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欣宜，第五季在場 · 寫作獎得獎者
編輯：謝丁
第一章
1
1979年夏，21歲的謝燁從上海坐火車去承德探望爸爸。到了南京站，有人佔了她的座，她沒說什麼，走到一個乘客身後站著，看到那乘客掏出筆，依次畫了孩子、老人、一對夫婦、坐在他對面滿臉晦氣的化工廠青年。等她坐下時，他幾乎畫完了她周圍所有人，惟獨沒有畫她。他不敢看她。他是顧城。
他們是怎麼說起話來，沒人記得了。謝燁得知他比自己大兩歲，不只畫畫，更主要寫詩。還知道了小時候他們都在北京的北海公園玩過，一個在湖這邊，一個在湖那邊。到了晚上，周圍人都累了，東倒西斜睡去，只有她和他好好坐著，又像醒著做夢。他說到電影，說到遙遠的小時候的事情，說到不知要說什麼的時候就念起詩來。謝燁看著他，他在看她頸邊的頭髮。
火車走著，駛入早晨，太陽從海河明晃晃升起，車要到站了，誰也沒說什麼。謝燁慢慢收拾行李，顧城掏出紙片，寫下住址塞到她手裡，然後下車了。謝燁注意到，他不知為何滿含怒氣。經過一夜漫長的談話，謝燁竟感到，比起了解自己，她好像更了解顧城。那麼，他了解她嗎？她攥著那紙，下車時，腦中慌亂地閃過這些念頭。
謝燁打算憑一張紙條去找陌生人，爸爸不太同意，覺得她大概是遇上了騙子，為了說服他，她想了很多理由，才終於成行，走到紙上這條長長的、種滿了白楊樹的道路，裡頭藏著一扇門，那是顧城的家。一位年長女性來應門，應該是顧城的母親，注意地瞧著謝燁，謝燁感覺她已經知道自己是誰。接著顧城從裡面走出來，沒睡醒的樣子，黑色鋼筆插在口袋，布料湮出一團墨。他們坐下，顧城在說哲學，她想努力集中在他緩緩的聲線上，卻總被那團墨分散注意，想開口提醒他，又看到別的口袋也各有許多團墨，她忍著笑。
要走了，謝燁留下地址，又說了離開北京的日子。說完她覺得自己蠻傻的，但顧城說要去送她。到那天，他果然來送。兩個人在北京站的廣場站著，謝燁沒有說話，顧城也不說什麼。但她想，他們都知道這是開始而不是結束。
臨別前她問：「你會給我寫信嗎？」
「會的。」
「寫多少呢？」
謝燁看到他攤開雙手一比，那厚度至少等於兩部小說。
2
回到上海，她很快收到顧城寄來的第一封信，他坦誠那天自己為何怒沖衝下了火車：「我站著，我知道此刻正在失去，再過一會兒你將成為永生的幻覺。你還在笑，我對你憤怒起來。」
謝燁去把在承德拍的膠卷洗了出來，有張她自己的，太陽落山時，天穹輝煌金亮，她站在那兒，眼裡也盛滿那種明亮。她選出這張，和另幾張風景照一起隨信寄給顧城。他回信總是很快，看到照片，說像站在天國門口：「你的眼睛充滿了光明，像你的名字。」很突然地，又像從天國回到了現實，他忐忑問起：「我們在火車上相識，你媽媽會說我是壞人嗎？」
那幾日，謝燁病了，發高燒昏沉好些天，像躺在熱砂子上。沒什麼事可做，就讀他的信、他的詩，閉上眼也想到他。在北京，他像兄長那樣在她面前站著，禮貌地帶她走路，講安徒生和法布爾的故事，講路邊的草，瓢蟲有多少斑點，多神氣，好像整個北方都屬於他。
她讀他的信：「做一個藝術家，他要受到懲罰，因為他要穿過現實的罪惡，把這種信念帶給人世。他要告訴人們在那個河岸有這種快樂。」
讀到他寫自己年少時隨父母從北京下放，放豬餵羊，走被雨水沖壞的路，看到白石頭美麗地顯示出來。她想像他的目光注視那白石頭，像穿過巨大天空，往東方投下，苦鹹的淚灑遍荒涼的土地，到處是白朦朧的。而在那種種損害之中，他總還相信有一個河岸，那裡的土地被晨光照亮。
「你的信讓我了看見了將來，多好。」她回信。
他就在那河岸上走，越走越遠。她卻只能躺著，在熱砂子上生病。她忽然很擔心他就這樣離她而去，擔心得想去遮住那目光——或者，她在信裡寫下，「為什麼我不能和你一起看看將來呢」。她又感覺到雲從松樹上升起來，顧城一步步登上台階，就走在她身邊。這是命運，她相信。她接著寫：「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短，而命運是漫長的。」
他還擔心自己在她媽媽眼裡看起來怎麼樣，火車開來開去，上邊裝滿了人，有好有壞，那都不是他。 「你是一種個別的人。」
3
說到生活，他總是語氣沉重，信中寫著：「恨自己小小的可憐的軀殼……被牢牢地粘在蜘蛛網上、掙扎。現實不管你怎樣憎恨，都挨著你、吸著你，使你離夢想有千里之遙。」
謝燁倒有個「自己」的故事可以講給他聽。小時候，媽媽要上班，沒時間幫她綁小辮，讓她理了短髮，男孩似的。她沮喪得想換個媽媽，於是在心裡、在她認識的所有小朋友的媽媽中間，一個一個想過去、換過去，結果發現：沒人能做她媽媽，只因為她是她的女兒。 「從媽媽那我知道了一點，自己這是件早就被注定的事，我要的一切都天經地義地在我心中。一切遠離自身的掙扎、渴望和要求都是徒勞的。」
他回信，沒評論她的故事，只說收不到她的信多沮喪：「今天會有你的信嗎？」他總這樣，每封信都急切：「今天沒有你的信，我失望極了。」謝燁一開始安慰他：「信在路上呢。 「話才寄出，又收到一封，那字焦灼得把紙燒穿：「我要見到你，重病、牢牆、死亡什麼也不能阻擋我。
她讀著讀著，感覺要長癌症了：「就不能歇會兒，幹點別的？比如說想想我什麼時候去北京。」他們相遇還不到兩個月，他還不知道她呢，他還不知道他自己。
縱使無話不談，謝燁也有難以告訴他的事情：在媽媽眼裡，他確實不怎麼樣。
他是個詩人，父親也是有名的詩人。 1979年3月，他年少時寫的詩印在《蒲公英》小報，只有半版，印了5萬份，全部售罄，大前輩詩人公劉寫了篇文章專論他的詩。緊接著，那個金字塔尖、每個詩人都夢想在上面發首詩的《詩刊》也來跟他約稿。馬上他還要出版詩集──那又怎樣？媽媽只看兩條，一，他沒固定工作，二，他沒穩定收入。
但她喜歡那些詩，他的信，他說話的樣子，讓她從教室的窗戶跳出來、落在蒿子裡：她也學會了說話。
在給他的信裡，她可以講講爸爸媽媽的事了。那時候，她才12歲，弟弟更小，爸爸不能再上班，掛個大牌子被批鬥，關在大佛寺，媽媽每天下班後要「開會」，交代自己的「問題」。她一點也不想聽她說些什麼，不想證實他們真的「有罪」，總是躲著，早早帶小弟回來，哄他睡覺。再後來，爸爸被「揪」了出來，媽媽受牽連，被迫轉業。爸爸和媽媽離婚了，謝燁生了一場病，跟媽媽去了上海。
她也曾寫過詩。童年在承德，放了學她總和好朋友姜娜一起走。有次姜娜的書包掉進荷花池，她們不知深淺，手拉手下去撈，又被身邊的荷花迷了眼，顧不上濕淋淋的裙子，給荷花作起詩來。她想起這事，就去告訴姜娜，姜娜不但沒忘，還替她記著：從小時候她的夢想就是當個畫家、作家。是的，剛到上海時，她給姜娜寄信，裡頭總夾著幾張人物速寫畫，現在呢，她給姜娜讀自己的詩。她又開始寫詩了，只給最親密的朋友看看。認識顧城後，她幫他抄詩、校對、投稿，總是第一個讀他詩的人，她喜歡這樣。有時候，她也試著把自己的詩稿一起塞進信箱。真有幾首見了刊。
可兒時的夢想畢竟不是誰都能實現的。畢業後，謝燁進入無線電廠，成了統計員。這是一份需要她把每個開始都當作新起點的工作，每週有幾個晚上，她還得去電大進修。還好領導對謝燁的入學考試和正在參加的各種學習都很滿意，她每天一到點就拿起算盤、一到點就走進課堂，忙碌得很。
因此，總是顧城從北京來上海看她，一開始借住在親戚家，後來在武夷路買了個小房子，就是為了離她近點。
上夜校那幾天，謝燁一出校門，就見顧城在門口等著，他先把她送回家，再獨自走回武夷路。謝燁不好意思讓同學們看見，必得遠一點才允許他並肩行走，為此他挺不滿意，寫了首詩，「在這裡我們不能相認」。
他是不打算在上海長期生活的，總說想快點跟她結婚，帶她回北京。他很坦然地說這些，覺得理所當然，可謝燁的媽媽顯然不覺得有這麼「應當」。兩人相處幾年，朦朧詩和顧城的名氣更大了，媽媽並不因此對他有什麼改觀，反倒因他整天在上海呆著又添幾條負面印象：不務正業，紈綔子弟。
在媽媽的勸說下，有一個階段謝燁想與顧城停止發展關係，只保留友誼。謝燁給顧城寄了信去，聽說他收到信，「發作」起來，敲壞了北京家里大立櫃的玻璃鏡，砸壞手錶，要鎮定劑才能入睡。顧城的父親顧工來到上海，請謝燁媽媽在兄弟家見一面，商討結婚的事情，謝燁媽媽告訴他：「他們的結合缺乏現實基礎。」
媽媽年輕時也喜歡過詩歌，可要怎麼說服她寫詩也可以是一種「正事」？正好，1983年，上海師範大學的學生詩社邀請顧城演講。顧城在上海的朋友、詩人張毅偉建議謝燁，不如帶媽媽一起去，讓她自己去感受。到了現場，滿禮堂的大學生，潮水一般的掌聲，顧城在滿室蒸騰中處變不驚，用他特有的不疾不徐、帶點天真的聲音開始發言。朗誦時，整個禮堂安靜無比，謝燁、媽媽、弟弟——禮堂中所有人都聽著、沉浸著、受鼓舞。媽媽聽得挺有興致，回家還找出年輕時抄錄的幾本馬雅可夫斯基的詩給她看，說自己也喜歡過文學。張毅偉的提議奏效了。
1983年8月8日，謝燁收好兩人的戶口本，領著顧城去登記結婚。他穿著她買的那套白衣服，挺不自在，彷彿街上誰都發現他正要去結婚。她呢，想悄悄地走過政府大樓，誰也不驚動，從哪個口進去？她不知道也不想問人，只想一直走下去，走不到才更好！他們都有點緊張，最後走錯了，還得往回倒，顧城走得快，像逃跑，謝燁拉住他，找到了那個大門，紅牌子上寫著結婚登記，門裡有個彩色玻璃的小木樓梯，他們走進去，地板咯噔咯噔響起來，謝燁覺得那聲音好聽。
