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茉莉
編輯：楊不歡
「我媽媽要逼我結婚。」2023年9月的一個午後，我未滿19歲的敘利亞朋友，在家過暑假的庫德大學生阿什蒂（Aştî，化名），給遠在巴黎的我發來訊息。 「她完全不在意我的想法。」
「和誰結婚？」我腦中一片空白，向她發去幾個問號。
「和我的堂兄。我媽媽說，如果我不結婚，她這輩子都不會原諒我。」
緊接著，她又發來一句：「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想自殺。」
我的頭皮發緊，心裡有根弦似乎快要崩斷了。 「親愛的，別這樣想。你知道你媽媽為什麼這樣做嗎？是因為家裡的經濟原因嗎？」
「我不知道。幾年前我在部隊工作的時候，堂哥就跟我表白過，我拒絕了他，我媽也很生氣，支持我不要嫁給他。但現在，她對我的態度變了很多，就好像她不再喜歡我了，」阿什蒂說，「我想逃，或者自殺。但我好像什麼也做不了，所有人都在反對我。」
「我媽對待我的方式就像被『男性思維』主導了。堂哥也無時無刻不在展示他的『男子氣概』。」彷儷之餘，這名曾經在女性武裝部隊工作、正在羅賈瓦大學讀Jineolojî（女性學）專業的大三學生，還在試圖用她所學的知識，分析面對的局面。
我握著手機，開始一個個聯絡信得過的人：她的朋友、親戚、老師，還有我認識的當地女性組織工作人員。我試著迅速召集一個「幹預小組」。
「女性烏托邦」的逼婚事變
那段時間，阿什蒂本就貧困的六口之家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問題：當地越來越不穩定的電力供應讓他們不得不嘗試買發電機。逼婚前的一個月，阿什蒂問我，能不能給她家轉點錢買發電機。
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曾經讓我非常遲疑，但想到她家的經濟狀況，我最後同意了。但很快，阿什蒂告知我匯去的300美金不夠支付發電機費用，被家人挪作他用。
嫁出一個女兒，能獲得一筆聘禮，又少了一個要養的孩子。阿什蒂說，全家人，除了哥哥，都希望她接受求婚。 「他（哥哥）和我媽媽吵了一架，但沒有用。」
「你別跟我媽說這個事情，她要是知道我告訴你了，一定會『殺』了我，」阿什蒂對我說。追問之下，我發現她尚未將此事告知她最好的朋友赫琳（Hêlîn），也沒有找一向支持女性工作、要晚婚的表姐交流過。
「我感覺自己變得很弱小……我不想讓人知道這事。」
阿什蒂的學習生涯充斥著「軍事化」的女性形象，一直被教育「女性需要強大」。在「先進」環境與「落後」傳統的拉扯中，她不願意把「家醜」告訴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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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樣對這件事感到震驚。阿什蒂的家位於敘利亞北部城市哈塞克，哈塞克行政上屬於羅賈瓦地區。這裡是常被全球進步媒體稱為「女性烏托邦」的地方。
已故美國人類學家、激進思想家大衛‧格雷伯在2014年造訪羅賈瓦地區，回程後撰文將這裡描述為一個「前所未有」的民主自治結構。他認為羅賈瓦的存在是一場社會政治實驗，並呼籲國際社會支持這場「最重要、卻幾乎被忽視的革命」。自2012年起，這裡開始實踐「民主邦聯」理念。這個理念由庫德工人黨（以下簡稱「庫工黨」）的創始領袖奧賈蘭提出，強調去中央集權、社區自治、女性解放。
不少左翼媒體與知識分子擁抱這個敘事。 《雅各賓》（Jacobin）、《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等刊物頻頻刊登關於羅賈瓦的深度通報與訪談，將其視為「避免該地區乃至全世界陷入災難、暴政與混亂的替代方案」，是「反動的黑夜中一盞遙遠的進步之光」。
格雷伯也肯定了女性在羅賈瓦革命中的中心地位。他形容羅賈瓦革命為「一場要求直接民主的武裝女權主義起義」，認為當地的全女武裝部隊「在這個時代投身於與邪惡‘伊斯蘭國’的鬥爭」，達到、甚至超過了「西方的民主與女權標準」。
理論上，羅賈瓦是這樣一個地方：
-法律層面，2014年《社會契約憲章》實施，禁止童婚、強迫婚姻、一夫多妻制、名譽殺人與家庭暴力等，承認墮胎合法性。
-政治制度設計層面，憲章要求公共職能職位中女性代表比例須超過40%。羅賈瓦地區要求每個領導職位由一男一女共同擔任。
-基本體制之外，羅賈瓦還建立了獨立的女性組織體系，包括每個城市、鄉鎮甚至街區的「基層女性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處理暴力、歧視等緊急問題，也主導本地教育、醫療和經濟計畫。其中一個重要機構是「女性之家」（Mala Jin），提供家庭糾紛調解、法律支持、心理輔導、臨時庇護，是羅賈瓦司法體系的一部分。
這套婦女體係就滲透在羅賈瓦的生活中，甚至阿什蒂母親也曾在「女性自衛隊」工作過。她曾家訪鼓勵許多家庭主婦走出家門，尋找出路。
這些年來，在格雷伯等左翼知識分子的召喚下，越來越多國際志工——從德國無政府主義者到美國女權主義者——穿越邊界，前往羅賈瓦，親身參與其政治與社會建構。
在我印像中，看上去自社會到家庭都對女性友善、倡導女性力量、為女性賦權的環境，本不應使她陷入這樣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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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聯絡了阿什蒂的表姐。
「我小姨覺得阿什蒂堂哥人很好，想要把女兒嫁給他。她說，即使阿什蒂不願意，她也要逼她嫁人。」表姐說。
「我已經介入了，我拒絕了她的說法，並和她說，『我反對你的決定』。」阿什蒂的表姐一邊安撫著孩子，一邊向我表示，她會站在阿什蒂的一邊，『你什麼也不用做，今晚我會去阿什蒂家再找她媽媽聊，我不會允許這種違背孩子的事情。
我當然無法什麼都不做，面對遠方朋友的苦難，我總想做點什麼以求得心安。
一開始，我花了些功夫勸阿什蒂自己去女性之家諮詢。 「我可以先幫你問她們，這種情況她們一般會怎麼處理。」我試著讓她明白她不孤單。
「求你了，別跟她說，我媽要是知道了，會殺了我。」她的語氣裡有一種接近懇求的恐懼。
「我不提你的名字，只是問她們，如果有個女孩遇到這樣的情況，她可以怎麼做。她們也不會主動來找你，」我安慰她。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和她們說吧，告訴我結果。」等了片刻後，我收到她的消息。
我立刻找了阿什蒂就讀大學「女性辦公室」的負責人，也聯絡了大學所在城市卡米甚利的「女性之家」。
對方很快回覆：「羅賈瓦法律禁止童婚和強制婚姻。如果她來女性之家，向我們申訴，我們肯定會幫助她。即使她已成年，她也可以向我們投訴她的母親。我們可以與她母親對話，說明強迫婚姻的法律後果，並進行監督。你把女性之家的號碼發給你的朋友，讓她來聯繫我們，這樣我們就可以製定一個合適的計劃。
我把回覆轉達給阿什蒂，她說：「嗯，我會聯繫女性之家。等我開學了回到卡米甚利，我或許會去找她們。」
語音裡她聲音很輕，我聽得出背後的猶豫、動搖。我把她們的聯絡方式轉發給阿什蒂後，突然意識到，她學習了三年Jineolojî專業，應該比我更了解這套系統。為什麼沒有主動向她們求助呢？
