葉子都垂了下來，他趕緊從中國運來柴油機抽河水灌溉。而局部強對流引發的大風，又吹倒了3萬多棵香蕉樹。
（被風吹倒的香蕉樹廢墟。）
你連越南的氣候都不知道，怎麽知道能賺錢呢？10年後，我問他。
在飛機上，爸在我身旁睡著，他坐得筆直，垂著頭。頻繁應酬、喝酒導致的大肚子挺了出來。我第一次仔細地觀察他。他的後勃頸腫大，總是酸痛。而眼睛周邊密密的黑點，是熱帶蟎蟲留下的痕跡。睡著之後，擡頭紋的溝壑沒有消失。還有白發，長出來就不會再消停。
爸說，憑感覺。
在中國的語境裏，越南是「復製中國製造」的新工廠。因為中美摩擦，大企業把生產環節外遷，供應商跟進，紡織、製鞋、家具、電器接連轉移，新聞裏寫的是投資、地價和全球產業鏈。
但對爸來說，沒那麽復雜。越南就是一塊能種地的地方。只要氣候適合、土壤能用、工錢便宜，是越南也好，是老撾、柬埔寨也好，都一樣。他不害怕去陌生的地方發展事業，也從不學語言。比起知識和信息，他更相信口口相傳，相信人的關系，相信直覺和經驗。
虧錢了怎麽辦？我問他。
虧錢了再賺，他說。去越南前一年，他在菲律賓種香蕉就虧了。但他習慣了從頭再來。他對於金錢的態度大膽，所以從不讓我知道家裏的經濟狀況。畢竟在他的野心下，總是處於負債狀態。我10歲時，他常說要我長大後替他償還銀行的30萬欠款，一定程度造成了我對錢的謹慎和不安。
好在時運不錯。爸在越南的第一年，香蕉趕上高價，沒賺到錢，也沒虧本。爸看到了希望，只要解決水的問題。2017年，經過阿河介紹，找到了現在的土地，更大，更符合他的野心。彼時幾乎沒有中國人在越南大規模地種植香蕉。爸找人入股，抵押房子、貸款。我一無所知。後來媽說的那是一種「錢咬錢」的方式，她也去借高利貸給他。即使如此，也必須往外走。
1988年。爸14歲。初二開學那天，他遲到了，拿著鬥笠扇風。校長叫他出列，說扇什麽扇。那我不讀了行嗎？他順著說。初一讀完他就想輟學，數學老師去家裏勸他，還幫他出學費。這次老師又來了，他正在水溝抓魚吃。但他心意已決。因為沒有自行車總遲到，因為不想當班裏唯一一個屁股上有補丁的人。因為媽媽是殘疾人。因為家裏需要他——「就這麽永遠離開了書桌」。
上個世紀80年代末，一個貧窮的、沒有怎麽受過教育的農村少年，會有什麽出路呢？為了賺錢，爸擅長以假亂真，用古厝庭院的井水自製過假汽水，「金三角」牌的，據說味道不錯。冬天，他穿厚厚的衣服去買煙，老板把煙放在櫃臺上，轉身去拿別的，爸立刻掏出長得一樣的假煙，把真煙塞回衣服裏，再拿去賣。停電是他施展手腳的好時候。都是一些荒唐而危險的把戲。
在同村人的拉扯下，他14歲北上濟南，成為香蕉工人。彼時，隨著私人企業被允許，中國的農產品市場出現了。在北方，香蕉新奇又昂貴。南方生產區的人看到商機，將香蕉運到北方售賣。爸將香蕉催熟，運到批發市場，判斷行情，扯開嗓子喊價。每個月他拿到180元，多數寄回家。夏天，山東農忙割麥子，香蕉買賣暫停。爸回鄉照顧300多棵香蕉樹，認識了隔壁村的女孩，她也不讀書，12歲去采茶，在工地攪水泥做小工，也編裝香蕉的筐，用稻葉編給香蕉防寒的草席。
後來，一直有人問媽，膽子這麽大，敢嫁給他？結婚的時候，媽用做活的錢買了家具，爸拿來兩千塊錢，走個過場，又拿走了，說是要去投資。等媽生下我，爸從北方回鄉收購香蕉。在當香蕉工人近10年後，爸開始與人合夥做生意。香蕉運走了，但是貨款一直沒到爸這裏。最後他背上了數十萬的債務。在九十年代末。經常有人來家裏敲桌討債，家裏所有值錢的家具都被搬走了。我兩歲時，我們全家跑路，但也只跑到了隔壁村媽的娘家。那段時間爸沒有出去工作，是媽養活我們——她騎自行車去買賣破爛，車太重，上坡的時候只能推著，她的大腿和腰被磨出大片淤青。
我們所在的閩南小鎮上立著一所香蕉博物館。在上個世紀末，小鎮因盛產香蕉聞名。香蕉，曾經是鎮上多數人的出路——圍繞著香蕉種植、貿易、商超、加工，遍布全國的香蕉產業鏈。如今鎮的招牌上寫著「愛拼才會贏」，旁邊畫一把黃香蕉，香蕉以這樣的方式存在於村民的精神裏。