武夷路的房子成了新房子。屋子很小，只放得下一張床、一個桌子，她和他離得很近，就像在那個時候在火車上，他們挨在一塊，聽破竹筒的屋樑吱吱作響，在窗外不到一米的過道種下爬牆虎。窗戶相對很大，是屋子裡最亮的地方，他們於是把桌子放在窗邊，早晨，兩個人圍著桌子開始吃第一頓早餐。
「我們有家了，」那個時候，謝燁也在寫散文：「我們都高興，可以這麼近地看見自己，看見一切。」
4
婚後，他們住在上海。快要考試了，謝燁週末也往學校跑，顧城覺得奇怪。他不上班，覺得謝燁上班也是浪費時間。那個時候，他開始叫她「雷米」，說是南太平洋有一個部落，結婚後就得換名字，標誌著再生。她覺得好聽，從此拿來做筆名，哪知道「再生」的意思呢？ 「別浪費時間。」他兜回來，要她別去學校。她不理他。
不能阻止她去學校，他發起怒來，決定採取人盯人戰術，宣布要跟謝燁一起去。她怎麼能帶他去學校！走出家門，他真在旁邊跟著，到天山公園了，他還不回家，謝燁真生氣了，拐進公園再不跟他說一句話，他也不說話。她在涼亭裡坐著，睡著了，醒來已經是下午，氣也沒消，課也上不成，嗓子還癢起來，咳得止不住，只好回家了。
顧城取得勝利，得意極了，就告訴她：今天批准炒一回雞蛋。
兩人拮据，平常謝燁顧城伙食總是一大鍋白菜粉絲，每日不變。出門連一毛錢一張的公車票都捨不得買，不管刮風下雨，要嘛走路，要嘛就蹬那輛破腳踏車，盤算著，坐公車兩人要兩毛，能買幾斤白菜，夠吃多少餐。
炒蛋算改善伙食了。謝燁炒著雞蛋，可也無法消氣，一邊咳嗽，一邊又聽見他在旁邊唱起什麼「雷米」歌來：「雷米的腦袋像鐘錶，雷米的耳朵上發條，雷米的眼睛沒對好，九點半指的是眉毛……要跟雷米過到老。」她氣得想哭，卻咳得笑。
因為不願她去上課，有次他還當著她媽媽的面「發作」了一回，此後，媽媽一直勸說他們去精神病院看病。謝燁一邊對朋友講這個故事，一邊笑，顧城在旁邊挺不好意思：「非要讓我去，氣得我不理她。」
在謝燁媽媽的記憶中，這場衝突更暴力。 1993年，她向記者回憶，因為謝燁缺課太多，當時老師找到她，讓她勸女兒，她於是與謝燁的大舅舅一起去了武夷路。 「進門時，顧城一切都還好好的，但當我一提到電大時，他立即一反常態把手裡正在吃的一碗麵條向我頭上砸過來，碗撞在牆上碎了，撒了我滿頭滿臉都是麵條。」「我清楚地聽到他嚎叫『我要殺人！我要殺人！』
謝燁向來是聽話的女兒，這一次，她沒有聽媽媽的。 1984年，她跟單位請了長假，相當於辭了職。他們去了北京。
在北京，朦朧詩正受到青年讀者、詩歌圈、理論界矚目和追捧，顧城則是代表人物，會議、活動一個接一個，他接到來信，總先問問，能帶謝燁嗎？
1986年，謝燁陪同顧城參加北京作協在昌平舉辦新詩潮研討會，宿舍緊張，剛加入作協的作家文昕收留謝燁和另一個女孩同宿。那天，兩個女孩聽謝燁講了一整晚與顧城的愛情故事，在她敘述裡，共同生活的瑣事那樣生動有趣，碎金子一樣閃閃發光。女孩們聽得神往，直到天將亮了。
文昕後來自己的文章中記敘了一個這樣的故事，為鼓勵謝燁幫他抄稿，顧城發明了一個小把戲，畫一些紙票子，宣布這是專門印行的、只在他與謝焨間流通的「金銀券」，而謝燁為他抄稿，就能賺錢到面鈔不等的「錢到面鈔」。謝燁勤懇勞動，到了要兌現的時候卻困難重重，他總找藉口，能拖就拖，於是謝燁攢了有一卷這樣的東西，她從小盒子裡拿出來向她展示，嘴上歷數顧城的違約和耍賴，神色卻是高興的。她和顧城就像兩個快樂、有創意的孩子，在愛裡發明各種遊戲：每天都不一樣，每天都是新的。
那次研討會，謝燁還做了一件令文昕記憶深刻的事。文昕早幾年也和他們在活動中見過，印像中，顧城在每個會議中都是忙人，被人們簇擁，謝燁呢，總見她靜靜和顧城坐在一起，臉上是一種成人般包容一切的微笑，像個守護神。這次研討會上，有評論家批朦朧詩──這沒什麼新鮮了，可他斷章取義地提起顧城詩作，還語帶侮辱。文昕看到謝燁突然站起，激動反駁：「你可以說你不喜歡，但你沒有權力侮辱人格！」然後哭著離場。文昕追上她，又感到生氣，折返會場一起捍衛顧城：「我們這一代人也有我們的精神世界，但那是與你們不同的，我們想要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和人是平等的，就像大自然一樣渾然天成。」那之後，他們成為了密友。
還是1986年，《星星》詩刊舉辦全國讀者投票評選活動，在成都舉辦詩會。讀者從全國各地寄票參與，從800個候選人票選出10位最愛的詩人，《今天》幾位重要的朦朧詩人都入選了。謝燁陪顧城去了成都。那首詩會給所有人留下深刻記憶的倒不是哪個詩人，而是讀者的激情。據當時參與組織詩會的工作人員孫建軍回憶，劇場容納800人，聞訊自發性到場者估計接近一萬人，完全無法維持秩序。詩人演講的時候，儘管破例允許追星青年們站滿走廊和門廳，場外的聽眾還是不滿只聽到聲音，不斷有人爬上窗口站立，以至將劇場的窗扇壓碎。顧城演講結束，狂熱的詩迷洶湧包圍了他們，有人高喊「顧城我支持你」，甚至搶走他的帽子，混亂中，謝燁緊緊護住顧城，他們鑽進廁所，從窗戶跳出去逃回賓館。顧城回來的時候，嚇得如一隻麻雀。後來，缺席沒去的楊煉聽北島心有餘悸地描述，當時會場上，若詩人真的指向誰，大吼一聲踩死他，人們恐怕會立刻衝上去照做。
朦朧詩人詩名漸盛，但經濟上，謝燁和顧城始終拮据，朋友們與他們相交，都不難發現這一點。
詩人舒婷曾記敘他們當時的狀況：「八十年代，為維持生計，顧城四處投稿，連福建最偏僻的縣文化館都可以收到他的一疊手稿：隨便挑著發吧。於是稿費三元五元零星地彙來，白菜粉絲中可以加土豆了。儲蓄所存錢。
對這樣的生活，謝燁彷彿安之若素。平日在北京，她不常出門，也不想出門。到了冬天，走出十幾步能把人凍得夠嗆，要出門買菜也不容易。她看了好些書，想著這下倒也許能寫點什麼，先給弟弟寫封信吧。她向他推薦《歐也妮·葛朗台》，讀罷，她為女主人公的命運深深傷懷：「歐也妮/書中的女主人要的是感情，得到的卻是那麼多錢，得非所要，就是悲劇，哪怕是金子。即使她的心上人因為她的錢又求她和好，也同樣悲慘，依舊是得非所要，所以最終的問題是，要什麼？」
謝燁知道，很多人不覺得人世間是殘酷的，更多人不覺得她很幸運。但她找到了他，找到他獨立的思想方法，享受這種不同。她想要這個，她得到了。 「願你也能倖免這種命運。」她寫給弟弟。
1987年，受到朋友、德國漢學家顧彬的邀請，他們準備前往德國參加明斯特詩歌節。臨行前他們告訴文昕很快就回北京，而實際上，他們帶了全部證件。他們再也沒有回中國。
5
這是他們第一次出國。在朗誦會和朗誦會之間，他們一路走過明斯特、維也納和波恩，就在旅程中，謝燁懷孕了，顧城不想要孩子，她想要。後來到了巴黎，她偷偷去問翻譯顧城的詩、又請他們來巴黎訪問的法國漢學家尚德蘭，自己是否應該留下這個孩子，同為女性，尚德蘭告訴她：「如果你想要這個孩子，你就有權利留下他。」
隨後他們離開歐洲，途徑香港，參加了香港現代文學研討會。當時同在香港參加滬港交流計畫的作家王安憶很快看出，謝燁和顧城不像有回北京的打算：「八十年代，許多問題，如就業、調動、夫妻兩地分居的戶籍遷移，都是難以逾越的關隘，一旦去國，便從所有的限製中脫身，麻煩迎頭而解。
王安憶回憶，在國內，兩人都沒有工作，稿費又薄，出了國，朦朧詩是新的潮流，顧城這樣代表性的詩人，正吸引著西方的注意。 「單憑各種詩歌節、文學週、寫作計劃、駐校駐市作家專案，就可接起趟來，站住腳跟，再從長計議，不愁沒有生計，亦不乏先例。」
很快，在香港的顧城就收到了奧克蘭大學東亞文學研究所閔福德邀請，到奧克蘭大學講課。閔福德請托香港中文大學的孔慧怡，幫謝燁和顧城延長在香港的居留時間，這樣他們可以不必回北京，在香港等待簽證面試，然後直接去新西蘭。
1987年，孔慧怡剛上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接到閔福德一通電話，很快，聽筒裡被託付的兩人出現在了辦公室門口——那確實是她第一次見到謝燁的場景，她卻怎麼也記不得這一幕。印像中的「第一次」則是在沙田火車站出閘的地方：「我倚著閘口，低頭在邀請信上用手寫上詳細的附註；偶然抬頭，看見你靠在我身旁，幾絲頭髮輕拂粉紅粉紅的臉龐——我沒見過更美的膚色。」
謝燁和顧城當時能合法停留香港的日子只有幾天，孔慧怡以翻譯研究中心的名義打了一封標準格式的邀請信，原以為這樣就夠交差，謝燁——那時候已去過歐洲遊歷一圈，顯然更有經驗，在去移民局的火車上，她告訴孔慧怡如何應對移民局審核，還得加上這一場景，那是那才有了這一幕。來不及找打字機，孔慧怡就地把信手寫完整，說明謝燁和顧城留港期間，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會安排住宿，同時提供基本的生活費等等。
