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Hongyu Jasmine Zhu，在場•非虛構翻譯獎學金得獎者
五月，驚喜地收到第二季翻譯獎學金的好消息後，我把「伊人在暹羅」的故事打印了下來，包括貫穿全文的家譜和舊照片，厚厚的一疊紙，鋪開在老家成都金堂縣城的一家咖啡館的桌上，周圍有人在用四川話擺龍門陣[1]。不過，這樣重讀一次，不僅僅是因為我珍惜這篇故事託付在紙上的觸感和份量。
[1] 擺龍門陣：川渝人必備技能，「閒聊、東扯西扯」，bai3 nong2 men2-1 zen4。
「2017年春天，18歲的我獨自在曼谷『尋找』老二姑。」
潔琳的故事這樣開始。我想，「伊人[2]在暹羅」本身，就是在不斷「尋找」中誕生的故事。在創作過程中，潔琳親自前往泰國、與親人對話、查閱文獻、翻看老相冊、回聽錄音稿、在潮州話字典裡「按音索字」，每一步都是耐心而艱澀的尋找。對於我來說，閱讀同樣也是一場「尋找」：我的目光不斷地移動，在正文與腳註之間，尋找潮汕話的拼音與釋義；翻回好幾頁前的家譜，理清人物關係；抽出潔琳阿公的相片，對照細仔[3]和阿愛母子在潮汕相依為命的對白，尋找往事在阿公年輕臉龐上留下的痕跡。
[2] 伊人：潮州話「他/她們」，揭陽音 i1 nang7。
[3] 細仔：潮州話「小兒子」，揭陽音 soi3 gian2。
或許是有些幼稚的想法，不過在開始翻譯之前，我想用這種可感的方式去試著體會「尋找」的過程。那次從頭到尾讀下來，差不多兩三個鐘頭，偶爾「啪嗒」一聲，在紙上看見暈開的水漬，才發現自己在掉眼淚。
要怎麼翻譯潮州話呢？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長時間。中文原文的目標讀者，大多數對潮州話認識有限。因此，我的第一個直覺是去復刻一場「尋找」的閱讀體驗：讓他們的視線同樣在正文與腳註之間往復，藉此接近對故事更細微的理解。
但我很快意識到，這兩種「尋找」本質不同。不了解潮州話的中文讀者，即便不讀腳註，尚可通過漢字本身，聯想潮州話的含義或意境——像是「邊頭」[4]，「青盲」[5]，「力落」[6]。可是，對英文讀者來說，如果正文只通過音譯呈現潮州話拼音（bin-tao、cên-mên、lag-loh），腳註就成了理解眼前这串陌生字母的唯一線索。
[4] 邊頭：潮州話「附近」，揭陽音 bin1 tao5。
[5] 青盲：潮州話「失明」，揭陽音 cên1 mên5。
[6] 力落：潮州話「勤快」，揭陽音 lag8 loh8。
換句話說，英文讀者與不會潮州話的中文讀者，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認知縫隙。
我想，正文保留音譯，輔以上下文的隱性注釋（stealth gloss），偶爾再加上腳註，會不會是比較好的折中的辦法？於是，便有了初稿中的：
「You lose your way, you talk to the bin-tao folks by the side（沒找著的話就問邊頭的人）」
「He went home to care for Ah Ain, whose eyes had gone cên-mên, as if washed over by a teal dusk.（伊得轉內照顧青盲的阿愛）」
「Uncle lag-loh, could handle things.（阿伯力落）」。