她欲言又止。 「其實我有想過去哈塞克的女性之家求助的，但我堂哥的親戚在那裡工作，她不會幫我，還會告訴我堂哥。」
「我不能去找她們，要是讓我媽知道我去找過她們，我就完蛋了。」她說。 「我想逃，但我不知道該逃到哪裡去。」
在敘利亞北部的熟人社會，美好的製度設計落地，走入傳統的家庭價值。一個學習性別專業的女性，在女性組織遍地開花的「女性烏托邦」，面對最「傳統」的逼嫁近親，卻自覺求助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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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和阿什蒂剛認識了半年。我第一次遇見她，是2023年3月的一個上午，當時我前往拜訪羅賈瓦大學的Jineolojî（女性學）系。我的論文選題聚焦於羅賈瓦女性運動，Jineolojî系的老師和學生是我重要的訪談對象。
教學大樓走廊狹窄而明亮，陽光穿過門庭，映在一張張年輕女孩的臉上。她們大多穿著穿著休閒的服飾，化精緻妝容，為數不多的人帶著頭巾，庫德語談笑聲在空中交織。
她們很快便注意到走廊上一張突兀的中國面孔，目光齊刷刷地朝我投來，混雜著好奇與防備。女孩小聲議論著，臉上浮現笑意，卻沒有人上前。
大庭廣眾下的圍觀，讓我尷尬了好一會兒。在羅賈瓦的每時每刻，我總是努力適應這種「備受關注」的感覺。
當時阿什蒂和兩個朋友一起站在人群邊緣。只見她和朋友說了什麼後，便拋卻拘謹遲疑，眾目睽睽之下徑直走向我。她的動作自然又自信，帶著某種溫柔的堅定，看著我，禮貌又帶點調皮地用英語問：「我可以和你拍張照嗎？」
我有些如釋重負，內心感謝她打破我的尷尬。 「拍照」是我在敘利亞最常被陌生人問到的事，有些人甚至問也不問，直接對著我拍攝。像這般禮貌問詢，我通常不會拒絕。
阿什蒂的眼睛特別大，黑得發亮，眼神單純堅毅，笑起來時兩側臉頰淺淺露出梨渦。就是那一瞬間，我記住了她——阿什蒂，一個在保守氛圍中打破尷尬，勇敢表達自己的女孩，Jineoloji系的大三學生。
在後來的日子裡，阿什蒂成為我眾多的訪談對象之一。我對論文內容和她與她的家人、朋友做了很多訪談。
校園中的阿什蒂：在「女性烏托邦」中，學習「女性學」
從字源來看，Jineolojî由「jin」（庫德語意為「女性」）和「-oloji」（表示「學科」的詞綴）組成，意為「女性學」，或「關於女性的知識體系」。 「Jineolojî」同樣由奧賈蘭提出，是「民主邦聯」的一部分，該思想如今深入當地社會，成為政策和日常生活的指南。
在Jineolojî系，阿什蒂要上社會經濟、教育、哲學、倫理學、生理學與生態學等多門學科。
「我們有一門課叫『自由生活』，主要探討哲學問題。」阿什蒂說，「生活其實有兩種形態——『自由的』與『被控制的』。所謂‘自由生活』，並不是性層面上的自由，而是思想層面的自主——男女之間可以平等對話、坦誠交流。」
「我們也學習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這些著名男性哲學家的理論，但他們對女性的看法其實非常有問題。在他們的體系中，女人常被視為附屬品，甚至奴隸。那種思想，對女性來說是不友善的。」她認為，這些課程讓她意識到，男性主導的知識體系並非不可撼動的權威。
Jineolojî教材常常挑戰所謂的「共識」。例如，主流史觀通常認為，歷史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而Jineolojî史觀則從女性視角出發，否認「人類歷史總是在進步」的敘事，認為人類社會曾經歷三次根本的「性別割裂」（sexual rupture），每次都標誌著女性社會地位的大幅退步。
她們認為，第一次「性別割裂」發生在母系社會終結，女性神祇被男性神明取代，形成男性為中心的宗教結構，為父權統治奠定意識形態基礎。
第二次出現在一神教興起時。多神信仰被邊緣化，女性被逐出神壇，成為男性規範與壓迫的對象。神是男性的投射，女性則成為罪惡與災難的代名詞。
第三次發生在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制度透過強化社會差異與分工，剝削女性的無償勞動──家務、生育和情感勞動，並定義為「無經濟價值」。奧賈蘭提出，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父權壓迫達到極致。
Jineolojî的教學方式也與傳統課堂不同：它以集體討論與經驗分享為主，推動「共知」形成。教室裡，女性圍坐一圈，談論生活、家庭、情感與鬥爭，把被歸類為「私人領域」的故事引入公共空間。
我旁聽過一堂名為「美感與道德」的課程，課上師生們圍繞著「什麼是美」展開了熱烈討論。在教科書中，奧賈蘭認為「臉上的美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來自你的思想」，阿什蒂對此完全認同。她從不化妝，也不太了解如何打扮自己。而在羅賈瓦，大部分女性喜歡打扮，化妝是她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Jineolojî 系老師們也常衣著考究、妝容得體。系主任維婭娜（Viana）曾說：「在我看來，合適的妝容與儀表，是對工作和學生的一種尊重。」
這些對美和打扮的看法南轅北轍。在中文網路上，類似討論常引發不同流派女權主張的激烈爭吵。然而在這裡的課堂，不同觀點和平並存，即使有些和奧賈蘭所說的不一樣；她們信奉每種生活方式都值得被納入為知識的一部分。
阿什蒂的教育學課老師蘭金（Rengîn）曾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控制下的公立學校任教。她對比當時和如今的課堂：「教學氛圍壓抑極了。那種僵硬的製度也影響了我，我自己也成了壓迫的一部分，就像個『小獨裁者』，不斷用規定去鉗制學生。……現在完全不同了。我們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學生們像朋友一樣圍繞在我身邊，她們說她們真的很喜歡我——我也是真的很喜歡我。」
Jineoloji 這門學科，源自於一場生於民族獨立運動的女性解放運動。
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瓦解後，庫德人未能建立自己的國家，被迫生活在土耳其、阿拉伯與波斯國家內，長期承受同化與排斥。 1978年，庫工黨在土耳其成立，發起庫德族解放運動，最初主張透過武裝鬥爭，實現民族獨立。在那一階段，女性解放尚未成為單獨的議題。
1980年代末起，庫工黨女性黨員不斷增加，女性解放運動逐漸萌芽。在與男性並肩作戰期間，女性遭遇諸多困境：黨內高層權力長期由男性主導，男黨員質疑女黨員能力，試圖將女性邊緣於組織運作之外等。
我記得一名庫工黨幹部在Jineoloji課上說，為證明自身價值，那時的女性黨員往往將「性別平等」簡化為「與男性承擔完全相同的責任」。
「她們認為男性能做的事情，女性也必須做到，完全忽視了兩性在生理上的差異。…當男性搬運50公斤的物資時，即便女性身體難以承受，她們仍會勉力為之。這也是為什麼如今許多庫爾德『奶奶輩』的女性留下了嚴重的腰背疾病。」