有人告訴我，你們鎮上的人改變了香蕉。隨著耕地減少，小鎮的香蕉已經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這片土地上的人也有了流動的需要。在越南的同奈省（在越南最新的行政機構改革中，我們所在的平福省被並入了同奈省），遍布中國人的打包廠，他們從本地農民手裏收購香蕉，出口到中國。這群中國人多來自於福建漳州，來自我們小鎮。他們的出現使得香蕉被大規模擴種，省份合並前，該省的種植面積占越南東南部70%以上。
但爸說，是香蕉改變了我們。到農場來的中國人，多是一群在中國找不到位置、被淘汰的人。
當我告訴三叔我要寫這篇文章時，他說，我們的工人就是三十年前的他們。他也是在10多歲時，就在連雲港的地下防空洞賣香蕉，扁擔挑起一側一百公斤的香蕉，走長長的樓梯，上上下下。
貧窮。早早輟學。底層工人。負債。被人看不起。無可奈何的生活。
初來農場，我看到的是隔絕，以身份劃分位置，只要是個中國人，就能成為管理者。但後來，我在兩波人之間穿梭，雙方的故事在我這裏匯合，我才意識到他們的相似之處。
我開始理解表弟的疑問——為什麽要可憐工人？他們窮、慘，關你什麽事？比起我，他跟工人有更多工作上的交集，騎著摩托車下地監督工人工作，工人也常開口向他借錢，讓他請喝飲料。他不情願，但還是會做。他認為自己也是來「打工的」，工資不比工人高多少，處境也不好多少。因為義務教育，表弟拿到了初中畢業證書，但14歲他就去打工，搬運家具，在空調房裏衣服還能擰出水來。他發誓，不要當工人，要當老板。表弟到越南來已經8年了，但夢想還遙遙無期。
五場的場長，外號叫大頭。在我們村裏，他經營過藥房。在鎮上，他開過第一家清吧（後轉型成KTV）和汽車維修廠（一種集資騙局）。欠了幾十萬，他才到越南來的。大頭會說起那些蟲子。白天，走進香蕉園裏就沾染一身的白色小蟲，像米粒倒了他一身。蟲躲在爛桿裏，農藥怎麽噴也沒有用。晚上，一旦睡著，蟲就爬進他的夢裏。剛來農場三天，從來沒有種過香蕉的他開始獨立管理香蕉，他在農場到處問，沒有任何人能給他答案。他只好求助網絡上的專家，一遍遍的，直到對方不再理他。現在他堅信，是蟲子開始怕他了。大頭說，這裏是東山再起的地方。
一開始，我以為他說的是經濟上的。畢竟來農場的中國人幾乎都還在還債。信用卡。貸款。私人的債。有人被法院起訴、被限製高消費，來越南是「跑路」的一種方式，而回國時因為擔心護照被剪掉無法再出境，只好偷渡回去。
但大頭身上有一種偏執。最得力的翻譯離開了，他也不動聲色。他說，我不需要他們任何人，我一個人也可以。因為他就在高壓和陌生之下，一步步掌控下來，消滅了蟲子，把微小的香蕉苗，種成了一串160多斤的香蕉。
在這個過程中，大頭也重建了自己。來越南三年多，他的父親至今不相信他可以種出香蕉。大頭回國，他爸還說，「好好幹啊，不要浪流連」。這是一句閩南語，形容人無所事事、四處遊蕩。現在他的香蕉被認為是我們農場最好的。我才意識到，大頭說的東山再起，是指人的意誌。
這群中國人和越南工人，是兩個國家在不同歷史進程擁有相似處境的人。種植園將他們放置在了同一時空，是同樣沒有保障且不確定的生活，是不得已的選擇，是背井離鄉過一種農民生活。
（大頭每天都騎摩托車、扛鋤頭在地裏巡邏数次，掌握香蕉的情况。）
06 求生
去年底，蘇之所以匆忙離開，是因為女兒的爸爸從天而降，幫她還完了所有的債，帶著她們走了。我的無能無法留住她，但她找到了看似更好的方式。另一個男人。新生活的可能。她告訴我，過年後，計劃把女兒送到自己媽媽身邊。那個男人會買土地、建房子，他們會生活在一起。
蘇32歲，是家裏七個孩子裏最小的，沒有上過學，17歲開始周旋於男人和生育之間。但她並不將之看作是自己的主動選擇。因為離婚被人看不起，所以母親總是要給她找下一個男人。因為男人對她不好，母親又「不給我要他了」。這是蘇進入和離開每一段婚姻的理由。以母親的名義。
蘇說起那些男人，無一例外都是稱呼「老公」，一開始我分不清他們。後來我慢慢理清了她以男人和生育為坐標的生活。17歲。第一個丈夫。大兒子。第二個丈夫。二兒子。中國丈夫。兩個兒子。越南丈夫。小女兒。現在的丈夫。未生育。之後是阿力。每次她都當作是一次婚姻。但蘇在越南從來沒有領過結婚證。孩子生了，跟自己姓，戶口放在自己父母那裏，交給母親撫養。
「因為媽媽找老公給我，她幫我養小孩，她不敢罵我的。我老公多，她也不敢罵我的。」蘇的語氣並不沈重，而是夾雜著一種狡黠。