那會兒，我還在琢磨在文中用不同顏色標記多種語言的可能性。手裡捏著彩筆，面前還是那疊紙，我點開潔琳朗讀全文的錄音，準備做潮州話、普通話、英語和音譯成潮州話的泰語的聽力測試。按下暫停鍵，回聽，不斷反覆，直到每一頁都變得五彩斑斕。出乎意料的是，有些我曾默讀成普通話的句子，在潔琳的朗讀裡，卻是潮州話。這是我第一次留意到，不同人不同讀法之間的縫隙。
我問潔琳，錄音時何時用潮州話，何時用普通話，是怎麼決定的？潔琳說，有的落筆時刻就已經確定，更多的是朗讀時的即興發揮，有時甚至需要多次重錄，才能找準切換語言的時機。後來，潔琳索性跟著感覺走，怎麼順怎麼讀。
普通話的行文從哪個字結束，潮州話的講述又從哪個字開始，任何一位讀者，都會在與故事相遇的時刻，即興演繹。不同人的不同讀法，背後是每個個體與語言之間獨一無二的關係，而這份關係，有時不完全由個人決定，正如在1940年代，潔琳的阿公一家因戰亂、飢荒與政策天各一方，誰離開，誰留下，數代人的生命軌跡在頃刻間被改寫；誰以潮州話為日常，誰需要學習泰語謀生，誰又通過英語獲得教育，每種語言在每位家族成員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命運的一種隨機。語言和語言之間的斷句，是實用的、流動的、情感的、記憶的。我放棄了用紅黃藍綠的色塊區隔不同語言，因為清晰的邊界本身就是一種誤讀，抹去了語言在真實生活中交融的狀態。真正的挑戰不在於創造文字或形式上的類似，而在於理解並通過譯文傳達多種語言雜糅並行背後所承載的歷史、生命與情感的份量。
潔琳告訴我，她最初的構想是用完全的潮州話寫作，但因為引述史料的部分，還有一些難以直譯成潮州話的表達（潔琳的寫作本身，就可以視為一場在潮州話和普通話之間的翻譯呢！），有些場景裡才會夾帶普通話。另外，還有書寫系統的差異：普通話書面語的每個字，都有對應的潮州話發音，反之卻不然，所以從漢字去唸潮州話是容易的，難的是，潮州話要怎麼落在字面上。有些鮮活的潮州話表達，連潮州話字典裡也找不到對應的漢字寫法，只能勉強尋找發音最相近的字替代。於是，文中的潮州話始終處於口語與書面語之間，那些無法被文字捕捉的語音，便停留在了縫隙裡。
這啟發了我，要在翻譯裡呈現出喜怒哀樂的口語與娓娓道來的書面語之間的差異；這也提醒了我，翻譯並不是將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而是學會與無法捕捉的縫隙共處。
潔琳在引述史料或進行更抽象的敘述時使用了普通話。潮州話與普通話在文本中雙語交織的敘事方式，忠實地記錄了語言背後的權力結構與歷史條件。因此，在譯文開頭標註 「translated from Teochew and Mandarin（譯自潮州話和普通話）」，是我作為譯者的一個小心思：讓潮州話與普通話並置，甚至在這篇故事裡，或許潮州話應放置於普通話之前。
在那個年代，個人的選擇被歷史洪流襯托得無力，個體的日常與生命軌跡也往往在宏大的敘事下被淹沒。家庭因世態的恣意多變被迫分散，伊人也在暹羅對華人移民的同化措施下與家鄉話逐漸疏離。當這些經驗被轉譯成英語——一門全球流通的語言——故事瞬間向無數讀者敞開，這份可及性自然令人欣喜，卻也令人擔憂：我不願翻譯成為對潮州話的另一種壓制。如果譯文徹底本土化，讀起來毫無阻力，等於是抹去了潮州話的聲韻、生命力，連同它所參與的語言政治、所承載的離散之傷、所呵護的文化記憶。作為譯者，我是不是有責任保留語言與語言之間的縫隙？那些偶爾的陌生感、難以被完全理解的聲音，是語言自身的記憶，或許也是讀者應該與文本保持的距離。