這些困境讓庫德族女性意識到，單純的民族主義運動無法真正改善女性地位。她們也看見了其他民族運動的經驗：民族國家一建立，參與革命的女性又被擠回家庭。她們需要專門的理論與制度保障。
在這一背景下，Jineolojî 應運而生。
該理論最初由奧賈蘭於2008年提出，當時，他已被土耳其政府監禁近10年。
奧賈蘭在著作中寫道，女性在運動中的參與，使他從被捕前就開始反思民族運動的目標：如果用新的民族國家取代舊有結構，只會複製原有等級與機制，繼續壓迫邊緣群體。他表示，自己從那時開始相信，唯有以女性解放為出發點，才可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於是，獄中的奧賈蘭放棄了建立獨立庫德族國家的訴求，提出了更超越的政治構想，「民主邦聯制」。
當然，政治觀察界也有不少觀點認為，從現實來看，這些論述幫助奧賈蘭動員了女性力量，穩固了他的權力。學者安德魯·諾維利斯在文章中提到：「一些學者指出，庫工黨對女性的管控，是其爭取庫德家庭合法性與信任的一種策略……通過這種方式，庫工黨力圖在黨內改變傳統社會結構，而『奧賈蘭則取代了部落領袖』。」
「我們不是西方女性主義」：Jineolojî的爭議與困惑
不過，作為生長中的理論體系，Jineolojî的部分內容也不時讓我感到疑惑。有一次，阿什蒂的學妹、大二學生貝瑪對我說，她的老師說，中國之所以實行計劃生育，是受孔子思想的影響。
我有些震驚，疑惑這個結論從何而來，身為來自中國的人，這個觀點和我的認知南轅北轍。我向她說了我的看法：計劃生育政策是出於當時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考慮，與孔子關係不大，甚至和儒家的家庭倫理背道而馳。
貝爾瑪點頭說：「我當時就覺得哪裡不對，想起你一定知道真相，我會去告訴老師，讓她們改掉教材裡這段內容。」
那一刻，我一方面樂見在Jineolojî的教學氛圍中，學生對教科書的挑戰這麼平常、平等；另一方面也會想，Jineolojî的教材涉及那麼多不同範疇的知識，是否全部經得起推敲？
Jineolojî與「女性主義」（feminism）的關係也有些張力。自1990年代，許多庫德族女政治犯就在土耳其監獄中展開女性主義討論。然而，當時女性主義被視為西方資本主義滲入，將「破壞民族團結」。至今，Jineolojî的倡議者仍拒絕被納入主流女性主義體系，強調Jineolojî是一門全新哲學與知識論。她們認為，女性主義的目標是在現有結構中為女性爭取空間，但Jineolojî是要重塑現有結構。不過，不少研究庫德族女性運動的學者，包括我，不完全認同這種切割。
這曾引發一場論戰。 2022年，學者阿里（Najde Al-Ali）與凱瑟（Isabel Käser）發表論文，認為Jineolojî並未脫離女性主義框架，而是對「西方自由主義女權」提出批評，並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結合「解殖方法論」，對第三波女權浪潮中「跨國女權主義」的補充。
文章引來位於比利時的Jineolojî中心的激烈回應。中心批評文章帶有「東方主義」色彩，未將受訪對象視為平等的知識生產者，對運動女性「他者化」，剝奪她們定義自身思想與鬥爭的權利。
對此，兩名作者表示：「我們充分意識到學術界存在歷史性的權力關係……我們承認自身並非永遠正確，也意識到我們在某些交流中確有可以改進之處。」
對阿什蒂及許多這片土地上的女性來說，Jineolojî不像「女性主義」一詞遙遠，而紮根於她們的文化與現實經驗中。它是「自己的東西」，更接地氣，更引起共鳴。她們不僅在學習這門學科，更在一次次討論、研究、實踐中創造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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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在國際研究者、志工間引發爭議的現象，是奧賈蘭在學科中的地位被不斷強調。
阿什蒂脖子上一直掛著奧賈蘭的頭像的墜墜，她的透明手機殼也展示奧賈蘭的照片。
「我很喜歡Apo，」阿什蒂總說。 「他是個明智的人。」
「Apo」是奧賈蘭支持者對他的愛稱，在庫德語中有「叔伯」之意，也是其名阿布杜拉（Abdullah）的簡寫。他被視為所有庫德人的「伯伯」。無論在課堂上、街頭牆面，或是日常談話中，奧賈蘭的身影無所不在。
「伯伯，這稱呼的爹味實在是太濃了。」在卡米甚利和國際朋友聚會時，我聽見波蘭志工孜蘭抱怨。
孜蘭來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反對父權制度，也反對民族國家對少數人的暴政。兩年多前，孜蘭和夥伴一起來到羅賈瓦，學習庫德語，參與當地革命與建設，在「女性之家」當志工。
孜蘭和其他國際左派一樣，曾試圖在羅賈瓦尋找烏托邦，但當地景象讓她大失所望。作為蘇聯陰影下成長的一代人，許多模式讓她看到了波蘭過去的影子：她認為運動所宣傳的意識形態，和當地社會與人民是脫節的。
「搞革命的人不一定擅長治理，仗打了這麼多年，人們其實只是想吃飽飯而已。自治政府上台這幾年，承諾給了不少，卻始終沒有兌現，人們早就累了。」她說，「可是西歐左派們不理解，他們從舒適的環境裡來，大多數時間還是和『大志相投』的外國人或庫幹部社會中待在一起，一大志趣相近的機會。
「庫工黨的幹部們也是一樣，他們把奧賈蘭的話奉為圭臬。我認識一個在土耳其山區打了14年遊擊戰的女兵，她也進過監獄，在獄中繼續反抗針對庫德人的暴力。她說，『Apo創造了Jineolojî，他為我們提供了女性運動的指導』」。
同在「女性之家」工作的美國志工克拉拉表示贊同：「你們還記得在『女性之家』的大廳裡，有一幅巨大的照片嗎？照片的左側是奧賈蘭，右邊則是他的母親年輕時的形象。兩人的中間有一支蠟燭在燃燒，蠟燭的下方有一行庫德語，寫著祝你生日快樂。
（「女性之家」辦公室裡奧賈蘭與母親的照片，茉莉攝）
這個場面，是國際志工們感受理論與現實落差的具像化：在「女性之家」這個女性自治辦公室中，男性偶像頭像高掛，而其母最為人讚頌的貢獻，是把他生了下來。這也是阿什蒂將面對的落差：她一手觸到女性理論給她的廣闊視野，觸碰未來的無限可能；另一隻手被傳統社會緊緊攥住，隨時被拉進與親戚包辦婚姻的人生。
家庭中的阿什蒂：成長於貧窮、革命與重男輕女
四月，羅賈瓦春意更濃。街頭新添塵土，風帶起一層細沙，把行人眼眸糊住。枝頭探出綠芽，在沙塵與灰牆間倔強地長。我來到羅賈瓦地區一個月了。
我第一次在羅賈瓦大學的宿舍留宿。那晚，我採訪了阿什蒂宿舍裡的幾個女孩，採訪結束後，我們到貝瑪的房間臨時辦起小小的派對。宿舍大樓來了個中國女生的消息不脛而走，沒多久，貝爾瑪房間就擠滿了人。女孩們爭著要為我編辮子，我唱起了最喜歡的庫德歌手切麗克爾的歌，阿什蒂和幾個女孩乾脆拉起我，教我跳庫德舞。那對我來說是難忘的一晚，我記得笑聲和歌聲混雜著撞擊的茶杯聲，在狹窄房間裡久久迴盪。
（貝瑪給我綁的頭髮，茉莉攝）
幾天后，我和阿什蒂、赫琳並肩走在卡米甚利街頭。阿什蒂挽著我的手，步子輕快，笑著對我說：「你和之前那些來採訪我們的記者、學者不一樣！」
我愣了一下，追問道：「哪裡不一樣啦？」
她的眼睛閃閃發光，認真地對我說：「之前也有很多人來大學採訪我們。採訪結束，他們就離開了。可你不一樣，你會陪我們一起上課，住在我們的宿舍，和我們一起逛街。你更像是我們的朋友，而不僅僅是一個來採訪我們的人。」
聽到這句話，我心裡微微一顫。