但和阿力的結合，更明顯是蘇自己的意願。和阿力戀愛後，在我的房子裏，蘇告訴我，「我不給他煮飯，不給他洗衣服，也不給他睡覺」，她這樣宣稱，將三者並列。她清楚自己在用身體和勞動做交換。很快，她就給出了自己的籌碼。我再去找她，已經是在阿力的房間。她白天上班，下了班煮飯、洗衣服，兩三天洗一次，做工的和日常的兩人加起來有十幾套。我邀請她來家裏玩，但她太累了。工人房水管太久沒有清理，停水，洗衣服只能去外面。洗澡、沖廁所的水則要提回房間。蘇煮了一道豬腸，兩個人可以從早吃到晚。但下午四點，早上煮的飯已經餿了，她摳幹凈飯鍋，重新倒進去米，等阿力下班回來吃飯。
兩人一起生活，阿力出食宿費，但不打算負擔她的開支。她也得知阿力還欠了很多錢，典當了摩托車和音響。一部分債務是他前妻的。兩人開始冷戰。但他們還是住在一起。「晚上愛我，白天他不關心我」，蘇說完後自己大笑了起來，她知道其中的荒唐，也熟悉男人的德性。蘇是個把痛苦掛在嘴邊的人，但同時也是個容易快樂的人。她很直接，有幽默感，笑的時候會露出一顆鑲在牙齒上的小鉆。我喜歡蘇的笑聲，響亮，清澈，讓人也輕易感染到她的愉快。
蘇在我面前說的是愛，要和阿力一生一世。但中國男人告訴我，她會和他們調情。一開始我不相信，但後來我也發現，蘇很在乎男性對於她的註意力。敏銳到似乎過了頭。打掃我表弟的房間，她問我，是他讓她來的嗎？我說，不是，是我。她常和我提到一個詞語，Ghên ，嫉妒。形容男人對她的占有欲。而農場確實有太多爭風吃醋的男人，一旦女人穿著暴露一些，或者和其他男人說話，他們就會打女人一頓。男人把女人當作自己的所有物。蘇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生存的。和阿力在一起之前，她主要打聽的就是阿力不會打老婆。但她和阿力的激情，也像是一種即時的需要。「婚姻」是這些女性能否改變命運的關鍵，她們多數沒有受過教育，沒有其他通道。出於實用態度，蘇認為男性的Ghên是她獲得生存優勢的策略。也許這是她理解的、某種形式的愛。
這樣的「愛」曾經將她帶去中國。
在還只有五任丈夫的時候，蘇說中國丈夫是對她最好的。離開他，是因為父親重病，男人不讓她回越南探望。這惹惱了她。趁男人出門，她低價賣了家裏的一頭豬。大兒子告訴她，如果被爸爸發現，她會被揍的。她拿上錢和護照離開。她也說不清那些地名。只記得轉了幾趟車，又坐飛機，回到越南。她不識字。不知道怎麽完成這一切的。回來後，父親已經去世，她決定不再回中國，換了新的手機，沒了對方的聯系方式。
在我閩南老家的村子裏，最多的時候有十幾位越南來的女人，她們生下的孩子被稱為「越南仔」。沒有官方的數據，通過媒體的不完全統計，2011年，在中國的越南新娘總數超出10萬人。
在我們村，多數女人找到機會離開了，待得最久的是一個叫華為的女人，她就住在我從小長大的大厝裏。她和我們的工人一樣，是高棉人。12年前，她30歲，決定另尋出路。婚姻中介安排她在胡誌明會見來自中國的男人。這些中國男人由相親機構的負責人組織「相親團」來到越南，與越南女性見面，並挑選其中一個，之後相親機構會幫助他們辦理手續，讓他帶著新婚妻子回國。
有個男人第一面就選中了她。她也決定跟這個陌生人走。到了中國，才發現居住環境如此之差——只有老人還會留在大厝裏了——露天搭建的廚房，上公共廁所。比她的家裏差多了。這就是風險。但她很快有了女兒，也去打工，寄錢回越南給兒子。她告訴我，沒有拒絕這個男人只是因為他足夠老了，當時已經50歲。她估算年紀大的男人酗酒以及自己被毆打的可能性，較小。
蘇也常說，「我們女人啊，如果挑的老公好，就好一點。如果不好，就苦啊。」 婚姻對她們來說，是一種生死攸關的選擇。蘇和丈夫分手，常常是在手機上進行的，她看了一些新聞，也得出結論，如果當面說分手，「怕他殺我」。但是，蘇又總是依靠另一個男人將她「解救」。
我剛認識蘇不久，蘇便請我幫她找在中國的兩個兒子。去年11月，我在中國的網絡上發布了一則尋人啟事。很快有人私信我，我給出了更具體的信息。第二天，對方發來了一個電話號碼。我加上微信，頭像就是她的兩個兒子。男人的朋友圈每天發自己在山上找野蜜蜂的窩，野蜂蜜是他的收入來源。他對於我的出現似乎並不驚訝，他告訴我，他們的感情其實並不好。但他說，孩子們很想她，現在她過得好嗎？她媽媽身體好嗎？他發來很多孩子的照片和視頻。