七月我去紐約耍，和我的導師鍾娜，也是我的老鄉，約在她開的Accent Sisters（重音姊妹）書店見面，不知不覺，兩個人就講起了四川話。恍惚間，我忘了自己是在琳瑯紛雜的紐約市中心，因為我們的對話圍起了小小的一塊天地。有時候，談到不太習慣用四川話說的東西，偶爾切到英語，更多時候，繼續努力用四川話試試，因為我們樂意去搭建這樣一個寶貴、溫暖的地方。
我想，翻譯潮州話的時候，我也要翻譯出這種對話中舒服而親切的感覺。對於故事裡講潮州話的伊人來說，潮州話是認識世界的出發點，或與家鄉的紐帶。可以說，潮州話才是伊人的「普通」。因为方言写作在中文書寫裡是少數，我总是想方设法要把這樣的寶貴推到英文读者面前：看！这是用潮汕话写的哦！可難道這不是在以一个普通话读者的眼光去打量异乡嗎？這種刻意標示差異的做法，是不是在創造一種人為的縫隙？無論是對於在暹羅的伊人，還是在潮汕的伊人，潮州話是或近或遠、但依然有家的地方。既然是家鄉，又怎麼會是「奇異」的呢？在譯文裡時時穿插於英文讀者而言陌生的潮州話音譯，是不是異化、扭曲了潮州話在伊人生命中的角色？
究竟什麼樣的翻譯，才能在保留必要的縫隙時，不用陌生的語言呈現伊人的家鄉？我想，這意味著我的任務不是讓英語讀者「看見」潮州話，而是幫助讀者透過潮州話，「看見」伊人的世界。「方言是一種腔調」鍾娜說，之所以用方言寫作，是因為如果不用這門語言，就說不出、寫不出這個故事。現在故事已經在這裡，或許翻譯的挑戰是盡可能地剝去語言的外殼——「追求神似，而非形似（translate the vibes, not the words）」——抵達裡面包裹的內容和核心。我一個接一個把譯文中幾乎所有潮州話音譯都刪去：「邊頭的人」從「the bin-tao folks by the side」變成了「the folks by the side」，「青盲的（阿愛）」不再是「cên-mên」，而就是「blind」。我翻回去重讀那些在我心中生現出好多感情的句子：細仔相護壓金箔的阿愛時，小雞啄米的腦袋被母親敲醒，燭光裡辛苦的溫情；仁伯模仿娥姐與阿公越洋通話的語氣，一來一往欣喜又手忙腳亂的瑣碎，讓人忍俊不禁；小時候在菜攤前搗亂討錢、挨罵就跑的仁伯，幾十年後，成為電話那頭被娥姐月月催促「轉來未」、次次應答「下個拜轉來」的依靠......琢磨怎樣更生動地翻譯出人物的神態和情緒，文字的畫面和意境。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用心却又不刻意地，提醒讀者縫隙的存在？這是我的一些嘗試：在正文中嵌入潮州話的音譯，在擴號裡加入泰文原詞，在腳註裡標記專有的歷史、地理名詞所對應的潮州話或普通話發音，用譯者腳註與作者腳註形成對話，加入更多開門見山的「they said in Teochew（他們用潮州話說道）」、「she said in English（她用英語說道）」、「he said in Thai（他用泰語說道）」。就是在寫下這篇翻譯手記尾聲的此刻，我仍然感覺自己還沒有安穩地停留在某一個版本上。我還在滑尺上不斷地移動，甚至已經開始權衡——下一次修改，要不要添回那條腳註？刪去那個潮州話音譯？又該如何調整詞與詞之間的距離、標點的頓挫，才能更貼切地傳遞出伊人說話時的心緒？
交稿前，我又跟鍾娜通了一次電話。
「我們還是講四川話哇？」
「要得[7]！」
[7] 要得：川渝人最爽快的應答，相當於「整起走！」yào de。
「伊人在暹羅」是一個從縫隙中生長出來的故事，因此，它從本質上便具有翻譯的屬性。當暹羅的親人面對潔琳的提問時，總先絞盡腦汁用潮州話回答，再七嘴八舌用泰語討論，有時經由會英語的姑菁或谷歌翻譯軟件轉達——這過程本身，就是語言、時間、空間、記憶多重緯度的翻譯。而當讀者的目光在正文與腳註、過去與現在、潮汕語與暹羅之間不斷往復移動時，這樣的閱讀行為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種翻譯呢？