孔慧怡後來回憶，當時她才接手翻譯研究中心大半年，研究中心的財政狀況並不理想，她一邊寫一邊動腦筋，從哪裡支出經費，怎麼安排住宿，還得與中文系說好讓顧城做幾次講演講。謝燁在旁邊好奇地探頭看著，當時，她還沒學會認孔慧怡筆下的英文字，但也明白他們能否留在香港，就要看孔慧怡寫的這幾行附註能否說服移民局的職員了。
還好事情順利，他們不但拿到留港簽證，很快也有了安居之所——當時倫敦大學中文講座教授卜立德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半年，聽孔慧怡說了他們的境況，「馬上發揮俠義精神」，邀二人住到他那兒。
後來，謝燁告訴孔慧怡，在沙田火車站看她不停地寫，她心裡想，這不光是個小姐呢。
孔慧怡亦有同感，謝燁外表看來嬌嫩，不懂外語卻和顧城闖蕩歐洲，自己懷著孩子，還像個大護法似地處處打點照料顧城，她也同樣「不光是小姐」。
在香港，顧城只管講座的事，他不需要準備，出口就能成章，但其他所有的事情，他都不會。 「其他所有事情」自然是謝燁來處理。他們到紐西蘭是要在奧克蘭大學「掛單」，不同於一般兩三個月的訪問，更不是一般的旅遊簽證，當時的新西蘭駐港領事館按理應等他們到當地，了解詳情再決定是否準簽。但謝燁和顧城還不通英語，領事先生便想出一個法子，在家裡宴請二人，加上孔慧怡和卜立德，以交際的方式觀察情況。
出發前，孔慧怡看到謝燁面露忐忑，頗有赴「鴻門宴」之感。領事的家在港島高樓之上，那天晚上，謝燁和孔慧怡並排站在落地大窗前，眺望燈光燦爛的維多利亞港，這不是謝燁習以為常的環境，但孔慧怡觀察到，面對西式的禮儀、飯菜，她依舊落落大方，拿得準分寸寸。孔慧怡想，他們能取得紐西蘭簽證，靠的是謝燁的聰明和從容。
每天下午，謝燁會從卜立德宿舍走十幾分鐘，準時準時來到翻譯研究中心二樓的辦公室，逮捕住快下班的孔慧怡聊天。謝燁講起故事來生動，說話間就有起承轉合，她最愛講「卜教授的幽默」，有個情節，孔慧怡記得聽她復述過幾次。
「我和顧城勸卜教授不要老吃罐頭，沒有營養。他說：我從來不吃罐頭的。」
「我指著桌上他剛打開的罐頭問：那你現在吃的是什麼?卜教授慢條斯理地說：我吃的不是罐頭，是罐頭裡面的肉！」
幽默事沒說完，謝燁已經忍不住哈哈大笑。孔慧怡印像裡，1987年的謝燁，是愛笑、活潑的。
顧城在台上演講的時候，孔慧怡也去旁聽，看到謝燁就在第一排坐著，微微仰著臉，專注地看著、聽著台上的丈夫。
到快要上飛機那兩天，謝燁的肚子比剛到香港時大多了，這樣上飛機，還要過移民局，實在觸目。剛好是冬天，孔慧怡愛穿披風式的大衣，挑了一件寶藍色的給她。謝燁一點也不扭捏，接過了衣服說：「好，我穿著上飛機。」
在香港的時候，謝燁曾有一次在洗手間碰到王安憶，「私密的空間，不由彼此生出些親切感」。兩人聊了幾句，王安憶在一旁看謝燁怎麼梳那個在她看來「既不新潮，又遠不是陳舊，而是別緻」的髮式：先把長髮編成辮子，再環繞頭頂、盤成花冠。這個發式伴隨她一輩子。
問及原籍何處，謝燁一邊編辮子，一邊答她：「南方人不認我，北方人也不認我。」王安憶覺得，這話說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個無人認領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著陌生的人走進了陌生的生活。」
王安憶寫道：「那時候，一切剛剛開始，不知道怎樣的危險在前面等待，年紀輕輕，憧憬無限。」
6
謝燁和顧城從香港的冬天出發，抵達紐西蘭的夏天。落地奧克蘭的頭一個多月，他們被安排在同系的同事葉宋曼瑛家暫住。
曼瑛對夫妻倆產生的一種深刻印像是吃東西。顧城在家裡就是不停做事、不停地吃東西。謝燁也愛吃，曼瑛帶夫婦倆去露營，「謝燁挺著大肚子，抓了許多小螃蟹，用水草穿成兩大串。老外們燒烤肉腸時，她燒了鍋開水，把螃蟹都煮了，一口吃一隻，大家目瞪口呆」。
顧城不懂英文，在奧克蘭大學工作不是教書，而是「會話課」，也就是陪學生說話、練習中文口語。根據他的一位學生布蘭迪回憶：「他是個糟糕的老師，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教學。」學生們圍著他坐成一圈，誰也不說話，等著他開口，他則渾身難受地看著大家，等著大家說話。很快大部分同學就不再來上課了。
曼瑛覺得，顧城有純真的一面，有時候，他也賣弄這種純真。例如他來上班，明明戴個手錶可以解決問題，他不喜歡戴，總要跑進她辦公室問：「曼瑛，幾點了？我該上課了嗎？」 又比如住在她家裡，他經常爐子開著不關，或把東西撒一地。
曼瑛記得顧城主意很多，一會要做餃子，一會要做牛肉燒餅，麵粉拿出來了，搓了搓粉又想切些蔥花，「還是做蔥油餅好玩！」總是謝燁勤快而敏捷地在旁邊收拾。
還有次在郊外，顧城跟曼瑛的孩子撿了塊樣子奇特的木塊，回到家中，興興頭頭又鋸又刨。過了半個鐘頭，曼瑛去看，遊戲室只有木屑和一地的工具，還是謝燁微笑地收拾，顧城帶了孩子到後園掘地種菜去了。
曼瑛從沒見過謝燁發脾氣，她照顧顧城無微不至。顧城寫東西，原子筆不流暢寫不出字，謝燁就在紙上劃，直到劃出顏色才遞給他。顧城的帽子什麼時候都要帶著，謝燁給他縫了好幾個一模一樣的布圈圈，料子各異，每天笑瞇瞇、溫順地給他戴上。
曼瑛產生的另一種印像是：謝燁對顧城非常重要，沒有她，他可能真的活不了。
在多年後發表在《明報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曼瑛回憶了謝燁懷孕時期的一些細節：「謝燁的肚子很大，看來一兩個月內便要生產，她說不知道預產期，也沒有作過定期的產前檢查。外子是醫生，自告奮勇，初步診斷，然後寫了介紹英語，然後是英語
事實上，顧城只這第一次去了，他不得不去，因為他得填寫表格。醫護人員比他們兩個預備家長更緊張，因為是第一胎，又沒有產婦的任何紀錄，決定要作一連串的檢查。曼瑛注意到，謝燁自是忙碌中帶著幸福神色，顧城則略顯淡漠。
回來後，顧城以「不喜歡醫院的氣氛，我又幫不上忙」為由，不再陪伴妻子上醫院。此後五、六個星期，一直到孩子生下，都是曼瑛陪同謝燁去作檢查，包括產前常識課、產婦運動課等。到了最重要的生產程序預習，醫院要求丈夫們一定出席，曼瑛向他解釋，新西蘭新作父親的都會進產房給太太打氣。顧城顯得不安：「生孩子很恐怖，血淋淋的。」他說在北京從來「沒聽過這規矩」，當然也沒有出現。
謝燁彷彿並不在意。曼瑛感覺，顧城不在身邊，謝燁不必時時照顧，倒顯得得更伶俐輕鬆。她勤學好問，很快就可以說些應付日常的英語，對新西蘭的人和事物都抱著「每事問」的態度，怎樣上街買菜，怎樣找房子，孩子生下來怎麼聯絡護嬰院派人來每星期探訪等待，很快打聽清楚，還借了曼瑛的縫紉機，給還在裡的孩子縫了許多件肚子裡的孩子縫。
謝燁生產了，給孩子起名叫木耳。
很快，謝燁找到了房子，他們要搬出去了。臨別前，謝燁很捨不得曼瑛一家。大家都才從國內出來，經濟狀況都不很好，曼瑛送給他們自己從香港帶來的許多做衣服的布料，還送他們自己打的家具，兩三個木箱子，既可以裝東西也可以坐上去。
後來，曼瑛聽說，謝燁和顧城在一個小島買下了一間舊房子，離奧克蘭不遠。
在島上，謝燁偶爾會打電話給曼瑛談談近況，說他們在小島上養雞了，週末時顧城會給遊客畫素描，她則賣春捲，木耳很乖，已能走來走去。從奧克蘭到小島要坐兩個鐘頭的船，除每個星期三曼瑛能碰到顧城從島上坐船來辦公室，兩家見得少了。
1992年，顧城夫婦離開紐西蘭，去德國參加德意志學術基金會為期一年的訪學計劃，謝燁寄來明信片，說他們沒有帶木耳一起出去，又提到，歐洲人對朦朧詩的興趣略減。
曼瑛最後一次收到他們的消息，是一年後，她去參加墨爾本大學參加海外華人研討會，看到電視上，墨爾本電視台在播他們的新聞。
是死訊，非常簡短：「中國詩人顧城殺妻後自殺。」
第二章
1
我一直在想，我是從哪裡聽到謝燁這個名字的？
2021年，我讀到一篇報道，講述謝燁如何遭受暴力，被迫送走孩子，被殺。我了解到謝燁為顧城的作品付出了大量勞動，自己也是一個寫作者，寫詩、散文、小說，我找到她寫給孩子的散文《你叫小木耳》，讀到一個母親對孩子細密的注意力、愛、痛苦。而當我感覺到痛，謝燁從扁平的名字膨出，站在我面前，我不得不看著她：一個人和她的可能性。她死亡的事實插在我的喉嚨，我說不出話來。
一定有這麼一個時刻，比2021年更早，我聽過這個名字，甚至曾讀過《你叫小木耳》。並不很遠，就是上大學的時候，在中文系的課堂上。系上沒有單獨開設詩歌課程，最可能是在文學史課。
我從書櫃的最裡面翻出當代文學史的教材，索引1980-1990年代，很容易找到朦朧詩那一節，底下有一長串代表詩人，裡面沒有她的名字。顧城有屬於自己的一頁，我從生平介紹的第一句「生於北京，父親是著名詩人顧工」，讀到最後一句，「1993年10月8日自殺」——沒有她的名字。
我又失去線索了，茫然中，我瞥見曾經的筆記本萎縮在書櫃的邊緣，不不抱期望地拿來翻了一番，翻到記著朦朧詩知識點的那一頁，竟真的看到了我尋找的名字——「謝燁」，孤伶伶伶的，就兩個字，沒有更多了。大約是老師講到了什麼，並不很重要，被我心不在焉地記下來。沒有更多資訊可以讓我回憶起為什麼我在這裡寫下她的名字。