蘇很興奮，我們給她下載微信，她給中國打去視頻。但很快，她就提到了要錢回中國。對方沒有給她，她告訴我，這只是試探，並不會真的回去——怕被扣住，不讓回越南。不過，她打算春節時再試探一次。之後，他們聯系越來越少，直到再次失聯。這次是因為新丈夫不允許。
找到失散的孩子是一件天大的事，但對於蘇，像是生活裏需要權衡的一環。她的生存策略是在現實的壓力下形成的——靈活、果斷、有時甚至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今年三月，我最後一次見到蘇，她帶著新丈夫來農場看望親戚。新丈夫不是女兒的爸爸，而是在TikTok上認識的男人，比她小，沒有結過婚，還中了彩票。她給我看手上的金戒指，說，有錢的感覺真好。他們在生產衣架的工廠上班，「他對我很好，逗我開心，還會給我洗衣服。」之後，蘇也不再聯系我。她必須與過去徹底決裂，才能開始新的生活。她一向都是這麽做的。
這樣的命運軌道不止是蘇的。2025年夏天，農場的一個女工人也將嫁去中國。她發了護照的照片，說，中國我來了。她18歲，嫁去中國後，她的媽媽會幫她照顧她兩歲的兒子。她不用再去給香蕉噴水，在房間裏玩手機，學中文。她說要去福建。一段時間又說是江蘇。或許對她來說，中國是一個陌生的整體，在哪裏都一樣。女孩在網上表達對中國丈夫的愛，即使他們沒見過幾次，語言不通。但我想那是一種出於求生的自我說服。以為這樣的愛會將她引領到更好的生活。
（在運送香蕉的索道上攀爬的女孩。）
07 共生
去年12月，我和爸一起參加了阿平的婚禮。場地就設在五場的打包廠。那天晚上，爸非常興奮，和越南賓客又摟又抱，頻繁地和一個人敬酒，喝光了自己的，督促對方也要喝完，那是前保安隊長。有份量的橡膠公司的管理層沒有來。我跟著爸走來走去，勸他不要再喝了。但阿平在我耳邊說，你爸真的非常給我面子。阿平和我們同村，和爸有交情。2016年他破產被討債，爸叫他來越南前，他說，我還以為你爸不要我了。他知道爸在越南種香蕉，也知道爸會給他一個機會。
快要散席了，爸坐在辦公室，一個為了婚禮充門面新買的椅子上。六場的場長戴阿興（化名）坐到旁邊的凳子上，他是我們村之前的村長，爸的朋友，年紀比爸大，爸有時候會叫他「大的」，自稱「小的」。爸告訴我，明天下午他要回國。阿興聽到了，讓爸明天上午去找他坐坐。
坐什麽坐，有什麽事現在說，爸喝了太多酒，口齒有些不清。
也許看到辦公室裏還有別人，阿興說，沒什麽事現在。
我明天就要走了，現在說。也許也是因為旁邊有人，爸更堅持了。
兩人又來回了幾次，外頭音響還在唱歌，兩人扯開嗓門說話，然後爸就說到了錢的事：你要借多少錢去買房，我借你，但是不能太過分，懂不懂？
「你對我非常好。但是我的意思……」阿興沒說完，爸就打斷了他，「什麽意思你就說。」
音樂響聲下他們的對話難以聽清，只有一句話蓋過了音樂，爸說，你以為你很牛逼！
錢的問題，爸覺得阿興不信任他。爸的臉漲得更紅了，他把茶杯摔在地上，往阿興身上撲去。
爸和這群人的關系是在信任的基礎上運作的。農場一般是兩年分紅一次（如果有盈利的話）。這裏的中國人大部分沒有入股金，用勞動置換，爸和其他股東會將自己的股份分給他們。每個人每月是5000元工資，除了少數人，這筆錢不會直接發給他們。而是每個月給他們折合約3000元的越南盾作日常消費，剩下的2000塊錢可以存下來。如果需要人民幣，他們可以找我爸預支。細算下來，他們的日常開支都超過了每個月工資。但他們並不指望每個月的工資，而是指望分紅。
在場的人拉住爸，但爸緊緊拽住阿興，他情緒激動，快喘不過氣來。阿興被人拉去外面。
爸坐下，反復地說自己越想越煩悶，越想越難過。這是他心頭上的一片曲折山脈。他認為阿興欲言又止，是在責怪他占了錢。因為爸握著財產大權，沒到分紅的時候，這群中國人拿不到錢。但這觸犯到了爸的底線——「難道阿興覺得他是在賺錢給我花嗎？」
「你爸是不容易走過來的，爸爸這個人只能吃虧不會占人便宜。但不能跟我躲躲藏藏……」他又摔了一個茶杯，轉頭又安慰我，「沒事，你爸爸沒事。你爸從來什麽事都看得開。」