甚至於故事中伊人的話語，有些在引號裡出現，有些卻沒有引號，融為敘述的一體——這或許是潔琳作為寫作者和「尋找」伊人生命軌跡的親人，最溫柔的一稿翻譯：她將記憶中親人的聲音、情緒和神態，靜水流深地織進字裡行間。
我想我也是在翻譯這樣陌生的鄉音帶給我的一種感受，從這個角度上說，我與英文讀者的站位是類似的，都是在通過一個只能部分接近的語言，試圖靠近故事的情緒和脈絡。讀完故事的我們，與故事之間，還是保持著一條縫隙。
「伊人在暹羅」的譯名「They Who Left for Siam」試圖捕捉的，是離開的選擇，對他鄉的前往和對他者的奔赴，以及在途中漂泊的生命状态。出發的人，有人抵達了暹羅，有人一生未曾踏上那片土地，就如同潔琳出發去探詢家人的生命和記憶，同一件事，“也在歲月流逝中留下不同的版本”，寫不下來的聲音懸在空中，隨著代代口耳相傳而變幻、散去，有些答案，也終究無法抵達。
這讓我想起仁伯按下麥克風鍵，尋找語言的那幾秒沈默的間隙，等再開口，麥克風已經停止錄製。離散，或許是在「細碎」的記憶「光片」裡，尋找和選擇如何訴說。
但是，哪怕如今潮州話已生疏許多，仁伯還是會再次按下麥克風的按鈕。戰爭、政治鬥亂和一往無前流逝的歲月將人困於無形的大網，但伊人仍是有主體性的，正如潔琳所寫「伊人都在能改變自己命運的窗口，即時做出了往前的選擇，也許結果不一定如意，也許沒有得到眷顧，但伊人都沒有放棄。」也正如當年的細仔和阿愛，為了團圓的願望，一次又一次地出發。心系番邊，十年如一日通過僑批與丈夫再娘溝通牽掛的阿愛，終其一生沒能踏上暹羅的土地，又何不是時時刻刻「在」暹羅？從小在泰國出生長大、從未到過潮汕的姑姑伯伯們，一遍遍追問家族往事，託付潔琳帶老照片回唐山——「再娘、娥姐、老大姑、老伯、阿姑」——也算是「在」潮汕了呢。
我想，「在場」也是一次次地出發。出發的勇氣和姿態，不問是否或何时抵达。
謝謝在場為我提供嘗試、調整的空間，給我青澀的夢想加上鼓勵，很期待和溫暖團結、有愛有趣的大家庭一起學習，繼續向前。謝謝娜娜，和妳擺龍門陣笑了很久，也學到了很多，妳是我在異國的老鄉，也是用故事把大家聯結在一起的我的榜樣。謝謝潔琳，和妳無時限的答疑時間，還有從妳筆下走進我生命中的伊人，讓我在陌生的潮州話里又哭又笑；原來，為他人的故事動容，也是走向自己回家的路。我也想有一天，出發去伊人所在的暹羅和潮汕看一看。
潔琳的故事「伊人在暹羅」成了我的好朋友——記得在六月初第一次「Meet & Greet」見面會的時候，我這樣跟在場的小夥伴們說。一個季節之後，這份友誼帶給我的，是當我面對自己，在書寫逝去的人、探尋家庭記憶中的缝隙時，能夠更加泰然。
「各個語系的故人，會葬在一起。」如果說伊人離家過番，落腳泰國，經營新生活，與唐山親人聯絡的親疏，都不得不受制於某種命運的偶然，那麼最終仍在墓園裡重逢，這心安的歸處，則蘊含著一種溫柔的必然。站在故事的開頭，面向未來，一切都是那麼迷茫不定；站在故事的末端，回望歷史，所有又都似篤定的安排——一個「會」字卻顛倒了時空，穿越回八十多年前，給當年面向汪洋大海的伊人，或許曾一起從碼頭出發、但四散在異國討生活後再未謀面的伊人，捎去一句告慰：哪怕眼前看不到路了，哪怕生活的韻腳總是離別，伊人也總有一天會團聚在暹羅。會的，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