走著走著，阿什蒂又從口袋裡拿出手機，神神祕密地遞到我眼前。螢幕上是我初到大學時與系主任維婭娜的合照。她有些羞澀地低聲說：「那天系主任在群裡發了這張照片，說有個中國學者要來參觀。我一看到，就覺得你長得真可愛呀，所以偷偷存了下來。那時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和你做朋友。」
我有些臉紅，心底湧起說不清的感動，不知如何回應。這時阿什蒂興奮地補充道：「我和家裡人說了你的事，我媽媽邀請你去我們家玩！」
我笑著點頭，鄭重地答應了她的邀約。
我覺得自己從某個不知不覺的時刻開始，我也早已不只是把她當作採訪對象，而是當成了朋友，甚至是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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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旬一個週末，阿什蒂帶我到卡米甚利汽車站，搭乘巴士前往哈塞克。我的亞洲面孔再次引來圍觀，維持秩序的士兵不得不將我「護送」上車。
在敘利亞，幾乎每個主要車站都設有士兵把守，以應對不時的安全局勢。
一個十幾歲的男孩走到我窗前，試圖把手伸進去，用阿拉伯語喊著：「姐姐，姐姐，給我點錢吧。」他的一隻眼睛瞎了，一隻手有殘疾，像戰爭留下的痕跡。多年戰爭與制裁，使敘利亞貧困人口激增，未成年乞丐隨處可見。但我通常不敢給錢，因為給了一個往往會有更多人圍上來。我正遲疑著，孩子忽將手伸進車窗，猛地打了我的手臂一下，嚇得我一激靈。一名士兵迅速將他架走。他的身影很快就被人群淹沒，但那雙被戰爭改變的眼睛，久久留在我腦海中。
從卡米甚利開往哈塞克，剛出城還能偶爾看見幾方稻田，越往南走，綠色便越來越稀薄，最終消失在漫天黃沙中。田地被風吹得龜裂，遠處村莊在熱浪裡晃動，陽光像利刃一樣照得人睜不開眼。
（從卡米甚利到哈塞克的路上，茉莉攝）
阿什蒂家在距離哈塞克市區約一公里外的一個小村莊。
我們下了車，沿著小路朝她家走去。前日下過暴雨，水泥鋪就的主要道路已被陽光蒸乾，但通往阿什蒂家的小泥路仍則殘留著大水坑，踩上去便沾滿厚重的泥。
阿什蒂的父母和兩個妹妹早在門口迎候。母親自然地張開雙臂，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我們依著當地的習慣貼面親吻、問好，彷彿早已相識。父親則伸出手來與我握手，他的皮膚黝黑粗糙，一眼就能看出是常年勞作的痕跡。兩個妹妹內斂地躲在父母身後，眼裡閃爍著好奇與猶疑。我便主動上前，俯身與她們貼面問好。
走進院子，我注意到一些與我既有認知不同的地方。在敘利亞，大部分家庭對清潔有著近乎執著的追求：院子每日都要用水沖洗，瓷磚擦得泛光，牆角不許積一點灰；尤其是在客人來訪前，都要徹底打掃。此時阿什蒂家的庭院卻顯得有些凌亂，院子地板上一道道深淺不一的黃土印，空氣中瀰漫著酸腐味。我後來知道，因為缺水，他們幾天才能清洗一次庭院與廁所。
阿什蒂和她的家人把我帶進了客廳，這時她哥哥也下班到家。客廳角落放著一張單人床，櫃子後面有幾張捲起的床墊。晚餐時間接近，家人們在地上鋪開一塊塑膠桌布，圍坐在上面分享食物；我意識到，這間十幾間十幾平米的「客廳」也是餐廳、臥室。
除了狹小的廚房和浴室，這就是全家六口人唯一的房間，父母，阿什蒂，她的一個哥哥、兩個妹妹。到了夜裡，幾張薄床墊鋪開，大人小孩便擠在同一個空間裡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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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蒂是在敘利亞內戰與羅賈瓦革命的背景下成長的一代新庫德人。 1980-90年代，為躲避土耳其政府，奧賈蘭及其追隨者從土耳其逃往敘利亞，時任敘利亞總統阿薩德默許他們在邊境發展。 1990年代末，土敘關係緩和了，奧賈蘭又被迫離開敘利亞，並於1999年被捕。但他留下的舊部在北部紮根壯大。
2003年，阿什蒂出生的那年，羅賈瓦如今的執政黨「民主聯盟黨」（PYD）在地下悄悄成立。
在阿薩德統治時期，整個敘利亞的政黨和政治活動都被嚴令禁止，包括庫德人在公共場合也不得使用母語。這段期間，當地庫德人持續與阿薩德政權有零星衝突。
童年時，阿什蒂一直住在祖父家。因為哥哥是男孩，她感覺長輩們將更多寵愛傾注在他身上，而對她卻漠不關心。年幼的她雖還不懂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卻已對性別不平等有了最初的感受：「那時我只想離開那裡，就像現在我想離開家一樣。」
2011年春天，當阿什蒂剛滿八歲，在哈塞克的學校裡用阿拉伯語上課時，幾百公里外的幾名15歲左右的男孩因在學校牆上寫了幾句反政府口號，被捕，失踪，疑似遭到酷刑。他們的遭遇使民眾走上街頭，憤怒如野火般迅速蔓延全國，人們抗議、示威、集會，政府以子彈與坦克回應。這場抗爭最終演變為曠日持久、多個勢力幹預的敘利亞內戰。
庫德人最初並未大規模捲入這場抗爭。然而2012年6月，為集中精力應對反對派，敘利亞政府軍從北部撤出，庫德人隨即接管該地區，開啟羅賈瓦自治。
「我快十歲的時候，羅賈瓦革命開始了。在我的印像裡，革命前的情況非常糟糕。在阿薩德政權的控制下，在父權制的社會規範下，女性處於邊緣、被奴役。」
羅賈瓦革命帶來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深深影響了阿什蒂的童年。
2013年，「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內戰中崛起，從反對派手中奪取中部、北部大片領土。為了自保，庫德人聯同北部其他少數民族共同抗擊「伊斯蘭國」，迅速成為政府軍、遜尼派反對派之外的第三股勢力。
就在這一年，羅賈瓦的庫德族全女性武裝組織「婦女保護部隊」正式成立。不到一年時間，這支部隊有超過7,000名女性戰士加入，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女性武裝部隊之一。據媒體估算，到2017年，這一數字曾達2.4萬人，約佔其隸屬的YPG（「人民保護部隊」，Yekîneyên Parastina Gel，庫德人當地最主要的武裝力量）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這些女兵在大量戰場上發揮了關鍵作用。 「伊斯蘭國」對被俘女性實行極殘酷的性奴役制度，許多庫德族女兵在戰鬥中如有被俘風險，會選擇與恐怖分子同歸於盡。例如指揮官阿琳·米爾坎，她在科巴尼保衛戰遭遇圍困後，自殺式引爆炸彈，造成多名「伊斯蘭國」成員死亡，犧牲時年僅20出頭。她成為當地女性抵抗與爭取解放鬥爭的象徵。在科巴尼戰役中，女性戰士佔據約40%的防禦力量，她們以頑強戰鬥贏得國際關注，成為女性抵抗與解放的象徵。
2015年，阿什蒂升上國中時，羅賈瓦的教育改革在逐步推行：庫德語被引入課堂教學，奧賈蘭的思想開始透過學校系統傳播。同時，婦女機構不斷擴展，它們逐漸改變了阿什蒂對性別角色的理解。 「革命是在我上初中後真正影響到我的，我上了庫德語學校。從那時起，我開始更加關注女性議題。」
