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寫作獎第五季一等獎得主馬欣宜於柏林駐留期間，參加「真的故事節」Damn True Festival柏林Pop-up edition時所做的分享。
一
大家好，我是《尋找謝燁》的作者馬欣宜。今天的分享，我想從兩個禮拜前我媽媽轉述給我的一段對話開始。
她告訴我，她把我的文章轉發給了自己的姐妹，也就是我從小認識的一位阿姨。阿姨說，她已經讀過了，「原來是你女兒寫的啊。」然後我媽媽對她說：「這個文章里的人，她跟你是一樣的。」阿姨說：「是的呀。」
我很受到觸動。我覺得這個對話里發生並不是一個「理解」的時刻——難道沒有讀我的文章，媽媽和阿姨就無法理解她們所面對的現實嗎，
這個現實是：她嫁給了一個爛人，他打她，把她的錢拿去賭博，把外面的女人帶回家羞辱她。然後我媽媽會對我說，她嫁錯了人。
「她嫁錯了人」，如果你仔細想的話，它很有自已，很順理成章，很effective。它既收束了狀況，又給旁觀者提供了出路，讓他們可以從這個不安的處境松脫出去：你只要沒有嫁錯人，你就不會經歷這些——可它的反面是什麼，它也是在說，阿姨食她的苦果，她的不幸源於她在人生很早的階段做了一個錯誤的選擇，所以她要自己負責，她必須孤獨地承受這份處境。
可是當我媽媽說「她跟你是一樣的」，我覺得這裡有一點點變化了，這不是一種解釋，這不是要去收束經驗的話，這是一個辨認的現場，是在說「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在一個跟她們很遠的女人身上，她們辨認出了共同的經驗。我說這是一個辨認時刻，指的是這個原本孤立的經驗，被放進了一個比她更大的脈絡之中。
我想閱讀這篇文章並不能給這位阿姨任何現實的幫助，它不會阻止暴力，也不能替她承擔具體的生活。但我還是很珍重這個瞬間。這意味著這篇文章比我原來的設想更遠的地方，最初我只是希望謝燁的故事被看見，但現在我想，它也許創造一個語境，讓兩個單點的經驗可以聯繫起來，把私人的經驗匯編成更公共的東西，變成記憶，而記憶是可以被帶走，可以流通下去，可以讓媽媽和阿姨可以指認出來：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二
回到我寫作之前，謝燁的經驗也是難以辨認的。我經常會舉自己的例子，我念中文系，我接受文學史教育，我讀顧城的作品，我甚至讀過謝燁《你叫小木耳》，沒有留下任何印象。而前幾年我開始第二次讀的時候，我感受到那麼深重的痛苦——我想這不是因為那個時候的我我沒有同理心，是因為謝燁經驗當時對我來說也是孤立，在我內部沒有脈絡可以接住它，我沒有語境可以理解那種痛苦。在此之前，我經歷了林奕含，2018年弦子和metoo運動，還有2019年的包麗案，是這些社會事件和與之相關的公共討論幫我積累了為我積累的是語境——所以，到2021年讀到後生價值關於謝燁的報道時，我才可以辨認出謝燁，就像媽媽和阿姨從我文章中的謝燁裡面辨認她們自己。
事實上當我準備開始寫作，我在收集一些資料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有這麼多相似的故事——作家之妻的故事，奧威爾隱去自己妻子的創作貢獻，阿爾杜塞也殺掉了自己的妻子。在這之後，我再想到那種經常的調侃，說阿爾杜塞最大的潰敗是沒有上街，我都覺得很憤怒：為什麼一個人殺死了另一個人還不足以成為他最大的潰敗？我還讀了一本叫《女性小傳》，連諾貝爾獎得主胡安和他妻子賽諾維亞的故事跟謝燁和顧城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一個巨嬰一樣的天才，一個寫作才華重復勞動消磨的妻子。所以這不是某個歷史階段、某個地域獨有的，不是顧城特殊哲學觀的精神狀況導致的。可是一方面，這是反復發生的處境，另一方面，我觀察到每個在裡面人的她們痛苦都是嶄新的。每個人在裡面都需要從零開始掌握狀況，沒有任何人任何資料來告訴她：這個處境有歷史，有人在裡面待過，甚至有人描述過它的內部，有一些東西你是可以抓住的。
我會一再地意識到，記憶不是自然的。中心敘述會自動保存中心的記憶——文學史篩選掉不在中心的人，公共記憶亦如是，我找到的那些回憶顧城和謝燁的文字，我唯一能確定是她們兩個都在現場，可是往往只有顧城被連續地記錄下來，他的反應，他的動作，他說了什麼或者一言不發，謝燁總是在顧城的旁邊，所她的名字會被提到，大多數情況下，沒有人替她記下些什麼。記憶不是自然的，記憶之中本身就包含了中心，邊緣者的經驗不會自動成為記憶，需要有人去做保存和傳遞。現在想起來，我發起謝燁作品收集的文檔，或者想要寫作，都是在想要做這件事情。
三