辦公室裏，其他人安撫爸，「牽」這些人從失敗中起來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走到這裏不容易啊。
但這不能讓爸釋懷，抽了幾根煙，爸又起身去外面找阿興。他今天非要把事情說清楚。爸和阿興坐在一條石凳子，兩個人像是扭打又像是擁抱在一起。阿興說，我們兄弟就這樣，沒什麽事情。
我問過中國人關於錢的問題。他們的回復是：你爸不會虧待我們的。他們相信爸。除了小孩上學、國內日常支出向爸預支外，像結婚、買房之類的大事，也需要和我爸商量，從爸這裏拿錢。
農場是以你爸為核心的，三叔說，現在能賺錢，是因為你爸的勇氣和魄力。爸和農場是共生關系，雖然他不在越南長住，但還是掌控農場的發展。看到爸的失控，我意識到他身上背負的壓力。我和三叔說，雖然他們都仰仗我爸，但農場一旦虧錢，那就很嚴重了。
三叔說，不要說虧錢，沒賺錢，這裏就散了。很現實的。
三叔破產後被爸安排來管理農場，爸和幾個股東湊齊了「足夠翻身」的股份給他。三叔和五叔雖然從出生起就被送走，但在爸看來，他們依然是親生兄弟。三叔知道爸這是救了他一命。
但因為一些中國人多數負債，入股沒有本金，如果農場虧錢，是爸自己承擔。
今年夏天，爸的二弟、五弟也因為負債來了。所有兄弟都來投靠他，爸又多了要背負的人生。
這就是爸的角色，也是他認為的責任。爸10多歲時，奶奶帶著他去一戶人家，告訴他，以後要來認弟弟。這是奶奶的第五個孩子，也是最後一個，因為太窮養不起只好送人。爸一直記得那條路。是在2007年，爸在村裏建了房，也買了車，他叫上二弟、三弟，一人開一輛車去認親，兜裏還揣著兩萬塊錢，讓對方知道自己現在已經不窮了，不是來占便宜的。
那次回國前，爸和阿興說清錢的事。又說，這是一片山的人，「我這輩子就是為了這些」。
（香蕉打包廠。）
我和爸第一次飛越南時，他說，和我的女兒一起出門，我很高興。我沒反應過來爸會說這樣直白的話。他問，你高興嗎？我說，第一次坐公務艙很高興。我習慣用這樣的方式轉移情感交流。
我和爸無法以一種親密的方式交流，從來不。我們總是爭鋒相對。只有在他喝酒之後，在他開車的時候，我們會聊起過去——只能喝稀粥，吃不起幹飯。如果有別人在場，他會說，因為我的女兒在這裏，我不能再多說什麽。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會適當地描述當年的貧窮和痛苦，但絕不會多，多到我無法承受。他清楚地守著那個界限。這是屬於他的克製。所以我只能瞥見那些重復的、可言說的東西，不多不少的痛苦。除了一次，也是他徹底喝醉了，在家裏客廳硬邦邦、象腿一樣粗壯的木頭椅上，他閉著眼，像是在喃喃自語。他說，我就是要讓他們都看得起我。
這裏的他們指的是村裏的人。這些人曾經嘲笑過他、與他鬥爭過，因為他的家庭一無是處，他一無所有，還欠了很多錢。直到他必須建起樓房，種了香蕉。有人開始恭維他有「將軍的血統」。他的母親是一位臺灣將軍的後代。因為戰爭，奶奶出生後就在醫院被親生父母送了人，到鄉下生活，因為落後的醫療條件，她殘了一條腿，嫁給一個大她十幾歲的孤兒，爸是她的第一個孩子。
我理解這些歷史如何造就了他。
讓人看得起，這個執念裏，除了財富，還有「生兒子」。而我不是兒子。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看到媽不斷懷孕，又意外流產。媽的配合使得她成了生育的容器。唯一活下來的是妹妹，女兒。如今，媽還背負生不出兒子的罵名。這樣的鄉土社會，不僅歧視女兒，也歧視只有女兒的父母。
與人發生沖突時，對方會說：就算你在越南有一萬畝香蕉有什麽用？你沒有兒子。
曾經我想遠離的就是這一切。爸希望我有自己的事業，同時又要留在他身邊，確保他有後代的後代。我還上大學的時候，問過他，到底有什麽是兒子能做的而我不能的？他說，因為你是女的，就是不行。之後，我封閉了我的疑問，也不再告訴他我的想法。到他的地盤，也是我自己決定，辭職，搬來，再告訴他，我不走了。我就待在這裏了。
有一天，在農場的辦公室，爸還是坐在那個位置，突然說，我本來應該有個兒子的。