「如果沒有羅賈瓦革命，我可能根本不會繼續念書，而是像許多女孩一樣早早結婚。是革命讓我意識到不斷學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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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帶來的經濟壓力始終拉扯著她的家庭。家裡的困境迫使哥哥在中學便放棄學業，加入YPG成為勤務兵。
羅賈瓦地區幾乎所有政府部門都資源不足。教師、醫護、行政人員收入微薄，薪水僅能維持基本生活。軍隊的薪資相對優厚：每月至少數百美元，有時甚至是教師收入的兩倍。
在這一點上，羅賈瓦自治政權和阿薩德政府有顯著的不同：在阿薩德政府控制區，服兵役是義務、負擔，收入微薄，許多人竭力逃兵役；而羅賈瓦的年輕人如果能加入武裝力量，則意味著擁有穩定經濟來源。對這個長期處於戰爭邊緣的政治實體來說，維繫軍隊的穩定與忠誠至關重要，同時軍隊也是美國反恐資金的主要受益者。
2020年，新冠疫情席來，學校被迫停課。身為長女，16歲的阿什蒂開始承擔更多家庭責任。這一年她高二，決定找工作補貼家用。她與婦女保護部隊簽訂了一年合約。自幼耳濡目染，這身軍裝在她心中像徵力量與尊嚴。
由於其半工讀性質，她並未被派往前線，在辦公室從事文職，但也接受了軍事訓練。然而，這個身分轉變成為她社會角色覺醒的起點。每當拿起武器，奔跑在訓練場，阿什蒂就感受到女性的主動權和力量，也意識到自己能承擔的遠比她想像的更為廣闊。
所以，在高考結束後，阿什蒂果斷選擇了進入羅賈瓦大學，攻讀Jineolojî專業。對她而言，這不僅僅是一門聚焦女性視角的理論學科。 Jineolojî激發了她強烈的好奇心，讓她渴望從根本上理解和重構社會中性別、權力與自由的關係。
讀了這個專業三年，阿什蒂對這知識體系的信念愈發堅定。她說：「我希望透過更深入的學習，能夠更加全面地理解這門學科，提升自身的知識水平，從而將它傳授給更多的女性。」在她看來，羅賈瓦還有許多女性亟需認識並理解自己的處境，只有這樣，她們才能真正覺醒並參與改變自身命運的鬥爭中去。
房間、母親與邊界：她的微小自由
阿什蒂與家人相處狀態，常常讓我想到自己的原生家庭。
我拜訪阿什蒂家的那個週末，正值她一場大考前夕。晚餐後，阿什蒂一個人蜷縮在房間角落裡，抱著課本埋頭苦讀。房間裡人聲鼎沸：兩個妹妹在聊天，父親在看電視，哥哥拿著手機公放視頻，母親有一搭沒一搭地和我聊著天。
（阿什蒂家的客廳，茉莉攝）
每隔五分鐘，她的母親庫麗勒可（Kûlîlk）就會對阿什蒂發出一個新命令。
「阿什蒂，快去給你的朋友煮茶！」
「阿什蒂，客人來了，你怎麼自己一個人躲在角落？別把人家冷落了。」
「阿什蒂，……」
起初，阿什蒂只是心不在焉地應付著，一邊機械地回應母親，一邊盡力按照她的安排為我「服務」。我察覺到她的困境，連忙對庫麗勒可說：「真的不用麻煩了，讓她安心複習吧。」隨後又刻意找些話題，想分散庫麗勒可的注意。
然而，庫麗勒可並沒有因此罷休。阿什蒂索性開始屏蔽一切聲音。她坐在地上，把書本攤開在大腿上，雙手摀住耳朵，嘴裡低聲反覆背誦課文，努力讓自己沉浸其中。
庫麗勒可見狀反而更大聲了，一次又一次地高喊女兒的名字：「阿什蒂！阿——什——蒂！」
終於，阿什蒂的情緒徹底被擊碎。她猛地抬起頭，崩潰般嘶吼：「我在複習！下週就要考試了！」眼淚像決堤般湧出，一顆顆砸落在書頁上，被壓抑已久的憤怒與委屈終於爆發。
家人們沒有反應。屋內的喧囂並未停歇，小妹抬頭與我對視一眼，擠出一個微笑，繼續和另一個妹妹聊天，父親與哥哥甚至沒有回頭，做著自己的事情。
「不就是個考試嗎？有什麼大不了的。」庫麗勒可輕描淡寫地回應，帶著一絲疲憊和無奈。
我連忙上前安慰她，輕輕撫著她的背，為她拭去眼角的淚水，又用眼神示意她母親不要再繼續說下去。
庫麗勒可急促、焦慮、帶責備的口吻，讓我想到自己的家庭，回憶起那種被長輩頻繁打斷的窒息感。因此我自然而然地產生聯想：我猜想這場景或許已發生過無數次，大家都習以為常，因為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個空間裡，相互間的邊界總是模糊的；庫麗勒或許常常像這樣忽視阿什蒂已有的安排，讓她為自己的需求服務。
家裡只有一間房，當晚我不得不與阿什蒂全家同室而眠。在以往拜訪中東家庭的經驗裡，我從未與朋友的男性親友同住一室，這讓我多少有些不安。
羅賈瓦的私人電力通常只在下午四點到午夜間供應。午夜一過，電力切斷，房間立刻陷入黑暗。大家陸續鋪開床墊，準備休息。阿什蒂的父親和哥哥卻毫無睡意，仍舉著手機看影片——聲音開得很大，也沒戴耳機。而這一切似乎在全家人眼中再自然不過：沒有人覺得突兀，沒有人勸阻，一切都被默默接受。
我戴上耳塞，努力讓自己沉入睡眠。但好不容易睡著，沒多久就被刺鼻煙味嗆醒。阿什蒂的父親不知為何醒來，正坐在昏暗裡一圈一圈地吐著煙霧。氣味瀰漫在空氣中，我環顧四周，其他人仍睡得安穩。
我不由想起有幾次，阿什蒂完全不問我的計劃，就直接替我安排採訪對象，還要求我立刻出門。那時我有些生氣。雖然明白她是想要幫助我的研究，但我仍對她「安排」我的生活有些不滿。此刻，我躺在床上，看著房間門口的緊急燈，久久無法入睡，心中思考：她家人的相處方式，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她對邊界感的看法？
「我討厭回家。在那里我甚至沒有一个角落能讓我躲起来。」阿什蒂曾對我說。對她來說，母親的控制滲透進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在今天，許多女性談論伍爾芙留下的精神遺產，強調她那句著名的呼籲——女人要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可對阿什蒂而言，所謂的房間從未存在過。她沒有獨立的臥室，沒有屬於她的書桌，甚至沒有一塊能安放自我的地板，一扇替她隔絕世界的門。她習慣了在沒有邊界的空間裡生活，也習慣了讓世界隨意進入自己的生活。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我看到了她對微小自由的敏感度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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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的衝突累積多年，而逼婚，像是往充滿火藥的房間扔進炸彈，將問題瞬間引爆。
家裡雞飛狗跳，吵架持續了好幾天。原來堂哥直接聯絡了她母親，父親直到家裡吵開了才知情。
我幫她聯絡了表姐和女性之家不久後，阿什蒂告訴我，哥哥和媽媽大吵一架。
「他對著她大吼說：『你別再逼阿什蒂了！你看不出她不想和你說話嗎？』我媽媽吵不過他，轉頭沖我發火：『那我不當你媽了行了吧？』我說：『好』。」
「你看，」我安慰她，「你哥哥是和你站在一起的。」
「可除了你、我哥、表姐，其他人全都支持我媽。」她說。
彼時正值暑假，阿什蒂甚至不能找個理由回學校「避風頭」。 「即使在我上學期間，每個週末也得回哈塞克。我媽不會允許我長時間留在外面。」她語氣裡帶著疲憊。
在阿什蒂的親屬網絡中，這樣的婚姻安排順理成章。堂表親之間的婚姻在敘利亞、乃至中東許多地區的語境下，是當地延續家族利益的「集體共識」的常見安排，被視為維繫家族團結、鞏固內部關係的「穩妥之選」。
財富是一個重要原因：嫁給堂表兄，意味著女兒「留在家裡」，土地、嫁妝、房產不會流向外姓。