我繼續搜尋她的名字，找到2014年北島主持的一本紀念文集，序言中，寫著：「為紀念顧城和謝燁逝世二十週年，特別邀請各位朋友、詩人、作家、學者和譯者寫下九篇紀念文字。」可是書名為什麼叫《憶顧城》？
還找到了2014年2月的講顧城的一期《鍶錵三人行》。談到二人的悲劇，主持人竇文濤引用一種「控制」的解讀，「謝燁就等於包辦了顧城一切」，嘉賓梁文道則說：「這種崇拜你崇拜得不得了的人反過來不就很容易變成一個掌控你的人嗎？」
另一位嘉賓是1987年在香港跟謝燁和顧城見過一面的許子東，短暫交往，他對顧城的才華與出世印象深刻。他們聊起「兩人在新西蘭的小島上養雞，被投訴和要求處理掉幾百隻雞，顧城砍下雞頭裝成一筐給老外看，嚇得老外抱頭鼠竄」，許子東立刻說：「暴力傾向。」緊接著他說：「這個我真不理解，我也不想去理解。
他的話讓我感到困惑，為什麼只要想想詩，就可以不去想一個人殺了另一個人這件事？彷彿這兩個動作的關聯只是合上一本書、打開另一本。
當他們講到妻子如何崇拜顧城：「顧城說話就拿錄音機錄下來」——我突然想起，讓我在筆記本上寫下「謝燁」的記憶是什麼。當時那位教當代文學史的教授也是這麼說的。
大概是這樣的場景：昏昏沉沉的課堂上，教授講完顧城，覺得需要講點什麼鬆一鬆教室裡板結的空氣，便說起名人軼事，說起顧城的妻子非常崇拜他、舉著錄音機錄下丈夫的每一句話。又說到最後幾年顧城和兩個女人一起在島上生活，一大半腦袋抬了起來，「他的妻子，好像叫謝燁吧，也沒有意見，」教授說：「天才的世界是我們凡人不能理解的。」又一陣共鳴的輕笑，大家都精神點了。
謝燁名字就是這樣出現，在板正的文學史課堂上，作為活躍氣氛的名人的「軼事」。
我在幹什麼？我是那數十顆抬起來的頭之一，隨手寫下謝燁的名字又被遺忘。我不記得自己有沒有笑了，但我顯然對此沒有意見，就像我不會對重力，呼吸，生活的法則有什麼意見。我在文學院走來走去，腳踩在地面上，呼吸吐納，對生活的種種天經地義了然於心，比如天才總有些怪癖，精神病會發狂殺人。可是我為什麼沒有察覺到一個人被殺死了？為什麼我的目光注視著殺死她的人？
我繼續讀謝燁的文字，她寫：「在這醜陋和痛苦面前，我和你的柔弱相差無幾。」我感到不能呼吸，把書合上了。我曾經讀過一次，沒有留下任何印象。此刻我知道了，她說出來和沒能說出來的是什麼。我沒辦法把謝燁合上。
「要是能把她散佚的文字整理出來就好了，」我寫信給朋友：「不一定要出版，只有一個文檔也好。」他說，為什麼不呢？
我從一個叫「顧城之城」的論壇找到謝燁的10首詩，發現《你叫小木耳》其實是發表在顧城的《英兒》裡，還找到一本《墓床》，寫著顧城和謝燁共同署名，裡面有一些她的詩和散文。我喜歡她的文字。她不只是顧城的妻子，也是一個作者，我開始為她整理一份文件。
朋友也幫我找一些資料。謝燁的作品雖然不多，蒐集、整理、謄錄、排版、校對的勞動也是大量的。疫情逐漸變得激烈，新聞對我造成的影響變得不可忽視，我每天焦急地在手機上刷著訊息，文檔的整理工作暫時擱置了。
2023年，我決定出國，匆匆申請了一個當年秋季入學的轉碼項目，那個計畫這一屆錄取了36個人。上第一堂課的時候，我發現班上有29個中國人。結束以後，我們都會有一年的Search Year Visa，只要這一年裡找到一份願意提供續簽的工作，就能在荷蘭留下來——而並實際情況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光明、順當，荷蘭的天氣和我並不感興趣的課程逐漸變得難以忍受，作業總是做不完，注意力集中，我整日在我那個幽夜和缺乏日照的小床上和缺乏日照的房間裡越來越呆著。
快十月了，我想看看作業的截止日期，突然注意到，謝燁的三十年忌日馬上要到了。
我重新打開了那份文檔，是出於對學業的逃避。想要至少把這件事情做完，我趕在這個節點把文檔整理好、發出去。
為了方便傳播，也帶著一種「為她說話」的英雄主義，我在文件前面寫了一篇「序言」。在最後，我寫，這是一個開放文檔，如果網友從家裡的舊藏書、圖書館或任何地方找到了謝燁作品的線索或出版物，歡迎發到我的郵箱，也歡迎直接在文檔上編輯。
文件發出去的第一周，除了我的朋友幾乎沒有人跟我互動，漸漸地，有兩三百個人轉發了，隨後，是更多人，謝燁的文檔獲得了意料之外的曝光。
那幾天我無心上學，走路、吃飯都在看評論和轉發。一方面，我發現不只我一個人在謝燁的文字和經歷中感到傷痛，這讓我感覺到聯結，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我不太理解的評論。一個網友僅僅因為評論了一句「小木耳太可憐了，不知道他會怎麼理解這段歷史」被罵了幾十條——主要是批評她「在一個試圖恢復謝燁的帖子下面心疼男寶」。我想這是一種誤讀，只要讀一讀《你叫小木耳》就會明白，木耳是謝燁情感的核心，她一定不會同意將對她和對孩子的同情心這樣割裂開來。
但為什麼大家讀了文檔以後會有這樣的反應？我還特地把《你叫小木耳》放在第一篇。我隱隱有種不安，於是回去重新讀了自己寫的序言，我寫「她是寫作者，遭受家庭暴力的人，為顧城的作品付出隱形勞動的人」——這敘述是為了把她從與顧城的關係中剝離開來、回复獨立，是否也有意識地排除了使她看起來不夠獨立、不夠「無辜」的妻子和照顧者，例如作為一個家庭照顧者的妻子？這些評論會不會不是對我的「序言」的誤讀，而是延續？我為謝燁說的話是謝燁自己想說的話嗎？
我無法代替她說話。我想回到她留下的文字中、曾經聽到她說話與沉默的人們的記憶中、她走過和生活過的地方，聽她自己說話。
2
2025年夏天，我走出奧克蘭機場，已經入夜，我匆忙地搭計程車趕到渡輪碼頭，怕錯過去Waiheke島的最後一班船。到了碼頭，工作人員告訴我，今天還有兩個班次，不過我剛好錯過上一班，得等一個半小時。那是一個白人女性，穿了三層衣服，鼻尖凍得發紅，說英語和站立時都微微發抖，看到她那一刻我才感覺到冷，我剛從夏天出來，只在T卹外穿了一件衝鋒衣，緊張趕路，幾乎沒有感覺到身體和溫差。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Waiheke島最具辨識度的旅遊資源，是小而美的精品葡萄酒莊。再加上往來奧克蘭的密集渡輪班次，現在，這個小島已成為奧克蘭週邊受歡迎的一日遊目的地之一。
在毛利語裡，「Waiheke」通常被解釋為 「cascading waters」（瀑布、涓流），或「ebbing waters（退潮匯流）」，取意自對島上水流和潮汐節奏的描繪。漢語中，誰先譯成「激流島」已難以考據。
謝燁和顧城在Waiheke島上的生活和死亡，使「激流島」這個意譯的中文名，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國被廣泛知曉。
四十分鐘的渡輪後，我們抵達了，除了我，似乎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在我猶豫的幾分鐘裡，人潮迅速消失。我打開谷歌地圖，在手機上看，激流島就像起飛時踉蹌了一下的雄雞，碼頭就在充分展開的左翅尖，最西邊。我訂的民宿在雄雞的心臟，島的中央，謝燁和顧城的舊居在南部，雄雞的腹部。
越來越冷，我穿上所有衣服，也帶上圍巾，還是覺得冷，又回到候車大廳。不管裡面和外面都很空蕩，任何聲音都能嚇我一跳，自動販賣機突然轟鳴起來，燈管跳了一下，海鷗叫了兩聲，還有一陣陣有節奏的沙沙聲，我辨認了一會兒，發現是海的聲音。
我想到可以出去看看海上的月亮，謝燁說這裡的月亮「大得驚人」，而實際上，我只看得見候船大廳的光亮照著的一小段海岸線，海是徹底漆黑的，從候船廳邊上望回去，沒有路燈，沒有月亮，沒有星星，我來時的路深不可測。我穿著黑色衣服，感覺身體的邊界正消融在密度更高的黑色裡。我迅速回到大廳，在光亮裡，我的邊界恢復了。我決定打電話叫車。
引擎聲遠遠響起。司機說他打表、接受刷卡、這趟行程會花三十多塊。我告訴他我來這裡是為了三十多年前住在這裡的兩個中國人，他馬上說：「哦，那個中國詩人。」
我問：「你知道這事嗎？」
他說：「不知道。但好幾個中國人坐我的車去看他們的住所——他們說起過。」
第二天起床，我才看清我住的地方長什麼樣子。昨天在一團漆黑中下了車，我只知道我走過一個長長的下坡找到了這個房子的門，今天才看清楚，這條路橫亙在山脊中央，居住區交錯分佈路的上方和下方，每戶人家都有一條這樣長長的車道，通向他們藏在樹裡的房子，走在路上你幾乎只看濃蔭。
Niki在花園裡養了三隻漂亮的花羽雞，雞舍很精緻，一個尖頂的鐵皮屋子，一長條籬笆圍起來的活動空間。人吃雞的蛋，雞吃人的廚餘垃圾，雞糞便養蔬菜，再送到人的餐桌，一個小小的自循環系統。 Niki的房子不到兩千平，依照法規，最多只能養6隻雞；除此之外，還要求島上的居民給每隻雞提供下雨不漏的封閉雞舍、不少於3平方米的活動空間、圍欄；以及不許養公雞、以盡可能減少噪音、氣味、蟲害對鄰居和社區環境的打擾，亦兼顧動物福利。
