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Yan Chen 陳研，在場 · 非虛構翻譯獎學金得獎者
「戰火中的烏克蘭人，該拿俄語文學怎麼辦？」
這是《戰火下的文學抉擇：烏克蘭的去俄化與身份認同重塑》面對的核心問題。今年1月，我在微信公衆號上一口氣讀完這篇四萬餘字的文章後，便產生了翻譯它的強烈願望。但當時的我還無法想象，幾個月之後，我會夢想成真。
除了寫作本身，翻譯大概是人能與一篇文字產生羈絆的最親密的方式，而翻譯這篇文章，對我又有着特殊的意義。我雖然不像原作者糜緒洋那樣，和俄語和俄羅斯文學相伴了十幾年，但我也曾和俄羅斯結下一段緣分。2017年，正在攻讀戲劇研究碩士學位的我前往莫斯科藝術劇院戲劇學院交換學習，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文藝世界裏流連忘返。當時的我篤定自己會熱愛俄羅斯文藝一輩子。
誰知僅僅五年後，俄烏戰爭全面爆發，我所處的歐洲掀起了「取消俄羅斯文化」的浪潮。而在俄羅斯，一些藝術家因為反對戰爭被免職，甚至背井離鄉、出走他國，另一些人選擇了沉默，還有一部分則公開表達了對戰爭的支持。我因此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對這些藝術家及其作品的態度。但如果就此拒絕一切俄羅斯文化，則意味着一併否定我藝術觀的奠基石。而且，我最喜愛的幾位導演都反對、譴責這場戰爭，並因此不得不流亡海外，他們的作品，是否也應該劃入「被取消」之列？
但我也無法不聆聽去俄化支持者的聲音。烏克蘭作家、歷史學家、記者Olena Stiazhkina表示，「俄羅斯參與着展覽、圖書節、學術會議、歌劇和芭蕾演出……而我們的哭喊聲在許多西方文化界人士眼裏似乎是不體面的。……這和制裁的道理一樣——為什麼商界在乎自己的名聲，文化界卻不在乎？」 烏克蘭作家、全面戰爭爆發時任烏克蘭筆會（PEN Ukraine）會長的Andriy Kurkov則認為，既然二戰時不會有人提出要促進蘇聯和德國作家的關係，當今社會也不應推動烏克蘭作家和俄羅斯作家和好。而我最喜愛的導演們固然反對俄羅斯發起的戰爭，但他們排演的劇目中，並不乏俄羅斯文學的經典之作。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果戈理，是否又能經得住當今反殖民、反侵略視角的審視？
我在俄羅斯學習了幾個月，尚且會產生這些糾結，而烏克蘭戰前有22%人口以俄語為母語，正如Kurkov所言，是否使用俄語，是烏克蘭自2013年廣場起義以來最具爭議的話題。面對社會、語言、文化轉型的烏克蘭人，會有多少故事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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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翻譯，我得以目睹不同語言的交織對話。本文看似是中譯英，但原文描述的一切發生在烏克蘭語和俄語的語境下，因此可以說，原作已經是緒洋將他的所見所感翻譯到中文語境之後的呈現，而我則是在這基礎上將其再次翻譯為英文。在翻譯中，遇到意思不確定的地方時，我會向緒洋求證原語境中的說法，緒洋則會將俄語或烏克蘭語中的表達拎出來解釋給我聽，這又是一重回譯的過程。
但細想便覺得，思考、寫作乃至生活，何時不是充滿翻譯呢？我們接受周遭世界的現象，將其轉化為認知和想法，轉換為文字表達，又傳遞到別人那裏。這些看似稀鬆平常的做法，其實處處是人作為譯者的本能，和翻譯的影子。
翻譯如同融化一件金屬器皿又將其重鑄。這個過程中處處是譯者的斟酌與選擇。這次翻譯，我有兩個重大的選擇，帶來的影響貫穿全文。