我走進洗手間，打開水龍頭，濕了濕手，走出來，說，如果你有兒子，他已經在坐牢了。
他沒有說話，我看到他眼裏的驚訝。這樣一句看似無來由的、惡毒的話，是我在那個時刻唯一能給出的反應。因為我又想起了那個名字。在爺爺奶奶的墓碑上，排在「孫」那一列的最前面。立碑的時候，我高中，爸媽讓我取的。那是媽又一次意外流產之後。爸作為長子，不願意讓弟弟們的兒子的名字出現在最前面。而我，一個長孫女是沒有資格的。他們讓我取一個男孩的名字，排在我前面。仿佛他存在過，或者說未來可能被生產出來。媽最後一次意外流產的，是個男胎。
我曾經想做的一切是反叛爸的希望。反叛他說的女孩不能做的事，之前是不顧他的反對報考北京的學校，現在是放棄一份在他們看來體面的工作，到越南來。反叛在日常生活中變成疏離，變成封閉。而我裝模作樣的洗手，是一個暫避激烈沖突的假動作，讓接下來的傷害更自然。我用最平靜的語氣回擊，仿佛自己也沒有受到傷害。我看到他在越南的商業企圖，是建立在愛和付出之上的，我敬佩他。但這一切也建立在觀念、他人的眼光裏，而這註定是脆弱、隨時可坍塌的。
那個無人認領的名字是，商衍。像是當時的我，對他的一種祝願。
08 有限的行動
蘇離開後，我意識到，我不能也不願意只當一個旁觀者了。我意識到權力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去獲得、行使權力，依賴於你對於此地的了解、對於各方的認知，要找到一個平衡點。「老板的女兒」這個身份，給我帶來了正當性，在各個群體之間獲取信息，掌握事實，權衡利弊，主動出擊。我減少了對於這個身份的羞恥和抗拒——要利用這個身份做事而不是為它所困。
機會很快出現。六月，農場人手短缺。招工是工頭的職責，工人越多，工頭的錢也越多，農場需要青壯年工人，但阿河招來的大多是老人、孩子和孕婦。工人流失也與她的苛政分不開。我和三叔重新討論起了製衡阿河的可能性。三叔已經警告過阿河數次，說的話也越來越直白——工人是你賺錢的工具，你要長遠打算。但很顯然，警告是失效的。
這一次，我們要拿出實際行動對付她。我說。小瓊提了一個主意，由公司發布公告——統一工人的房租、免去雜費、明確補貼，並且讓阿河簽名，統一告知工人他們有的權利。
第一次談判，是在阿河家附近的咖啡館。去見她的前一晚，我夢見自己被鐮刀砍手。左邊三次，右邊三次。我聽過不聽話的工人被她用暴力處置的事。也許恐懼潛入了意識裏。但比想象中順利。阿河不承認自己私吞了工人的房租補貼，亂收房費，但是同意發布公告。不到半個小時，三叔收起桌上的兩包煙和一個打火機，說，那我們就先回去了。
「戴總已經說了，如果不好好幹，之後不會讓你參與了」，走之前三叔不放心，又補充了一句。
隔天我便以公司的名義擬好了公告。
越南語版本裏，我反復推敲符號和措辭，但我沒有想到，大部分工人都不識字。
第二次談判，發生阿河拖延簽名之後，她堅持獨居工人不得補貼，還要收雙倍房租。我和三叔拒絕，這是一個毫無道理的政策，並且會在公告發布後影響已經獨居的工人。我們開放公司的工人房給阿河收房租，但要求保留工人獨居的權力。她同意了。我去她家裏，讓她在公告上簽了字。
我在勸阿河時說了一句話：我們做這些不是為了工人，而是為了公司。公司賺錢了，你也才能賺錢。我不再用自己的立場去思考，而是試圖去平衡各方的利益。這是我從這件事裏學到的——我不再說工人有多麽需要幫助，而是說這件事能給我和你帶來什麽好處。我意識到，人的處境、尊嚴，公平與否，在這裏的話語體系裏是失效的。這也意味著，我不再藏在三叔身後了。
（副工頭拉拉正在為不識字的女工一句一句念公告的內容。）
6月14日，我和小瓊去監督阿河發工資。小賣部的茅草屋頂下，工人紛紛上交自己的賬本，工卡夾在裏面。工人的日常消費是在小賣部賒賬的——有一個巴掌大小的賬本記錄每筆消費。發工資前，工頭會先扣除他們在小賣部的債務和房租。賬本在桌上堆疊在一起，粉色的，紫色的，軟皮的，硬皮的，每個本子表皮上用塗改液寫著一個編號。工頭用編號叫本子的主人過來算工資。