顧城和謝燁在島上居住時，也在房子的後山上養雞。下午，我打算照昨天那位計程車司機給我的地址，去那個舊房子看看。臨行前，我隨手在「小紅書」搜了一下，發現他們的舊居和島上的酒莊一起成為中國遊客在激流島的「必打卡」，還有人做成「攻略」，坐什麼車，走哪條路，房屋現狀，訪後感慨，應有盡有，當然，他們都是「顧城故居」。
他們住在岩石灣，在島嶼東南側的海岸線，面向寒流海岸，又位於海灣內部，房價便宜，也更避世。
到達他們故居，要先經過一條彎曲的盤山路，從地圖上看，像是在山脊上開膛破肚。我依照「攻略」指引，前半段穿越森林，後半段氣進入嬉皮士風格的居民區，一路經過瑜珈教室、鄉村音樂會、精神療癒坊，隱約聽到有派對的音樂聲，很順利就找到了。
房子的門牌號碼被摘掉了。網友說，是顧城的姊姊顧鄉寫信給市政廳要求隱的地址。中間只有一堵遮得嚴嚴實實的植被構成的牆，網友也說，那房子就在這堵圍擋後面。網友說了很多，我還是很無措，怎麼進去，原地研究了一會兒，我意識到只能從左邊或右邊兩戶繞路進入。
更有可能是左邊，因為那裡有個立牌，用中文清楚寫著：「私人領地，禁止侵擾」。我感覺那是專門對我施的咒語，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動作。
在我遲疑的時候，聽見身後有兩個人說著中文由遠及近，一男一女出現了，穿著衝鋒衣，我們無聲交換了共同的目的。我嘗試解釋為什麼「門牌號碼被摘掉」，女孩馬上打斷了我：「我知道，是顧鄉寫信給市政廳」。
我無助地指了指那個中文標識，他們沒有什麼猶豫，徑直往左邊走去。我跟在後面。
一開始，我們只看到一幢疑似的白房子，似乎沒有人住，也很破舊，近看又發現明顯有維護痕跡，不大像，可視線範圍內也沒有別的房子，我正想打開手機找找前人經驗，女孩忽然說：「在那兒！」
我順著她的手看過去，看見了另一邊的、被野生植被遮蔽的紅色房子，兩把椅子放在側邊，有一個可以登上去的階梯。我們向它靠近，女孩邊走邊指認：「他們那時就坐在這裡吧。」「這個空地就是他們養雞的地方吧。」我發現我的知識並不比她多，但養雞的地方是在山上。很快我們就發現，那個階梯只能讓我們站得高一點，它與房子的連結被人為切斷了，我們沒辦法靠近那個紅色的房子。
「可以了，走吧。」女孩聽起來像打卡已完成。
太陽快下山了，島上沒有路燈，五點太陽下山後，走山路很不方便，我打算跟他們一起回去。路上，女孩告訴我，她大學讀中文系，因為工作，短暫調動到紐西蘭，週末來這裡一日遊，上午去逛了逛酒莊，下午決定來看「顧城故居」。
「我是中文系的嘛，總歸對這些東西比較有興趣。」她這麼告訴我。跟我一樣，她也沒有在課堂上聽過謝燁，聽我說完我為什麼想來看看，她說她想知道謝燁的故事。
第三章
1
1987年，與謝燁和顧城分別後，孔慧怡每年能收到幾封他們的來信，多數是顧城執筆，謝燁在後面添一兩句。每次都有令人驚訝的消息，他們在一個偏遠小島上買房子了，顧城辭掉了奧克蘭大學的職務了，謝燁的弟弟和顧城的姐姐都到新西蘭生活了，木耳現寄養在一戶毛利人家裡，漢語都不怎麼會說了等等。
孔慧怡只覺得這些消息如謎語一般，顧城薪水不要了，怎麼買的房子？他們不過剛安頓下來，怎麼還能幫親人申請定居？木耳這麼小，怎麼會不留在家裡？待到顧城的前同事葉宋曼瑛路過香港，孔慧怡與她一一求證，但有關他們生活的謎團，曼瑛也只是搖頭，說弄不明白。
到了1992年3月，孔慧怡的一連串疑問終於得到了一些解答。在多年後的一篇文章《謝燁：生命的小說家》中，她描述了再次在香港見到兩人的場景。
那一年，謝燁與顧城離開紐西蘭，到德國參加為期一年的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寫作計劃，路經香港，停留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兩個星期。那天，兩人到了孔慧怡家，謝燁講起買房的事情，說那房子很破，依山建築，有一面牆乾脆就是山石。
孔慧怡問當事人，哪來的錢呢？
謝燁答：「破房子很便宜，靠著銀行貸款買的。」大膽走這一步，全因顧城要過回覆自然的生活。
他每天拿著報紙，專門找賣房廣告，英文字一個不認，光會看價格，把價低的一張張剪下、帶去學校，請教授翻譯，那教授一張張看，這張是廁所，那張是電話亭。就這樣，真給他找到這個偏僻小島上的木房子，很快決定買下，以他的工作擔保，從銀行貸款兩萬八，分十年還清，每月要還四百六十元，算上地稅五百塊。
房子又在小島的偏僻處，剛搬過去，他們沒錢從很遠的地方接來電線、裝上電燈，更沒有抽水馬桶，每次夜晚上野茅房，月黑風高，蚊蟲縈繞，先得鼓起勇氣，再得舉起火把。謝燁和顧城決定在後面的山上挖化糞池，修理一個廁所。他們在山地上畫了一個兩公尺的圓圈，開始由謝燁挖坑，顧城在上面股清石頭，乾一會兒換顧城下去挖，謝燁上來吃兩張餅。開工前，謝燁事先烙完足足一尺多高的大餅，不到一天就吃完了。這樣乾了兩天，挖出一個大坑，又打上鋼筋，注上水泥，建好了化糞池——島上多雨，幸好那幾天沒有下。他倆累得差點兒倒在坑裡睡過去不來。
那靠什麼過日子呢？謝燁說：「Eva（孔慧怡）呀，你不知道我過得有多慘，經常餓肚子。」
剛到島上，經濟拮据，最窘迫的時候，一天只有三塊錢。謝燁看見地裡長的不管是什麼，都拿去問人家能不能吃。有一天採了一大把野菜，晚上吃了，肚子痛得不行，都以為要沒命了，還好，熬到天亮，沒那麼痛了。
他們也去打牡蠣吃。岩石灣往下走二十分鐘，有一片海灘，謝燁總愛去那裡散步。退潮時，看到炭黑的礁石露出成片的牡蠣。他們隔三差五就去打牡蠣，打滿一桶又一桶，倒進塑膠袋，又倒進胃裡，直到牡蠣都被他們吃出塑膠味。謝燁覺得，岩石灣的牡蠣大概都快被他們吃光了。
但光靠大自然也不行呀？謝燁說：「對呀，所以我就學開車。」鄰居不要的破車，讓謝燁去學，她爬上去，連基本換檔都不會，放開手剎掣，車子就往前溜，覺得好可怕。這樣也算學會了，可以開到市集去賣點東西。
賣什麼呢？這回輪到顧城搶著說了：「我賣畫，沒人要；她做了春捲拿去賣，倒是生意很好。」
他們也養雞。有一天，從台灣發來5000港幣稿費，謝燁高興極了，很想大吃一頓。顧城卻說，要永續吃，得先生產再生活，他要發展養雞場，拿這錢買了兩百隻雞。想得是很美，雞屎可以給地裡施肥，施肥可以長菜，長菜後人可以吃也可以賣，賺了錢還可以再買雞和飼料，然後雞再吃，再拉屎，實現再循環，一個純自然烏托邦。但沒想到，烏托邦首先就不合法。依照紐西蘭的法律，一戶只能養12隻雞。當時「養雞場」雞糞產量甚鉅，鄰居一開窗戶，蒼蠅黑壓壓一團捲進屋去，很快他們就被檢舉了。市政廳發了好幾封信，要求三天處理掉這些雞。沒有轉圜的餘地了，顧城不敢殺雞，抓著腳，於是謝燁殺雞、剝毛、剖腹，血流滿地，又把處理好的雞肉寄存在當地朋友冰櫃中，謝燁每週做春捲送到集市上賣，為了消耗庫存，還賣了一陣紅燒雞腿紅燒雞翅，這樣收場了。
謝燁告訴孔慧怡，木耳長得不高但很壯，像個小毛利人，寄養家庭對他很好。孔慧怡問，為什麼把孩子送養了？
謝燁指著顧城說：「他不要跟孩子住。」
顧城支吾：「也不是這個意思…」
她說：「這個人呀，連牙刷放哪都要天天問。」
孔慧怡盯著顧城說：「你能不能對謝燁好一點？」只見他似懂非懂地笑，也像在解一個謎語。
孔慧怡總忘不了謝燁說自己餓肚子，想著讓她在離開香港前好好吃一頓，集合朋友，帶謝燁和顧城上大酒樓去，叫了一大堆菜，冷盤、火鍋、牛柳、鐵板燒雞。飯桌上直冒煙的時候，誰拿出相機，拍下一站照片留作紀念，剛好定格了謝燁笑得開懷那一瞬。
時隔五年再見故人，孔慧怡明顯覺到，五年前那個有著粉紅膚色、每天去她辦公室找她講笑話的謝燁蒼白、疲憊了不少，這一時的笑容，五年前是常見的，如今卻少了很多。
在文章裡，孔慧怡接著寫道，1992年與謝燁和顧城深談後，她暫且解開對他們生活的種種疑惑。但他們離開去德國不久，又傳出顧城把李英接到島上一起生活的消息。
孔慧怡本是不信，流言愈演愈烈，最後當事人自己也出來發聲，謝燁在美國接受採訪說：「顧城為英兒那麼傷心，英兒對他又那麼好，我很同情他們之間的感情，成全他們未嘗不可。」孔慧怡不得不信了，如此便更感到驚奇：謝燁所敘述的生活如此天衣無縫、渾然一體，如果那時李英就在他們生活裡，每日密集相處、息息相關，她如何能把李英從敘事中完全剔除？
2
1986年，昌平詩會上，和謝燁一起住在文昕的宿舍、一起聽謝燁講自己愛情故事的另一個女孩就是李英。文昕注意到：「聽到感動的時候，咪咪把頭蒙在被子裡哭起來。」咪咪是文昕給李英起的暱稱。咪咪是文昕給李英起的暱稱。
1987年，謝燁和顧城離開北京去德國之前，專程去李英家裡跟她告別，請她把一個陶器帶給文昕。儘管顧城早前跟文昕說，他們會回來，但顯然他們自己也不是很確定。當李英問起他們的打算，謝燁和顧城都沒有正面回答，李英感到這很可能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抓住機會跟顧城傾吐心意。她事後對文昕說，自己當時不得不說出那些話。在激情中，她注意到謝燁在旁邊一言不發，冷靜翻著一本雜誌。
1990年夏天，謝燁和顧城替李英申請了簽證，機票也是他們買的。謝燁對顧鄉說，這些錢是用賣掉「從小木耳口省下的雞蛋」省下來的。幾個月後，顧鄉也到了島上生活。