第一是英語中時態的選擇。中文中的詞不會因為時間的變動而變換形態，而英語則不然。我是該傾向於常規選擇，即通篇使用過去時？還是更大膽地採用不同的時態，以區分「緒洋走訪烏克蘭」這段時間的時態，和在此之前發生的事情的時態？這看似是一個語法上的選擇，實際折射出的卻是對歷史的態度。歷史是發生了即屬於過去、歸屬檔案之列，還是活生生躍然紙上和讀者眼前？
我和指導我的莫楷老師經過一番討論，最終決定採取第二種方案，在「緒洋走訪烏克蘭」的部分使用現在時。這樣，雖然緒洋嚴格來說是在我們讀到這篇文章之前去的烏克蘭，但現在時讓我們宛若跟隨着他到達了採訪調研的現場，更有身臨其境之感，「歷史正在發生」的意味也更加濃厚。
第二個選擇也是中文原文裏沒有的：中文裏，「基輔」、「哈爾科夫」等烏克蘭地名只有一種譯法，而在英語中，我發現，我需要依據具體文字上下語境涉及的年代，決定是使用烏克蘭語轉譯的地名（如」Kyiv」, 「Kharkiv」），還是使用俄語轉譯的地名（如「Kiev」, 「Kharkov」）——這個選擇，乍一看只是拼寫的區別，但也涉及到歷史立場的選擇。
在討論當代、今天的情境時，我決定使用烏克蘭語轉譯的地名，這也是在2022年全面戰爭爆發以來，英語世界更廣泛採用的做法。但是，是否應該通篇使用烏克蘭語轉譯名？如果我們在談論沙皇治下的烏克蘭，或者蘇聯時期的烏克蘭，使用今天廣為流傳的烏克蘭語轉譯名是否是一個時代錯誤（anachronism）？而如果使用俄語轉譯名，是能讓讀者了解到了俄語曾經在烏克蘭使用的歷史，從而看到歷史的切面，還是體現了對俄國或者蘇聯統治的認同？
我在和緒洋通話時，他又進一步指出，俄語和烏克蘭語的轉譯名，不是嚴格的時間先後關係。對不同人而言，它們如同兩個「平行空間」中的存在，這無疑讓我的考慮又複雜了一層。我採取什麼譯名，是否也意味着我在共情誰的視角？
最終如何選擇讓我糾結了好一陣子，做出決定也意味着某種失去。有時候，選擇是否「正確」，是一個難以判斷的問題，但我希望藉助翻譯手記的空間，向讀者展現出我在抉擇過程中的心路歷程。
在交稿之際，我又想起了我最初的疑惑。在現在的我看來，「我們能否能脫離作者的立場欣賞作品」是一個僞命題，因為我們需要做的不是無視一位作者的立場去欣賞作品，乃至希望自己活在無知之中，而是應該學會去感知並接納矛盾的、甚至是對立的情緒，在儘可能了解時代背景、歷史條件、文學藝術創作環境、和作品本身的情況下，讓這些不同的情緒——包括愛，包括恨，包括遊走在兩者之間的矛盾——在心中共存。
我好奇英文世界的讀者，尤其是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會對這篇文章產生什麼樣的反應。同時引發我深思的還有這個問題：這些發生在烏克蘭的故事，可以給其他經歷着轉型正義的地方什麼樣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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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三個月的修煉裏，能和原文作者糜緒洋和指導我的莫楷兩位老師合作，我感到特別幸運和幸福。
和緒洋探討原文中的種種細節像極了偵探解密。翻譯過程中產生的疑問，讓我們得以拿起放大鏡，一同挖掘原文字句背後的斟酌過程和緣由。
我上次在翻譯上得到莫楷老師的指導是七年前。這次重聚，他的悉心指導讓我得以在保留源語言的表達的同時，放開手腳探索目標語言中的可讀性和創造性。他也推動了我在具體詞句之外，去思考中英文本質上的異同。
譯者常常是獨行俠，但「在場 · 獎學金」的牽線搭橋、二位老師的全力支持、同屆得獎者之間的加油打氣，包括家人朋友的鼓勁，都無不讓我強烈地感覺到，自己身處在一個社群之中。這裏的成員相互支持，所有人都在為了「把優秀的中文非虛構作品介紹給更多人」這個目標而傾注自己的一腔熱情。我期待着這個社群日後可以持續合作，繼續發展壯大，讓更多的中文寫作者筆下的故事，能夠抵達更多的地方，來到更多讀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