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可以說是一種幸運，同時也是一種不幸。
我老家在廣東的一個農村，傳統的客家家庭，物質條件也很匱乏。媽媽在二十一歲那年便生下了我，那時的她或許自己也還懵懂。
上世紀九十年代，農村戶口且第一胎是女孩，政策允許再生一胎。於是弟弟在我出生一年後到來。但爺爺擔心男丁單薄，要求父母再生一個——這第三個孩子屬於超生。他們照做了，結果如願了，又是一個男孩。
家裡因此被罰款。更讓我難以釋懷的是，媽媽有一次在地裡干活時，被帶走強制做了結扎手術，第二天才被送回來。後來她告訴我，被帶走的那天，她一直在想：生這麼多孩子或許是錯的，自己本不該生這麼多，但她其實別無選擇。
成長中我常常困惑：為什麼我家要有三個孩子？為什麼班上同學幾乎都是獨生子女，唯獨我不是？小時候我總覺得自己不被看見、不被珍惜，這是一種不幸。直到長大後才漸漸體會到，有兄弟姐妹真的是一種幸運。可一想到媽媽當時的處境和感受，心裡還是有一種難以釋懷的憂傷。
父母從未與我談論過身體或心理的變化，關於這些，我沒有受過任何引導。十七歲那年我開始了一段戀愛，直到十九歲去外地上大學，和那個男生分開。後來父親在電腦上看到我們的聊天記錄，誤以為我和他發生了性關系。他讓媽媽打電話給我，在電話裡說：「我以後再也不會管你了。」在他的觀念裡，一旦發生過關系，女孩就不再「純潔」，無論我如何解釋他們都不相信我。
那時我覺得自己的身體和命運都不屬於自己。只有在大學裡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才感覺和家庭之間有了隔離。放假回家的時候，家人會評價我的外貌打扮和我學的專業，說我變了，變得叛逆、變得虛榮。我只是覺得自己長大了，可以認真地生活，去做每一個屬於自己的選擇。
也是二十一歲那年，我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紀錄片。人生的旅程需要觀眾和同路人，而影像就是分享生命故事的最佳方式。在我的電影裡，我不再是被審視的對象，我成了那個提出問題、觀察、注視命運、和世界對話的人。在一幀幀的影像裡，我總能找到動人的細節和情感。去呈現那些未曾被看見的細節與感受，成為我創作的極大動力。
我曾去產房拍攝，聽到孕婦在生產前歇斯底裡的喊叫。那時我心中又多了一個問題：如果將來我想生孩子，有沒有另一種方式？有沒有辦法不讓身心承受如此劇烈的痛苦？我讓媽媽給我看她結扎的疤痕，那條像蜈蚣一樣長的傷疤，讓我無法想象她經歷過怎樣的痛苦。這條蜈蚣好像也爬進了我的心裡：我能承受那樣巨大的身體疼痛嗎？誰值得我這樣去承受？
從小到大，家庭和社會總是告訴我們：要有愛情才能組成家庭，有家庭才能養育孩子。生育這件事，似乎總是隔著責任、選擇和預料中的疼痛——當然其中也一定有歡樂。我非常喜歡孩子，看到他們在草地上輕盈奔跑的樣子，我甚至能想象自己和未來的孩子一起玩耍的畫面。他們的聲音、笑臉，他們對世界天真爛漫的想象，都讓我深深好奇。這種好奇，或許也是一種天然的「催產素」吧。
二十七八歲的時候，我感覺自己的身體真正屬於我了。那時我萌生了凍卵的念頭——我想自己做決定，什麼時候生育、如何生育。我查過很多資料，但總覺得還沒到時候。直到兩年前，身體似乎在提醒我：是時候了。
那段時間，我也遇到了一個讓我一見鐘情的男人。那段感情沒能走下去，但我很清楚：凍卵這件事不管有沒有伴侶，我都需要去做。
而我最要好的朋友 Shekinah，讓我更確認了這一點。她陪我走過十幾年的青春，跨越中美兩種文化，從意外流產的傷痛，到獨自生下孩子的勇氣。她讓我相信：晚熟又如何？我們終會以自己的方式長成大樹。女性之間的友誼，可以是一種溫柔的「革命」。
對愛情的向往，讓我一直對擁有家庭抱有期待，但朋友們給我的愛和鼓勵，同樣是一種美好的力量。她們讓我看到：一個女性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去構築想要的家庭，不用獨自面對孤獨，而是溫柔而堅定地與這個世界對話。
去年夏天，我和 Shekinah 還有她的兒子 Ziah 在美國喬治亞州重逢，度過了一個夢幻般的季節。兩個月裡，我既是她的朋友，也是她家庭的一員——融入、陪伴、理解、爭吵，也一起成長。同時我也是記錄者，聽她講述離開中國後七年的經歷，理解她如何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選擇獨自成為媽媽。她的故事像一面鏡子，照見我對自我和母職的思考，也映照著兩個跨越地理與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在過去與未來之間走向共生。
這個夏天結束，我一個人按計劃去了歐洲。一個人打促排針，一個人熬過激素波動的夜晚。那兩周裡，我時常回想自己是怎麼長大的。我的未來應該走向哪裡？哪怕最後只有我陪伴著自己。
幾天後，我做了取卵手術。很順利，十五顆卵子取出，其中八顆被成功冷凍。醫生輕聲告訴我：「別擔心，其實一顆就夠了。」
那一刻起，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釋然。我不再執著於「什麼時候必須完成生孩子」，至少可以專注當下，先在這個人生課題上按下暫停鍵，讓精力沉淀在我更想醞釀的地方。
我還是一個人，好像什麼都沒有，流動著，漂泊著，四海為家。但我希望繼續出發，用我自己的方式，在世界的裂縫中溫柔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