出發前，朋友問李英，如果顧城對她有所圖怎麼辦，李英說那可是顧城啊。 「在當時，我的意識裡，城決不是一個凡人，而是一個神。」李英後來說。
在激流島，李英的房間是用花布簾子隔出來的。後來，顧城告訴李英，謝燁親手佈置了這個房間，並向他展示「新房」，這讓李英覺得自己來到新西蘭是他們的一種合謀。她想，當她從北京飛往紐西蘭時，坐的飛機其實是嫁娶的轎子，「城的妻子甘願做了女儐相」。在李英的回憶中，顧城和她的第一次幾乎是「強暴」，她描述了那一夜後自己震驚、僵硬、害怕、對謝燁的內疚，以及想逃離的心情。
李英寫下的這些內容，後來出版成《魂斷激流島》一書，引發了顧鄉的強烈不滿：「居然能一口誣陷顧城強暴了你！」
在那本書裡，李英很詳細地描述了顧城如何殘忍地殺掉兔子，他覺得兔子吃了太多飼料，太花錢，讓謝燁去殺，謝燁不忍，說就給木耳養著玩吧，又說「我只會殺雞，不會殺兔子」。顧城於是把兔子裝在麻袋裡棒殺，血從麻袋裡滲出來，李英看到，顧城面無表情。謝燁必須處理大量兔肉，她把它們做成春捲，帶到集市中去炸，有人來問這是什麼肉，知道是兔肉後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搖搖頭走了。在李英的描述中，謝燁感到為難。在顧鄉的描述中，謝燁在告訴她這段故事的時候評論「老外窮講究」。
李英一來島上，就注意到顧城各式各樣的暴力──以及它們對自己心理造成的驚悚。除了對動物的殘忍，李英描述，自己和顧城的男性友人正常交談也會刺激到他，那一次，謝燁不得不立刻把李英帶到他的面前，以平息這種「發作」。
更不尋常的他是對木耳的暴力，但李英很快就合理化了這種暴力，將顧城對木耳的厭惡總結為「是出於宗教而不是情感」。謝燁跟李英透露，木耳出生的時候，顧城看到虛弱的她，說：「你不會又改變主意了吧，我們已經說好了的，早就說好了的，送人。」
顧城無論如何也不允許木耳進他們的臥室，這讓謝燁非常難過。她把木耳放在靠近火爐的地方，可以暖一點。每天夜裡，她都要出來看好幾次，看看木耳是不是好好睡著。
木耳大部分時候寄養在鄰居玻格家裡，玻格對孩子視如己出，也把李英當成女兒，李英苦悶的時候會去玻格家住。玻格對她說，謝燁應該在丈夫和兒子之間選一個。她對謝燁也說過同樣的話。李英和謝燁都覺得「生活如果有老外想的這樣簡單就好了」。
李英記錄，有一天晚上，他們在打牌，就像每一次打牌那樣，謝燁讓顧城贏，讓他開心，打到一半玻格把謝燁叫去談話，過了一段時間，謝燁帶著木耳回來了，神色沮喪。顧城察覺到，玻格和他們對如何養育孩子有意見，他誤以為玻格不再願意幫他們養孩子，臉色陰沉。
過了幾天，李英回憶，顧城終於又一次「犯病」，一腳把木耳從沙發上踹下來，桌子被碰翻了，碗碟碎了一地，李英從房間裡衝出來一把抱起了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木耳衝出了門。她看到謝燁已經死死地抓住了倒在地上的顧城的手，異常平靜地說，好了，我明天就把木耳送走。
李英再怎麼陷在自己的痛苦和情感中難以掙脫，也意識此時她需要「把城從雷的肩上卸下來一會」，李英打算和顧城搬出去住一段時間，他們三個一起去租房子，後來李英和顧城住進了離島朋友的房子。這段時間，他們兩個像在過著真正的夫妻生活。謝燁和木耳在一起，下午會來看他們。所有人看起來都對生活感到暫時滿意。
1992年，德意志學術交流會發來了邀請，請他們一家三口去交流一年。謝燁看到信，非常激動，顧城辭去教職後，沒有繼續工作，一直在工具間敲「長城」（房子的院牆）。但顧城很堅決地說不去，李英注意到謝燁感到不尋常的痛苦，幾乎崩潰了。李英回憶：「雷也可憐，只是那麼一個微小的希望，臉色憂傷得像蒼白的花朵。」
在李英的描述中，謝燁請她幫一個忙，要她告訴顧城，自己需要另一個房子，需要錢來蓋這棟房子，李英痛苦地答應了。
顧城被說服了，但他要求不帶小木耳，謝燁答應同意了，但李英陪謝燁去德國大使館辦簽證的時候，看到謝燁依然填了三份申請表。她還心存希望，再給顧城做工作，說不定他就同意自己帶木耳去了。顧城沒有同意。
李英在島上的心情一直充滿矛盾，這種心情在謝燁和顧城的朋友來訪的時候最強烈。一方面，她一起賺錢、勞動、照顧木耳、招待朋友，確實感覺到自己在他們家庭生活的內部，感到一種「我們」。另一方面，在謝燁和顧城的朋友們明或暗的敲打中（「英兒，你進城來吧，找到工作之前先住在我們這兒英兒，你進城來吧，找到工作之前先這兒」），她感到說不出自己處境的痛苦。
送別謝燁和顧城去德國的時候，這種痛苦到了極致，她感覺除了自己以外，所有人都有一個身份，「雷說妻子的話，城說丈夫的話」。基金會邀請他們一家三口，而「只有我自己像鬼」。
這時候，她在島上的英文老師，他們的鄰居，一個比她年紀大一倍的英國男人向她求婚了，李英描述這個男人知道她愛顧城，還願意等她，這讓她感動。
1993年1月，李英和他結婚並離開激流島，沒有告訴任何人去了哪裡。顧城在歐洲得知後，幾乎發瘋，謝燁甚至拜託弟弟找了私家偵探，但沒有什麼收穫。實際上他們去了悉尼。
李英在《魂斷激流島》中描述，是謝燁請自己走的，出發前，謝燁對她說：「我們真的可以這樣生活下去嗎？那時，是我留你，你走不了，這一次，給你一個機會吧。」她認為自己只是服從了謝燁的請求。
但顧鄉回憶，在他們生命最後兩週，顧城始終對於謝燁是否知道李英要走這件事情耿耿於懷，這變成他們之間最激烈的矛盾之一。謝燁確實是提前知情的，當顧城質問她的時候，她回答：「生活是連續的。」
3 《星期六上午》
謝燁擅長對人說生活，敘事總是流暢生動。李英是無法被那敘事包含的部分。我在人們的回憶中尋找她，聽到她說出來的，看到她說不出來的。
在激流島的第二天，我去了星期六集市，謝燁曾每週來島這裡擺攤、補貼家用。身處異國的集市，我和她的時空交疊又蕩開。我試著想像某個星期六早上在島上生活著的她。
一個虛構的她的故事。
她早早來到集上，支起攤子，擺好包好的春捲，時間還早。每個星期六，島上都有集市，這是她為自己找到的機會。攤位上，她的春捲比顧城的畫受歡迎，她就每週都來，數著日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五十二個星期，五十二個集市，五十二次春捲。
聖誕節剛過，島上繁忙又輕鬆。時間還早，她到室內，跟朋友們一起理東西、說話，肩頸鬆下來。與奧克蘭大學的合約結束後，顧城居家不出，她心裡裝著房貸、家用、木耳的寄養費……整日開車在島上轉來轉去做工，筋疲力盡，錢還是不夠，生活山一樣把人壓住。
不過星期六上午，她心裡還額外裝得下一點期待：玻格會把木耳帶到集上，讓他們見上一面。
她說著話，等著，想著木耳。木耳和那一切只是必須做的事情、只能過一天算一天的日子都不一樣，再沒有什麼比他更可愛、更讓人全心全意的了。沒人不喜歡他，不願親親他胖胖的小手。除了顧城。
顧城不容他，說木耳是入侵自己城堡的小男人。看見剛生產完的她，他說：「我們說好的，送走」。她拖了三個月，一拖再拖。但日子真難過，他對木耳不好，發作起來，一腳把木耳踹下沙發──她的心也給踹了一腳。為木耳過完三歲生日，她就把他送去了對山的朋友玻格家。
她很久沒見到木耳了。
時間還早，她等著，盤算著，接下來會好點吧？馬上他們要啟程去柏林，應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邀請訪學一年。她接到信時興奮極了，她將他的話抄下、編輯、理成作品、投進信箱，盼它們變成一串串鉛字、一個個機會，載起他們在異鄉爬山虎嫩枝般的家。這是他的事業和理想，也是她的。主辦單位給的生活費豐厚，信上邀請他們一家三口，還可以帶木耳去。
她興沖沖地拿信給顧城看，沒想到，顧城一口回絕了：「我不去。」
李英剛來島上，他不願分離，「除非帶英子一起去。」怎麼可能。她氣憤，不為英子，為他荒唐到拿事業玩笑。在島上，他整天都敲那石頭，機會來之不易，拒絕了這次，下次還會有人來邀請嗎？也憂鬱，他真就這樣混日子，靠她，靠救濟金，怎麼活？
還是搬出英子，說到要錢給英子另蓋房子住，他願意去了，哄孩子似的。他要「「女兒性」性」，要要島上有他兩座城堡，兩個女人——當然不能有其他男人，去的條件是不帶木耳。他說木耳是入侵他城堡的小小男人。那就不帶吧，她能怎麼辦。她發現自己總在說這句話，好像一個祥林嫂，要告訴所有的人：她沒辦法了。
和朋友們一起天南地北地說著話，唯獨要說說木耳是有些微妙，儘管誰都知道他要來、她在等。她有些膽怯聽人們說他是「可憐的孩子」，那點隱約的審判。早前鄰居聽他們要去柏林便來祝賀：「木耳可要高興壞了，可以坐飛機了。」她面帶尷尬，解釋這回不帶他去。
鄰居瞪大了眼，她便不由自主自辯起來：「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帶上他不方便，也不安全。」老太太發動起車還在念：「我可不會把我的小孩留給別人，永遠不會。」