那麼當我要開始寫的時候，當然你要寫的是一個這樣的邊緣者，你當然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擁有一手資料非常非常少，主要是家人，朋友的回憶的文字和少量的草房，可是這不是最大的問題，而是我在一個記憶空間裡面工作，每一個經驗不是原始的，都被一種敘述所中介，所敘述本身也包含了中心，這樣寫作最需要處理的問題其實是權力問題，比如，誰在說話，誰被悼念，誰被省去，什麼被說出來，什麼沒有，這是回憶的權力結構。
還有一種更難以辨認和剝除的是我自己作為作者的權力。
一開始，我沒有想那麼多，我只是痛苦，我要把我的憤怒傳遞出去，我希望讀者和我一樣痛苦。但實際上當我真的開始寫，當我開始採訪、靠近那些材料的時候，我很快就意識到，我的憤怒那不過是另外一種中介她的形式。有一個例子是，6月我去採訪謝燁和顧城的一個男性友人，那次採訪非常失敗。一方面是因為，我要寫這段歷史的當事人的年紀都挺大了，他的狀態也不是很好，我幾乎沒問到任何東西，另一方面是，不僅如此，他告訴我他對謝燁的記憶是，她身材很好，她穿jeans很好看，你只看過半身照你沒有看過她的下半身嗎，那太可惜了。當時作為一個要打算寫謝燁和一個女性，我坐在那裡聽這些話我覺得很不適，而且很震驚，採訪結束以後我跟我編輯說，我可能會預設她在那個所謂的"圈子"里是比較邊緣化的，比較隱形的狀態，我沒有想到她還是被性化的。
性化，那是我用的詞，是我用來描述這個處境的詞。然後過了不久，我再次開始讀顧城姐姐的顧鄉的回憶《我面對的顧城的最後十四天》我注意到了一個我第一遍讀的時候沒有那麼注意到的細節，1993年9月26號，顧鄉記敘，謝燁告訴顧鄉「顧城的朋友都愛上我了」，還跟顧鄉展示其中一個朋友送的羊皮手包。我之所以第一次沒有很注意到這裡是因為我覺得它有點奇怪，就像他們的朋友布蘭迪讀到這個材料所評論的，顧鄉的文字記錄了謝燁性格中並不為人知的自鳴得意的一面，我讀讀到的第一感覺是不像是謝燁會說的話，我不理解，所以我就跳過了。但第二次讀的時候，我注意到了謝燁的處境，顧鄉記敘，9月26日謝燁和顧城爆發了爭吵，顧城明確告訴謝燁，自己不接受大雨像李英一樣跟他們共同生活。而在1993年謝燁寫給父母的信中，謝燁不斷的自我說服，最終看起來下了決要離開，她說「我想要的是木耳和生活的自由。」這次爭吵再過幾天，她們都就會協商好離婚。
我注意到謝燁的處境是，離開顧城她可能能夠得到木耳和自由，但也意味著要失去除此除此之外的的一切，包括她和顧城共同的事業，人際關係，等等。在這種搖搖欲墜的境地中，她能夠抓住什麼呢？難道會是自己的寫作嗎？所以你把這句看起來很突兀的強調自己性魅力的話放在這個處境里是一點不奇怪的。我現在再回過頭去想那個採訪，我還是會用同樣的詞去描述我的觀察，這是性化，我並不覺得它是錯的。但是，這是我身處身處的時代，我的經驗，我的知識結構讓我選擇的詞語，它跟謝燁真實的處境仍然有一段距離。我會向自己提問，我會想要問自己，謝燁她會這樣描述自己處境嗎？
所以這樣的時刻就會讓我意識到，在這篇文章裡面，我作為作者有沒有權力，讓自己的憤怒再遮蔽她一次？
不僅僅是憤怒，還有語言。這可能也是整個寫作過程中我最被深刻改變的部分。可能我以前會是非常迷信語言的的準確的人，我的語言觀是它是一個自上而下、內在完整的東西，聽起來很幼稚，我曾堅信會有一個最準確的表達，只要我們能夠找到它，就可以沒有歧義地說出來、說清楚。但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會意識到語言並不是那樣的東西，語言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說是千瘡百孔的。比如說我很滑稽地意識到，當我為謝燁的文檔寫序言，我想為她說話，我想恢復她被遮蔽的部分，但我在第一個要介紹她的句子就遭遇了困難，我要說她是什麼，那裡面已經包含了不是什麼、製造了新的遮蔽。被這個句式排除的"不是什麼"不是我表達上的不嚴謹或者不小心，而是我為了敘述的目的、為了建構這個句子付出的代價，敘述之中包含了權力，語言之中包含了中心。
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拆掉自己的權力，拆掉自己位置或者感受的正當性，但這讓我可以真的靠近她，靠近意味著，你要準備好被她改變。我被改變的部分是，我現在會覺得語言是一種協商的機制，比如寫這篇文章，我要跟謝燁的經驗協商，要跟不同人的回憶文本，也就是跟他們各自的語言系統協商，更重要的是，我也必須和我自己的語言協商，意識到並不是所有的東西可以和或者有必要被我的語言所中介，並不是我想說就能夠說的，也不是我想說就該說的。每一次寫下，我都要注意它所排除的、它遮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