在一些少數族群中，近親婚姻甚至被賦予了「守護血統」的神聖使命。即便醫學和教育一再強調其中的風險，許多家庭仍在宗族的期待與壓力中，重複上一代的選擇。這種選擇，有時是出於恐懼：恐懼血統的不潔，恐懼失去控制，恐懼改變本身。
更隱密的原因，是強迫婚姻對女性身體與行為的規訓。在高度宗教化的環境中，男女的社交機會就很稀少。很多女孩從小就被灌輸這樣的觀念：你未來的丈夫，或許早就在家裡等你了。她們被迫接受的不僅是婚姻，還有命運的默認。
羅賈瓦的女性組織與自主體系，正是為了改變這些結構性壓迫而誕生。然而根據當地法律，只要醫院血液篩檢排除遺傳疾病風險，自治政府就不會對「近親結婚」加以乾預。
同時，在實踐中，女性組織的觸角仍很難深入家庭權力的內部結構。尤其當加害者不是「外人」，而是母親、伯伯、祖母時，幹預就變得更複雜。在我的理解中，阿什蒂的遲疑是因為她知道，在她的世界裡，沒有秘密是能藏得住的。
那天的對話，最後停在阿什蒂的一句「我不知道」。她反覆對我說：
「我會去找女性之家吧……我不知道。」
「我會和表姐好好聊聊吧……我不知道。」
「我哥哥好像又和我媽媽吵起來了……我不知道。」
最後我問她：「你想讓我直接去找你媽媽聊聊嗎？」她還是說：「我不知道。」
我沒有直接去找她的母親。我擔心，一旦我說錯了什麼，母親會把怒火發洩在她身上。
第二天下午，我問表姐：「阿什蒂的事情怎麼樣了？」
她回我：「這事兒很難打字說清楚，晚上我們通個電話說吧。」但那天晚上，我一直沒等到她的電話。
又過了一天，我像往常一樣給她發去問候，表姐簡短回复我：「阿什蒂的問題解決了。」
「真的嗎？！太好了！」我向她發送一張帶愛心的笑臉：「真的非常感謝你！」
「不用謝，」她回道，「這是我對我所愛的人應盡的責任。」
身在巴黎的我，當時並不清楚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直到十天後，阿什蒂才稍微恢復過來，寄給我幾段長長的文字。
「我覺得我的母親思維方式很『男性化』——她很自私，總是試圖為自己爭取現實利益。可我不想和這樣一個傷害女性同胞的人共同生活，更不願淪為男性的僕從。我想要找一個能和我平等分享一切的生活伴侶。
我知道，在一些阿拉伯家庭裡，你根本沒辦法反抗自己的家人。但是，因為我生活在一個庫德族家庭裡，有時候，我還能保有一絲自我保護的空間。
儘管如此，在家人面前，我還是時常覺得自己很懦弱。
然而，當我把這些告訴我的中國朋友時，她想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來幫助我。她聯絡了我的表姐，表姐又去跟我哥哥溝通。最終，是哥哥說服了其他家人。
可是你看，在羅賈瓦，乃至整個中東，如果得不到男人的幫助，女性獨自一人幾乎寸步難行。
我渴望成為一個自由的女性，能夠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可以選擇自己心儀的伴侶──不論是誰，都不該替我決定這一切。 」
直到後來我重返羅賈瓦，阿什蒂才告訴我當時的情況。他們全家吵到集體進了醫院。
事過境遷，她用黑色幽默的語氣對我說：「你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嗎？因為我哥太生氣了，氣得當場暈過去，被送到醫院吸氧。我在醫院門口也氣到暈倒，跟著一起吸氧。我媽同樣氣得不行，也暈過去……於是我們一家三口全躺在醫院裡吸氧。
阿什蒂的母親庫麗勒可
剛認識阿什蒂時，我們就聊過婚姻。那天，我和幾個學生坐在大學餐廳裡，七嘴八舌地交換看法。
「我不想結婚。」我直截了當地說。
阿什蒂立刻举手与我击掌：「我也是！我甚至对男人很烦，总觉得他们特别愚蠢。」
「你從來沒有對男生心動過？」我好奇地問。
阿什蒂想了想，堅定地搖了搖頭：「沒有。除了卡尼，其他男生我都懶得和他們多說幾句話。」卡尼（Kanî）是她唯一的異性朋友，因外貌「柔和」——皮膚白皙，聲音較細——中學時常遭男同學欺凌，因此更願意與女生相處。
「那女生呢？」我追問，語氣裡帶著點調侃。
桌上頓時爆出一陣笑聲。 「罪過啊（haram）！」幾個女孩一邊笑著一邊說。
「Haram」一詞源自阿拉伯語（حرام），原意為「禁止的」或「違反伊斯蘭律法的」。伊斯蘭教明令禁止同性戀，顯然，我的調侃「觸犯」了教義。不過，女孩們的笑聲是帶著輕鬆的調笑。
阿什蒂還是認真回答了我的問題：「我確實很愛我的女性朋友們，也希望能一直和她們生活在一起。就像現在，我和赫琳、哈娜住在同一個宿舍。但不是你說的那種‘愛’啦！她們比我的家人更理解我。」
在她家做客期間，我也問了庫麗勒可對阿什蒂婚姻觀蒂看法：「阿什蒂不想結婚，對你來說，這正常嗎？」
「對我們的社會來說，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庫麗勒可言簡意賅地答。
我追問：「那對你個人而言呢？」
「先讓她再長大一點兒吧，」她說，「她現在還小。」
一旁的阿什蒂父親插話道：「這是個人自由，是阿什蒂自己的選擇。」
話音未落，庫麗勒可便打斷了他：「在我們的社會，不結婚是不可能的。」
我又問：「那你覺得幾歲結婚比較合適？」
她回答：「我不希望我女兒們太早結婚，所以25歲左右比較好。現在羅賈瓦的自治政府已經禁止未成年早婚，也就是說，女孩們不到18歲不能結婚。但在我個人看來，即便是18歲，年齡也還是太小了。這是我的個人看法，這個年紀的女孩思想還不夠，應該給她們更多時間不成熟，讓阿什蒂
然而，就在這段對話後五個月，她就對阿什蒂逼婚了。那時，距離阿什蒂19歲生日還有兩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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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組織的腹地、戰鬥女性的烏托邦，為什麼一名進步青年會遭遇逼嫁近親，面對遍地的女性機構卻不敢求助？當中的落差撕扯讓我困惑良久。在環球左翼對「應許之地」溢滿讚美的背面，阿什蒂她們面臨的現實有多複雜？我想在阿什蒂的母親身上尋找答案。在她身上，我看見了傳統與進步兩種力量更深層的矛盾縱橫。
庫麗勒可來自敘利亞邊境的小鎮德爾巴西耶，距離哈塞克市車程近兩小時。對許多從未離開故鄉的敘利亞人來說，這已是遙遠的距離。她形容故鄉是個「甜美」的地方，童年親人的朋友構成了她最溫柔的記憶。她的家庭結構頗具時代印記：父親在前一段婚姻中育有五子一女，庫麗勒可與姊姊──阿什蒂表妹的母親──則是第二任妻子所生。
她的父親原本住在土耳其，後來隨父母一同遷居至敘利亞。這類遷移在1944年敘利亞建國前後並不罕見。當時，國家邊界尚未真正劃定，庫德人從一個庫德村莊遷移到另一個村莊，並不意味著跨越疆界。
然而到了1962年，時任敘利亞總統納齊姆·庫德西下令對哈塞克省的庫德人進行人口普查，將人群劃分為三類：公民、外國人，和無法出示出生證明的「未登記人口」（unregistered person）。這場只持續一天的人口普查，讓數十萬庫德人因無法在當日提供出生證明而被剝奪公民身份，被庫德族群體稱為「不公正的人口普查」。
庫麗勒可來自土耳其的父親被歸類為「外國人」，從此失去敘利亞公民身份。儘管母親擁有敘利亞籍，但在敘利亞，子女的國籍繼承自父親，庫麗勒可出生時即成為「無身分者」。
長久以來，這項政策使許多庫德族家庭失去了平等參與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生活的基本權利，至今仍未妥善解決。