玻格也總說她把問題複雜化，「顧城不喜歡你的木耳，那你在他們之間選一個就完了，不是嗎？」她苦澀笑笑，並不感到現實有這樣簡單，也無法為自己解釋什麼。但她總還要傷心，總要漲紅臉。又向誰去說呢，她到最後一刻都心存企盼，辦簽證時，她填了三份表，也許他改變主意⋯⋯但顧城很堅定，他不要木耳。
下起雨來，場地上的人開始往室內跑，她起身關門。混亂中，聽見一陣細小聲音，長短不一，又猝然消失。誰也沒有在意。她忽然想到，這像木耳、他在他們之間發明的小遊戲。趕快打開門，果然看見他，小小人兒低著頭，一隻手握在玻格的大手裡，另一隻手，才悄悄叩過門，正慢慢收回，抹去同樣是悄悄流下的眼淚。他還那麼小，但他小小的心中那點動人的情感是誰也不敢輕易涉足的。他為什麼難過，為媽媽沒有回應他們之間的遊戲嗎？
小小的人的看見她又笑了，眼角還有一滴淚。他說：「媽媽。」沒說剛才自己偷偷敲了門，她也沒說，這便成為他們藏在彼此心的深處的那些秘密之一。
木耳說：「媽媽，你好。」
她說：「木耳，你好。」
4
1992年3月，抵達柏林後，謝燁先發了一場高燒，休息了一段時間。之後一年，她就再沒有這樣整塊的閒暇，要準備在各個國家轉場，準備顧城一場接一場的朗誦會和演講——這次她也要寫作和朗誦自己的作品；要跟顧城一起創作他的作品，謄錄、整理、編輯、糾錯、提意見；要整理他過去的作品和理論著作買了；要跟德語學習；
在柏林，顧彬一直跟他們待在一起。在他後來出版的記敘這段時光的文章《碎片——憶顧城謝燁》中，顧彬敏銳地捕捉到這對向來如連體嬰一般不分你我的夫婦之間微妙的張力。
有一次，謝燁站在爐台邊給他們包餃子，顧彬聽顧城說，自己缺乏父母的愛，父母從未說過愛他，只是對他說「多吃點」「穿暖點」，然後他說，「謝燁也從未說過愛我」。顧彬留心看了下謝燁，她手不停，沒有說任何話。
過段時間，顧彬又去了他們的住處吃煎餃。像往常一樣，顧城很快又把對話帶回他最喜歡的兩個主題：中國和謝燁。第一個話題沒有聊很久，接著聊起了第二個，他說，謝燁只用包餃子來表達感情，除此之外，他只有透過她寫的東西來了解她，因為她總是沉默。他又說，謝燁從來沒說過愛他。
「有這個必要嗎？」顧彬寫到：「也許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顧城離了謝燁，根本沒法活，更別說是以詩人的身份活下去了。是謝燁把顧城口述的東西寫下來並加以修改，使其出版，顧城才得以名聲在外。但同時他也只能通過謝燁來說話。」
就像現在，顧城跟他坐著談話，謝燁取出小錄音機，撳下按鍵，必要的時候插話提醒，補充細節。他們在聊寫作能不能被修改，顧城說詩不能寫，是自然而然出來的，從道家的觀點來看是一種無為，寫作加上修改才能被積極地理解。在他們進行抽象對話的時候，謝燁把他們拉回現實，她指了指打開的錄音機，以及她在電腦前的工作，她是顧城所有作品的第一編輯，指出顧城寫作時犯的錯誤，補充他敘述中遺落的記憶、提出意見。
認識謝燁以後，顧城任何作品的誕生，都離不開謝燁的勞動。顧彬對顧城的話感到困惑：「如果有人將其發言稿和稿件借給我，自己卻不能作公開發言及寫作，或者只能在被偷走的時間裡公開發言和寫作，那他是不是把靈魂借給了我，使得我與事物及動物能區別開來?為什麼顧城要在謝焨實在在在的愛之外，他還要說
「總是沉默」的謝燁只說起她將要在柏林舉辦的三次朗誦會，屆時的聽眾將是女聽眾。她想朗誦她在新西蘭寫的日記《島上千日》與寫給兒子的散文《你叫小木耳》，也想藉此機會朗誦點她以前寫的詩。
《你叫小木耳》寫得很好，謝燁托詩人虹影帶給姜娜看《你叫小木耳》節選，虹影在德國回北京的飛機上一邊看一邊流眼淚，姜娜看了，馬上打電話給虹影交流，她有一樣的感受。柏林的朗誦會成功極了，台下哭成一片，謝燁也在台上哭。後來謝燁跟顧彬聊起這幾個朗誦會的時候，還眼淚迷離。當時她的心情是如此沉重。
彷彿就是那個時候開始，她找到了自己要寫的東西，她可以寫她的一切，寫她現實的生活。從荷蘭詩節返回柏林，他們在留學生聚會碰到王安憶，謝燁請她搜羅國內的小說寄給她，只要王安憶覺得好，她堅持要她收下書錢。當想要更多地投入在自己的創作上時，她持續感覺到自己的寫作和顧城一起工作的精力衝突，多次在電話和信中告訴姜娜，「為了他，我不得不放慢了我的創作。」一方面是來自顧城的壓力，另一方面，她似乎也無法割捨與顧城一起的工作。
這段時間，另幾位友人也注意到，謝燁開始吐露生活中真實的疲憊。
在柏林的聚會上，王安憶聽到謝燁說：「在現代社會企圖過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但她也意識到，說出那句深明事理的話，並不意味著謝燁站在顧城的對立面。大家都很關心他們為什麼選擇把木耳送養，倘若有人提出一點質疑，謝燁立刻站到顧城的立場為他們辯護，旗幟鮮明。
1992年冬天，他們到了巴黎。詩人鍾文在一家中餐館見到他們。整個飯局中，鍾文看到謝燁神情疲憊，強作輕鬆。飯後，她悄悄將鐘文拉到一邊，第一次向他說起她和顧城之間無法調和的生活矛盾。她去打工，囑咐顧城到點餵小木耳吃她調好的奶糕，回家後發現，顧城竟能把那奶糕吃了。 「他就是這麼一個沒有生活能力的人。」她說。對此，鍾文的回應是：「小謝，你當初嫁給他時，就應該知道，他本來就是這樣一個『大孩子』，永遠不會長大，生理上會長大，但心理上不會長大，所以才能寫詩。」謝燁告訴他「我在找一個生活的出路」。
詩人陳力川在巴黎見到了他們，五年前，他們在香港見過一面，與孔慧怡相似，陳力川也一眼看到謝燁的變化，餐後他問起兩人現狀，顧城說：「我早晚要殺了謝燁。」謝燁強笑著說：「跟城在一起活得很累。」幾人沉默不累。
另一種說法也在朋友之間也流傳起來，謝燁在柏林認識了一個男友，叫大渝，是個公派留學生。他追求謝燁。
1993年3月，交換計畫接近尾聲的時候，顧城告訴顧彬，他改變了主意，決定接受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三個月的獎學金，但那之前，還有四個月的過渡時間。於是，4月中旬，謝燁和顧彬搬進了顧彬在柏林的公寓，兩人閉門寫作，「一副神秘兮兮的樣子」。
後來顧彬才知道，他們在寫「懺悔錄」《英兒》，那個時候顧城剛剛得知李英走了，謝燁早兩個月就從顧鄉那裡知道了，因為緊接著他們要去巴塞羅那演講，為讓顧城保持穩定狀態，她一直瞞著，但也瞞不了多久。兩個月沒收到英兒的電話，顧城已經疑竇叢生，知道以後，他果然精神崩潰，謝燁勸顧城把所有事情都寫下來以幫他度過精神危機，他們開始一起工作，顧城口述，謝燁用電腦打出顧城錄音機裡說的及紙片上寫的關於新西蘭的生活，並對其進行修改。
謝燁對顧城要寫一本懺悔錄這件事非常振奮，早就在電話裡地告訴過顧鄉：「顧城要寫的書是對我的懺悔錄，從我怎麼用賣雞蛋的錢讓英兒來寫起。真名真姓。」顧鄉記得她用真姓很感動的聲音強調「真名姓真」四個字。
但後來，這本書未如謝燁所期待那樣寫成，儘管她依然聽著、打下顧城說出的每一個字。幾年後，他們的朋友布蘭迪看到此書，不禁在自己的文章中感嘆：「其中充滿了對城與英兒性愛細節的描寫」——「讀到這些部分，想到它們由謝燁親手打出，讓人不禁會為她在其中的共謀感到震驚。她該是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在柏林，顧彬看到他們狂熱地工作著，只有在吃飯或散步時才停下來。不久，他便聽說顧城要在柏林自殺的事，聽說謝燁花了好大力氣才勸住了他。那是再做一次報告的前一晚。他們倆後來又神采飛揚地告訴顧彬，報告非常成功。
1993年8月中旬，謝燁和顧城離開柏林，去了位於埃菲爾山的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他們到那裡還不到一周，顧彬便聽說，顧城掐了謝燁的脖子，弄得謝燁不得不去醫院。顧城要被送進精神病院，謝燁則要獨自回紐西蘭。
謝燁則感覺到，自己正處在危險中，謝燁向父親吐露「危險的感覺是從心裡來的」「他恨不得讓我一起決定死你念，我真想笑」，她言辭焦灼：「他還是有可能傷害別人的。」謝燁，我真想笑」，她言辭焦灼：「他還是有可能傷害別人的。」謝燁在信中描述了離開顧城的計劃，並告訴他們他們做好準備。
謝燁沒有讓顧城進精神病院。顧彬聽說，在顧城的苦苦哀求下，她心軟了，於是對醫生說她愛她丈夫，要和他一起回新西蘭。
離開時，顧彬和同事約好給他們送行，謝燁告訴他，她無論如何也要和顧城一起去紐約，她還從未去過美國，想在一家中國人俱樂部按她的計劃舉辦朗誦會。那天，顧彬看到「一個承諾會改好的顧城」，和「一個遮蓋著脖子上傷痕的謝燁、一個依然微笑如初的謝燁。」
5
離開歐洲後，謝燁和顧城先去了一趟美國，前往塔希提島，參觀了高更故居。 1993年9月下旬，他們回到激流島。
顧鄉看到，他們的矛盾愈發激烈。他們幾乎每天都來她家呆著，像需要一個裁判。顧鄉後來回憶了一些當時發生的事。
有天在顧鄉的家，謝燁起身向門外走去，顧城馬上跟了上去，顧鄉看到謝燁從門口返回身，突然對她大聲哭道：「我怕他！顧鄉，我怕他！」