一開始就給我當頭一棒。阿河說，獨居的工人不給房租補貼。這又回到了我們的爭執點。在阿河簽名的公告上，寫著所有符合條件的工人都有補貼，「所有」二字被我加粗了。我轉頭尋找貼在小賣部的公告，發現已經不知所蹤。工人已經在等著拿錢，我沒有和阿河爭論。但這時我已經意識到，即使阿河簽了名，公告依然對她沒有約束力，她隨時可以反悔。
阿河在薄薄的、對半撕開的日歷紙背面寫下幾個數字，工資，減去房錢，減去債務。但她的筆像是有記憶一樣，照舊沒有扣去房租補貼。我和小瓊站在她身後，方便糾正她。但工人們默默接受錯誤的賬單，被我和小瓊攔回修正。沒有人抗議。也許知情權對工人來說並沒有什麽用，他們也不敢捍衛自己的權利。知道這是無用且會引來不好後果的行為。我幾乎可以想見，當時蘇在領工資時和阿河的沖突。因為沒人敢這麽做。絕對的壓製讓沈默成了唯一的選擇。
是在那裏，我才意識到有這麽多陌生的面孔。我所認識的工人只是極少數。燈泡昏暗，工人坐在臺球桌上，蹲在地上，臉龐模糊。幾乎沒人說話，沒人微笑，都望著這裏，等待被叫到編號。
我和三叔說我每個月都要去監督發工資，確保工人拿到補貼。他說，「為了這麽點小錢？」
10萬越南盾當然是一筆小錢。不到30元人民幣，但幾乎是工人房租的一半。
我說，工人沒有錢看病。有些工人去藥房賒賬，還不上錢，現在藥房已經不給工人賒賬了。外界總是把工人當作一個整體看待。
你不要可憐工人，三叔說，不是錢不夠看病，而是他們發了工資會揮霍一空，先享樂，看病的時候才沒錢。他們沒有任何儲蓄的意識。他的意思是，10萬越南盾解決不了什麽問題。
但我還是認為，每筆錢對工人都很重要，而且錢就應該以正確的方式給正確的人。
第二個月發工資的時候，我有備而來，阿河坐下來打開包，掏錢和本子，小瓊坐下來和她說了幾句，我拿出阿河欠公司的賬單。估計是有工人在場，她也識趣，答應了給所有人房租補貼。但這一次，阿河的男人把一捆錢摔桌上，大喊大叫。小瓊告訴我，那個男人生氣，因為我們像監視他們一樣，搞得他們像沒有信譽。還說，工人房的錢他愛怎麽收怎麽收，因為這是他的房子。他不會想的是，阿河欠公司的錢，以及一部分工人房是公司自己建造且不允許他們收租的。是他們先破壞規則。我們走了之後，還聽到那個男人在摔東西，大叫，對著工人和阿河出氣。
其實在第一個月，我就意識到，這樣的做法難以為繼。小瓊和我是農場唯二的女性，討論的總是工人的事——那些中國人不在意的事。我很依賴她。但小瓊的中國丈夫形容我們的行為：因為我的身份，我可以無所畏懼，但小瓊是單純的——他擔心阿河找小瓊麻煩，也覺得工人的事本與我們無關。在他眼裏，我的介入只是感情用事，不符合商業邏輯。這也是多數中國人的看法。
蘇離開幾個月後，阿環夫婦也帶著小香蕉走了。阿環的丈夫在木材加工廠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年輕人總是最先走的，他們有力氣，也有選擇。
那時我也不再住在原來的房子。一次我回國期間，中國人說那房子遭了賊，不安全。臨走前，我們拆走了電線、空調、洗衣機、燈泡和熱水器，帶不走的鐵皮屋頂只能留在那裏。幾個工人則搬走公司棄置的木頭沙發、吊床、拖鞋、臉盆和酒杯。那所房子很快被掏空，只剩下一個空殼。我租下它時，還幻想過能給孩子們放電影。最終只有蘇和孩子們來過一次，後來再沒有人踏進來。
我搬回打包廠的房間，也明白是阿河的胡作非為才讓我進入這個縫隙——介於中國管理者和越南工人之間的真空地帶。真正的工頭要與公司對抗，為工人爭取工資和不被開除，而我的作為並未觸及公司的利益。我也難以撼動這裏根深蒂固的勢力糾葛和權力結構。我被支持，是因為我的行動符合公司的需要：留住工人。我所做的一切，也始終是框架內的，很快就到了頭。
09 所在之地
七月底，我和爸從越南胡誌明飛往老撾巴色。越南的土地租約陸續到期，爸決定不再續租。
農場的衰敗與技術和市場環境有關。2024年上半年，越南取代菲律賓，成為中國最大的香蕉供應國。本地和外來資本正在快速擴張，越來越多的大規模承包種植湧入市場。而我們依靠運氣、經驗、直覺和有限的技術，幾乎無法與之競爭。這是一片註定將被放棄的土地。