「上學的時候，我特別愛學習，而且學得很快，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我很聰明，我真的很喜歡讀書，也不想輟學。」庫麗勒可說，「可問題是，我沒有公民身份，他們不給我畢業證。既然無法拿到畢業證，就無法繼續讀初中。那我再努力、再怎麼喜歡，又有什麼用呢？」
於是，小學畢業後，庫麗勒可便放棄了學業。也就在那時，她與比自己大10歲的阿什蒂父親看對了眼，很快就訂婚結婚。 「他那時是個司機。有一次，他送我舅舅回家，我們才認識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能自主選擇婚姻對象並不常見。就這樣，15歲的她嫁到了哈塞克。
起初，哈塞克對她而言廣闊又陌生。由於沒有文憑，她只能成為家庭主婦。遠離了親人和朋友，也缺乏新的社交圈，她的生活幾乎完全圍繞著丈夫和孩子。
庫麗勒可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 「我希望他們都能上大學，獲得文憑，」她說，「雖然我沒能繼續上學，但我會坐下來陪孩子們一起學習，教他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羅賈瓦革命爆發後，庫麗勒可的命運也隨之改變。為鼓勵更多女性參與社會事務，自治政府在許多職位上取消了學歷門檻，並為女性提供培訓機會。 2013年，庫麗勒可加入了「女性自衛隊」，與近50位本地女性一同肩負起守護街區安全的責任。
起初，她選擇工作的動因很現實：維持生計，改善家庭的生活條件。然而，工作之後，她漸漸地愛上了這份職業：「我開始有了更多朋友，我和其他女性之間有了更多交流，我們經常一起出門。我對（哈塞克）這個社會也有了更多了解。」
在自衛隊裡，她接受了多方面訓練。先是基礎的軍事訓練，學習如何使用槍械等武器。同時，她也開始學習基礎的庫德語：「上了一個月的課後，我已經能夠讀寫庫德語了。」培訓內容還包括性別平等的知識：「培訓的主題與女性息息相關，例如未成年婚姻的危害、一夫多妻制的問題等等。」
自衛隊的主要職責是街區巡邏，以保障內戰中社區的基本安全。此外，隊員也會造訪街區內的住戶，關注家中女性狀況，並向她們進行性別平等的教育工作。
「我們負責一切與女性相關的事務，目標是保護女性。」例如，她們曾協助那些被禁止出門的女性，鼓勵她們走出家門，組織學習課程，提升自我意識和能力。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找男性谈话，让他们明白，女性必须拥有外出的自由，她们应该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出门、工作，还是追求男女平等的权利。」在以保守著称的阿拉伯部落中，这样的倡导尤为重要。「我们走访了不同社群，试图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女性天生就该困在家里，操持家务、养育孩子，不需要也不该走出家门。我们要让他们明白，这种观念是不可接受的。」
一次執行任務期間，庫麗勒可摔斷了腿。那天，有消息指出「伊斯蘭國」武裝分子正向她們所在的地區逼近。 「我們必須出動，不能讓我們的人民被恐怖分子打敗，」她回憶道。女性自衛隊迅速行動，前往街區巡邏。登上高地形的哨子時，她不慎失足跌落，腿部嚴重骨折。
「我馬上被送去醫院做了手術，但那場手術失敗了。」她住進醫院，整整臥床兩年，最後不得不離開自衛隊。
「從那以後，我就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工作了。如今，我的腿裡還打著鋼釘。很多事，從那時候開始，我這輩子都做不了了。」
庫麗勒在自衛隊領取薪水，她先生在政府的軍區醫院擔任司機，收入相對穩定，一家人日子本來不算艱難。
然而，在庫麗勒可住院期間，收入中斷，家中面臨不小的經濟壓力；2019年，美國出台《凱撒敘利亞平民保護法案》，對敘利亞實施嚴厲制裁，致敘利亞磅大幅貶值，而公立機構職員薪資卻未做調整；其夫工資從過去相當於每月五六百美元，跌至2023年時不到20美元。由於他的工作性質屬於替代兵役──即抵扣強制服兵役的義務──因此無法換工作。
目前，庫麗勒可在自治政府醫院做接待工作。再加上哥哥當兵的薪水，三人的收入對一個五口之家而言遠遠不足，一家人只好靠借債維生。
即便日子過得緊巴巴，庫麗勒可還是喜歡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和阿什蒂的素面朝天不同，她每天一睜開眼睛就開始折騰妝容。眼線她從不親自動手，非得由二女兒來操刀。她對化妝品的熱愛常惹大兒子抱怨。他對我抱怨：「你根本不知道她有多少瓶香水！工資本來就不多，全拿去買這些沒用的玩意兒，錢也不花在刀刃上。」
我笑著可打抱不平：「那是她自己賺的錢，難道還不能買點自己喜歡的東西？」
庫麗勒可立刻眉開眼笑，對我豎起大拇指：「就是嘛！」
但她滿臉歡喜的同時，我瞥見阿什蒂的眼神中滑過一絲不甘。我腦海中忽然浮現出她在大學食堂為要不要多買零食而猶豫半天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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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什蒂看來，母親幾乎掌控著家中的一切，控制著家裡的每一個人。
阿什蒂父親也很少反對她的決定。我也很快注意到，阿什蒂父親是少數願意分擔家務的當地男性之一，這令我有些意外。在逼婚這件事上，他是那個被繞過的、不知情的人。
每當我和當地人提起自己在研究羅賈瓦的女性運動，男性們總急於證明自己是「好男人」：「羅賈瓦女性的地位已經很高了！我從不兇我老婆，都是她對我大吼。」但當我真正走進他們的家，準備茶水的是女性，做飯的是女性，洗衣打掃的是女性。她們走入職場，參與社會事務，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卻幾乎未曾鬆動。甚至在我採訪女性時，丈夫們總會試圖吸引我的注意，不斷修正妻子的回答，或乾脆替她們回應那些關於「女性」的問題。
因此，不過，在我採訪庫麗勒可時，他和阿什蒂的哥哥也還是總插嘴，和其他當地男人一樣。
連我也有過被庫麗勒可「掌控」的感覺。庫德人的空閒消遣，通常是拜訪鄰居、探望親朋。那段時間，她們一家人帶著我，把親戚朋友幾乎都走了一圈，讓大家都知道家裡來了個中國客人。庫麗勒可知道我會唱庫德語歌，便在每戶人家都「安排」我來一段。
我感覺像小時候過年，被長輩擄到客廳表演節目。一開始也樂在其中，甚至有點榮幸，但唱了三五次之後，新鮮勁就過去了，我開始尷尬、疲憊：「有點累了……」「剛才唱過了……」
阿什蒂很快就看出了我的不耐煩，翻了個白眼沖母親說：「你沒看出來她都煩了，不想唱了嗎？」
庫麗勒可卻毫不在意地回澇：「我又不是問你。」然後轉頭看著我，語氣輕飄飄地說：「你不煩吧？不煩就唱一首嘛！」
我僵在原地，只好硬著頭皮，又唱了一遍。
我的「表演」結束後，女主人出去拿飲料小吃招待我們。阿什蒂趁機給了我一個眼色，眉梢一挑，示意我們該走了。庫麗勒可皺著眉問：「你什麼意思？」
「我們該回卡米甚利了，我下週要考試，我得早點回去複習，」阿什蒂盡量平靜地回答。
「吃完午飯再走，你不想讓你的朋友餓著肚子回去吧？」
「我們回卡米甚利吃飯，我真的沒時間了，」阿什蒂說，語氣裡有些繃不住的焦躁。