顧鄉呆住了，又聽到顧城說：「她有了別人！她要跟他走。」隨即他們爆發爭吵。謝燁不理解，為什麼顧城使她接受李英，卻容不下大渝，他的回答是：「人和人不一樣，你不嫉妒我嫉妒。」
後來，顧鄉聽到謝燁哭喊：「你騙了我，你是怎麼說的，要把你關進精神病院你是怎麼說的，我現在打個電話你都不讓。」
那幾天，布蘭迪也天天與他們通話。謝燁向她哭訴，回到島上後，顧城變本加厲，不允許她離開視線，連上廁所都要跟隨，那個時候，顧城就在謝燁身旁，甚至接過電話承認了她的指控。他說自己擔心謝燁會離開。
一週後的某個早晨，布蘭迪打電話問候顧城。聊了一會兒，顧城出去找謝燁，喊了幾聲無人應，便直接跑去停車場，發現謝燁消失了，她裝著錢與證件的挎包、車也不見了。回來顧城就讓顧鄉叫車去學校，說謝燁要把孩子帶走。到了學校，謝燁的車真的在那兒，在校長室，他們看到淚流滿面的謝燁坐在校長對面。
校長告訴他們，孩子是法定監護人玻格簽名入學的，他只能聽從玻格的意見。
顧鄉看見，整個過程謝燁一直哭，「哭得人心碎」。離開的時候，謝燁淚流不斷，對校長說：「Excuse me, I『m very sad, too sad. （原諒我，我很傷心，太傷心了。）」然後謝燁走到車邊上大哭起來：「我痛苦，顧城，我有多痛苦你知道嗎？」
謝燁最憂心的是，玻格並不會很配合地交還木耳。在前往德國之前，她還是期望把木耳能寄養在玻格家，但這次玻格告訴她，她幫忙照顧木耳的前提是取得木耳的法定監護權。玻格一直勸說謝燁在丈夫和兒子之間做選擇，希望她離開丈夫，謝燁覺得自己陷入了絕望，她告訴布蘭迪：「沒有人能幫我。」布蘭迪問她為什麼顧鄉或李英不能照看孩子，謝燁無法用語言解釋，只是反复說：「我別無選擇。」
最終，在他們離開之前，布蘭迪幫謝燁安排木耳的監護權，但謝燁從那個時候開始就非常焦慮，她擔心自己再也不會有機會見到木耳。
等他們回到島上後，玻格的態度也變得非常微妙，總不太高興他們去看孩子。顧鄉回憶，謝燁試著與玻格說笑，玻格微笑以回，神色總有些勉強。木耳也要察言觀色，正在廳中地毯上玩兒，見他們來了，抬頭看看玻格，又低頭繼續玩兒。謝燁和顧城拿出玩具，跟孩子玩兒一會，玻格就在邊上的沙發上坐下，拿起本雜誌看，一直沉默，手中的雜誌始終也沒放下。
回家的路上，顧城說：「這玻格也太霸道了！」謝燁沒有回應。
誰都看到顧城最近突如其來的轉變，他突然變得很愛孩子，好像就是從看完謝燁寫給木耳的散文開始的，他對那篇文章贊不絕口，然後也開始給木耳寫東西，剛寫了首詩「愛你，杉/我要回家/你帶我說什麼，然後拿給木耳，等著反應似的，這個鄉顧
顧鄉注意到，對顧城的種種表現，謝燁總有些不以為然的樣子。
顧城說「血緣這種東西很怪，你知覺它也罷，不知不覺它也罷，它永遠讓你屬於它」，謝燁只坐在那兒，淡淡地有些笑的模樣，並不理他。他又說 「我現在什麼都不是，就是愛孩子，孩子真好」，謝燁的神情更加不以為然，他還要接著說「真想再生十個孩子」，顧鄉趕緊讓他快別說了。
兩人吵的時候，顧城說，但是我要三木。三木也是木耳的名字，顧城不想讓木耳成為大渝的兒子。
「我能相信你嗎？」顧鄉聽見謝燁激憤地說：「你踢三木那一腳我能忘記嗎？你也說過，誰當做三木父親都比你強。」
在謝燁和顧城的強烈要求下，布蘭迪從奧克蘭搭上了下一班前往激流島的渡輪，幫忙調解他們。見到二人後，她被他們的變化震驚：「謝燁從前光彩照人的皮膚上佈滿了細細的皺紋，彷彿一面鏡子被打碎成一小塊。她的頭髮正在變白。顧城顯得憔悴，他已經開始禿頂。」
整個週末，布蘭迪分別和謝燁、顧城單獨交談，或與他們共同交談。布蘭迪看到，謝燁顯得很困惑，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想和顧城離婚。她告訴布蘭迪，她從來沒有告訴大渝她愛他，但他似乎已經下定決心要和她結婚，這讓她感動。
大家誰都不理解謝燁為什麼「看上」大渝，謝燁好像喜歡的就是顧城的反面。顧鄉聽謝燁說大渝會生活，喜歡穿名牌衣服，車開得好，房間佈置得雅緻，又說他有頭腦，懂法律，「一事當前，利、弊、對策，可幹，可不干，怎麼幹，思路特清楚」。謝燁對顧鄉展望：同大渝的生活會井井有條，輕鬆愉快。
她也告訴顧鄉，「想和大渝一起生活，和顧城一起工作」。
經過幾輪漫長的談話，布蘭迪的調解似乎奏效了。等週日下午她要回奧克蘭的時候，謝燁和顧城似乎已經達成一致，兩人都同意盡快離婚，在碼頭上，兩人都看起來都平靜而放鬆。但離開時，布蘭迪仍有不安的感覺。那時布蘭迪正在攻讀自己的碩士學位，到了奧克蘭，她用學習抵抗不安，沒有再與他們聯繫。
顧鄉與二人度過最後一段日子。她有寫日記的習慣，後來，她把這段時間的日記與記憶整理出《我面對的顧城的最後十四天》，其中記錄了最後幾天，她所觀察到的二人的狀態。
謝燁還是猶豫、反复，這讓顧鄉覺得困惑。
一方面，謝燁特別在乎顧城是否悔過自己的「罪行」，即使眼下正經歷痛苦的分離，他們也沒有停止共同工作，像意識到這是最後的時光，要抓緊留下點什麼，不過通常是顧城垂頭喪氣地請求：「謝燁，我想再寫點兒，幫我記好嗎？」謝恩也一言不發。有次出來的時候，謝燁非常高興，告訴顧鄉：「他什麼都記得！把他的罪行都記得！」
「你知道我們住在 Casstle 的房子（指他們搬入島上前，在城裡租住的房子），里外間之間有個厚門，」謝燁示意。 「他把孩子——那會兒剛從醫院出來，才那麼點兒—— 搬到外間一放，回身還把門兒關上。那門那麼厚，晚上哭了根本聽不見，而且還冷，我就去給外間一放，回身還把門兒關上。那門那麼厚，晚上哭了根本聽不見，而且還冷，我就去給外間，然後就這麼站著看著他。」她對顧鄉模仿著我當時她自己的樣子，然後就搬回來，他就這麼站著裹著毯子說我從外來了他就來過。
似乎是這種種虧欠，令她下決心離婚，但那天顧城說：「你下不了決心，我幫你下，這回咱們就是離！」謝燁也是傷心又落寞，看起來好像還有感情。
但離婚還是板上釘釘的事了。他們看起來像暫時達成了一致，顧城又買了一輛車，謝燁答應教顧城開車，之後兩人一人一車，等離婚後，謝燁留在房子裡，顧城與姐姐顧鄉同住，接下來一段時間謝燁繼續幫他打字。謝燁還算好了帳，這下家也分好，錢也分好了。
10月8日，謝燁來顧鄉家，穿著紫色的毛衣，雪白的翻領，帶來分給顧城的錢、所有的帳、顧城的幾件換洗衣服，又很高興地遞給顧鄉兩頁紙：她上午寫的小散文，是對顧城的一種「溫和、寬厚又可不顧城，讚歎顧鄉讀完，深感她寫得好，文字和情感都美麗自如。
謝燁告訴顧鄉，自己現在寫作上「特別能進入氣氛」：「你知道那個意思吧？寫《你叫小木耳》就是這樣，先感受一種氣氛，然後進去。」又說接下來自己可以寫寫李英了：「都是小說耶！早上，就那天早上，你瞧吧，英兒在這邊兒哭，顧城跑上山去要自殺，木耳拿著一把花兒去拉李英胳膊……那花兒是顧城早上采了給李英的，哎，是顧城采的，木耳給撿起來了……你說，這叫什么生活呀！
隨後謝燁出門去了，顧鄉記得她：「腳步很快便劃過了窗口——紫紅的毛衣，雪白的翻領，烏黑的盤發，一晃就不見了。」
顧鄉回到桌案，繼續試著寫點什麼，直到聽到顧城進門，告訴她，他把謝燁「打了」。他說；「我現在去死，別跟著我。」顧鄉立刻反應過來，問他謝燁在哪，往他指的方向跑去，又折返回來，顧城已經自縹。
顧鄉又去找謝燁，看到：「謝燁伏臥在路邊斜坡兒一小片草地上，臉半側著，吸氣很重，呼氣發出『呵』聲，她一動不動，精緻翻出的衣領雪白如初。」顧鄉意識到，謝燁聽不到自己在叫她。
6
1990年3月-1993年8月，謝燁給父母寫了一些信，這是我找到的材料中，為數不多她自己的聲音：
「又要過年了，這裡的月亮大得驚人，在山里、在海上、寬闊的地方，月亮那麼驚心動魄地升起來。我所有的努力，每天的不安的生活在她之下搖搖晃晃。我忽然發現我的姥姥說的，我就是勞碌的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做可的
「我不能在他的管轄和控制下生活。我不能離開我的木耳，我不能總是像他那麼幽禁自己，我也不能永遠非經過他的同意不能看我的親人。他的那種生活已經過去了，他的理想和自私是並存的。」
「我現在幾乎完全是沒有自由的人了，好在我需要的自由不太多，所以沒有什麼，我只是在他睡覺的時候給你寫幾個字。」
「我想他是難得的天才，可是生活中沒有他，我無法再和他這樣下去……因他不容木耳，我定要和木耳在一起……我是想要木耳和生活的自由。」
「在這方面他太可怕了。當然不要對外人說，我從未說過……可是他要死的樣子，我真憐惜他，說是陪陪他。現在如果我要死他一點也不會動心的，在感情上，他總覺得別人是應該的。鐵石心腸。也罷，該走了，真怕我再心軟，當然不會，木耳已經呆了。
「我非常想你們，媽媽， 其實我是個俗人，一個女人而已，真不該鬧什麼事業的。人間事對我來說就像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木耳，事業是可笑的。我是個好人，應該有好報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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