查閱過香蕉的歷史後，我對它的未來不抱有太多希望。如今市場上幾乎只有一種香蕉——「卡文迪許」。與它的前輩「大麥克」相比，它個頭更小，味道也不算香甜。但「大麥克」在上世紀因巴拿馬病——也被稱為黃葉病——而滅絕。卡文迪許被迫登場，成為唯一能大規模替代的品種。它適應了工業化：耐運輸、口味整齊劃一。但它的命運同樣脆弱——在新的巴拿馬病變種面前，沒有抵抗力。人類在這種命運單一的作物身上追求可靠，卻無力改變它的根本脆弱。
（被「復製」出來的香蕉苗。）
這一兩年，黃葉病也席卷了我們的農場。騎摩托繞一圈，衰敗清晰可見：葉片從邊緣開始泛黃，像一圈圈被火燙傷。植株感染後，會被工人砍倒，可很快新的子株又會從母株的根側冒出。但黃葉病的根源在土壤，病原是一種土傳真菌——尖孢鐮刀菌。它能在土壤中潛伏多年，不會因為母株倒下而消失。砍伐和清理只能延緩，不是拯救。農場種植的年份越久，真菌積累越多，感染也就越普遍。常規的香蕉苗已經無法生存，農場只能選擇更「抗菌」的品種，但黃葉病並沒有如預期般退場。種下的香蕉不僅生長周期長，還容易長斑、口感下降。
黃葉病就像一場看不見的火，把土地一點點燒空。曾經整齊劃一的綠色斷裂了。你會看到一圈盎然的新芽，圍繞著一棵枯死的母株——但那只是一種無用的生命力，它們只會重復母親的命運。
同樣在七月，一個三個月大的嬰兒死在了工人房。
小孩的父母沒有錢辦葬禮，副工頭拉拉來公司請中國人捐錢，她抹著眼淚。我聽懂她反復說的越南語是，他們沒有家。家的第一層意義是房子，這對夫妻在老家沒有土地，在工人房十平方米的空間裏擠著五個人，如今夭折的嬰兒是第六個成員。家也意味著支撐，但小孩媽媽父母雙亡，沒有依靠。買棺材、買冥幣、去寺廟的路費，工人們東拼西湊。
火化那天，他們把小棺材送到附近的高棉寺廟，卻因沒有死亡證明，被迫把孩子留在那裏，再回農場找公安。我們才知道，這對夫妻沒有身份證，也沒有結婚證。她懷孕時依舊下地除草，用隔壁女人的身份證去醫院生產。她已經有3個孩子，最大的12歲，卻從未上過學。我買來書，想和翻譯一起教她，但她說「不想學」，她經常幫別的女工照顧孩子，來賺取生活費。
第二天，嬰兒被火化了。在視頻裏，我看到一個密封的骨灰盒。有人用小刀一點點在頂部轉圈割，才打開蓋子，鏡頭往下，她留下的痕跡鋪不滿一層。剛出生的時候，我給她拍過一張照片，也摸過她。還活著的時候，她去過幾次醫院，被診斷出肺炎。但是這家人沒有錢讓她住院。她生前的最後一張照片，是氧氣面罩扣在這個孩子臉上，大人用手扣住的，是在家裏，不在醫院。那可能是她最後的時刻。翻譯小瓊說，死亡，對這個孩子來說，也許是一種解脫。
公安以慰問的名義來到農場，轉頭把車開到打包廠，拍攝在廠裏工作的孩子們。12歲、13、14歲的孩子，在家長請求下進入廠裏做貼標簽、推紙箱等簡單工作，否則無事可做，容易學壞。上學從來不在他們的選擇範圍內。這被管理者看作是對工人的憐憫，卻觸碰法律邊界，也牽扯出中國人的問題。有經驗的人告訴我，看到公安，中國人最好躲進香蕉園裏——多數人沒有工作簽證。
那段日子，工人房旁的橡膠樹被砍，工人猜測工頭是為了賣錢，也有人說是因為這些中國人要走了。確實，他們比誰都清楚，香蕉正在大片死去。沒有一種完美的、可以對抗黃葉病的香蕉品種被研發出來。如今農場寄希望於一種來路不明的「126」苗，從柬埔寨的種植園挖來，開始復製。
一旦失敗，會加速中國人離開的進程。爸下定決心：放棄這片土地，到更荒僻的地方去。
在巴色，湄公河穿城而過，水面開闊，緩慢，奔騰向前，像是擁有永不疲倦的欲望。我們在跨河大橋上，爸忽然說：做人要闖湄公河。他相信，只要闖過去，就會有一個嶄新的，所在之地。
參考書籍：
- 《香蕉、沙灘與基地：國際政治中的女性主義》，辛西婭·恩洛
- 《Banana: The Fate of the Fruit That Changed the World》，Dan Koeppel
- 《the Khmer Lands of Vietnam Environment, Cosmology and Sovereignty》，Philip Taylor
- 《Bananas：How the United Fruit Company Shaped the World》，Peter Chap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