她們來回僵持了好幾輪，聲音一輪比一輪大，最後阿什蒂突然崩潰大哭，聲嘶力竭地喊道：「我要考試了，我什麼都沒複習，在家的幾天我什麼都沒學進去……」我已經不記得這是阿什蒂回家第幾次崩潰大哭。在我的印像裡，在學校時，她的情緒一直很穩定。
主人剛好在這時端著茶盤回來。庫麗勒可無奈地笑了笑說：「又發脾氣呢，還沒長大。」主人趕緊附和著賠笑，空氣裡只剩下幾聲乾巴巴的安慰。
最終，在阿什蒂的堅持和我的勸說下，我們在午餐前坐上了回卡米甚利的巴士。
車子一啟動，阿什蒂就像突然換了個人，整個人輕鬆了不少，剛才的低氣壓一瞬間被拋在了身後。
我與阿什蒂：千山萬水外遙相呼應的痛苦
2023年10月，阿什蒂迎來了她本科的最後一年。開學前夜，她給我發了一條訊息：她發來訊息：「明天我要回學校了！我們的計畫是不是可以開始了？」
她所說的「項目」，其實是我為她聯繫的一家中國女性援助機構提供的小額資助——我希望藉此幫助她獲得一點經濟來源，減輕對家庭的依賴。為避免受助者在援助中養成依賴，機構負責人設計了一種工作形式的方案：讓她組織本地女孩製作手工藝品，寄回中國，獲得一定報酬。
（阿什蒂正在完成我交給她的工作，茉莉攝）
援助的介入讓我與阿什蒂之間的權力關係逐漸發生了變化，而她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鍛鍊自己的能力。她負責根據需求尋找合適的受助女孩，進行家訪和資訊統計。起初，她的記錄雜亂無章，讓我忍不住著急，不斷指出問題，一條條糾正，語氣甚至一度顯得過於急躁。
直到後來與機構負責人回顧時，我才意識到，她還不到二十歲，這一切對她來說都是全新的嘗試，我理應多些耐心與理解，而不是把自己置於「權力上位者」的位置。我為自己的態度向她道歉，解釋說，那種「咄咄逼人」不是針對她，而是我對工作本身的強迫傾向。她也沒生氣，但很快就修正了所有小錯誤。
工程落實時，阿什蒂表現已十分成熟。在寄出成品時，面對快遞公司臨時坐地起價，突然把約定的10美元快遞費漲到50美元時，她當場與對方「鬥智」。當我還在焦急地與她遠端溝通時，阿什蒂已經和工作人員吵了一架。
「搞定啦！10天內就會送到埃爾比勒，我只花了15美元！」阿什蒂興奮地發來消息，「我就跟他們說，說好10美元，我沒多帶錢，就這點了。」
我回她：「真的只花了15？」
她驕傲地回我：「那當然，我是誰啊，我可是阿什蒂！」
螢幕這頭，我彷彿又看到她第一次在羅賈瓦大學校園裡朝我笑的樣子，自信、明亮，帶著一點點得意。
隨後，她發來一張快遞單：「這是收據，你在埃爾比勒的朋友拿這個就能取貨。」緊接著又憤憤地說：「收據上寫的是10美元，我覺得那個工作人員自己吞了5美元。要是我們一上來就答應了50，他肯定就貪了40。」
第一輪專案成品寄出後，機構給阿什蒂留下了一筆資金，原計劃用於第二輪的啟動。但現實遠比我們預想得複雜得多。在一個受制裁地區推行援助，無論是跨國匯款或寄送成品，都面臨高昂手續費和漫長流程。最後，機構為材料與郵資支出的費用甚至比給女孩們的補助還高。儘管工作量不大，仍有人向阿什蒂抱怨「薪水太低，幾天就花光了」。
期間，阿什蒂多次催促我盡快啟動下一輪項目，但第一輪的成品卻始終未能順利寄達。我一度對她傳來的消息感到壓力，有時甚至隔了幾天才敢回覆。我和機構負責人同樣感到無力──這場本懷善意的嘗試，似乎也沒有帶來預期的成效。由於成本過高、效益太低，這項試驗性的援助項目，僅僅進行了一輪，便被迫擱置了。
在等待成品送達期間，我的嫲嫲（我們家鄉方言裡對「奶奶」的稱呼，用來稱呼「姥姥」）病重，我匆匆回了一趟國。嫲嫲在加護病房裡堅持了一個月，最後還是離開了。
那天，阿什蒂正好傳來訊息，想向我抱怨她的家庭與經濟狀況。但彼時的我心情低落，急需找個人傾訴，於是反而向她說起了自己的遺憾：「我們都知道，總有一天她會離開，但沒想到會這麼突然。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我的感受。她在病床上還對我說，她會好起來的，她想和我一起去法國婚禮，還說想看著我安心的婚禮，不過是安心的婚禮。在我對於人生的規劃裡，大概不會有那樣的一天。
於是，我們聊起「失去」與「死亡」──在敘利亞，這是每個普通人生活的日常。 「當我們失去了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們該怎麼辦？」阿什蒂的語氣有些低落，「不過人總會習慣一切，世上有好事，也有壞事。可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有生有死，我們又能做什麼呢？」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終究都會結束。」我回覆。
「我想，有一天我也會結束我的生命。」雖然她暫時離開了家，但或許從未真正逃出那份想自殺的情緒。
那段時間，她時常覺得自己出了心理問題：「我覺得壓力太大了。我為家人付出了一切，他們卻從來沒為我做過什麼，只會對我大吼，完全不理解我。」
「你找個藉口別回去了，先留在卡米甚利。」我試著幫她想個緩衝的辦法。
「我媽媽很聰明的，她會看穿我的藉口，」阿什蒂很挫敗，「他們太保守了，接受不了我離家太遠。他們的思想我真的沒法認同，可他們對我、對我的心理健康真的造成了很多負面影響。」
「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能好起來。」即使自己情緒低落，阿什蒂還是願意分享她的力量，「你知道的，我會陪著你，給你我所擁有的正能量。」
我向她傾訴了嫲嫲過世前後，我與原生家庭之間的矛盾。在回國的日子裡，我和母親幾乎天天爭吵。我發現自己無法接受她那種「永遠是對的」的姿態，總是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她認為婚姻不順是因為父親的嫉妒與暴力，以及我的「不作為」；她常抱怨我不像「別人家的孩子」那樣能調和父母關係，不時把「要不是因為你，我早就離婚了」掛在嘴邊。她甚至把嫲嫲的過世歸咎於老舅的強勢與照顧不周。在姥姥住進加護病房的那一個月裡，兄妹三人依舊為責任與費用爭吵不休──這一切讓我倍感疲憊。
有趣的是，明明阿什蒂自己也正處於類似困境中，卻反過來勸我：「我想你媽媽的狀態可能也不好，你別太較真，試著去修復你們的關係。」
「可是每次和他們聯繫，我就感到痛苦。那就是為什麼我逃到了法國。我實在沒辦法，只能選擇遠離。」我說。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他們是我們的家人，我們不該徹底斷了聯繫。我也是一樣，每分每秒都感到痛苦，每天都想著自殺……」她又試圖變得樂觀一些，「可也許我們應該好好對待身邊的人，因為他們並不會永遠在那裡。我們會後悔。」
我想，阿什蒂比我更痛苦的原因，大概在於她始終深刻地明白癥結所在，卻無法像我一樣逃離或切斷。
「有時候我真的不覺得她愛我。我覺得她更愛她自己。」我說了句氣話。
「我不許你這樣說，你別惹我哭。」阿什蒂說，「你得學會愛自己。」
「我現在比以前更愛自己一點了，雖然還不是很多。」我回答，「但至少，我們仍然愛著彼此。」
「我們會成為彼此的依靠，哪怕相隔遙遠。」她回我。
我發了一個擁抱的表情，她也發出了同樣的回應。那一刻，我感覺我們之間的關係又悄悄改變了。援助帶來的權力差距逐漸被真實的情感沖淡，那種害怕回覆她訊息的壓迫感也慢慢消散。那個夜晚，兩個情緒低落的靈魂，在網線的兩端，彼此靠近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