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提交《在場》的初稿後，我回國參加朋友的婚禮。她跟我說起一個故事。
在北京的一場聚會上，有同行對她說，有個業內驚天大八卦——某某雜誌的前記者，從小跟著母親長大，去年才發現她爸爸在新加坡種棕櫚樹。她就去找爸爸了，也不用上班了！
敘事線有些眼熟，但地點、情境、作物全都對不上。朋友確認了一下，果然，是在說我。
我的第一反應是——可我從小就有爸爸啊。資訊交換（有時候也是八卦）是媒體圈互通有無的方式，只是沒想到傳得像一齣古早台灣偶像劇，主角的命運被徹底改寫。
可惜，真實生活不是這樣。
2017年夏天，大一暑假，我第一次去越南。那時爸爸的第一個香蕉園還很小，還不是如今的農場。但錦絨已經在這裡做翻譯。她談起自己留在中國的女兒，說作為一個女孩，在中國的處境總是比越南好。她沒說的是，作為「越南新娘」，她到中國的責任之一就是生育。哪怕回了越南，她也帶不走女兒。在香蕉樹的遮蔽下，我看見女性深深的憂愁。那時香蕉對我來說只是背景，但我直覺有一天，我會寫寫這裡的人。後來，我進入媒體工作，也總把越南當作一個遠方、可以出差的選題，從沒想過我會放棄工作，搬到越南，住在香蕉園裡。
對我來說，北京意味著那份工作。我為了新聞的夢想來到這裡，念書、工作，我喜歡出差，也喜歡帶著好奇心進入別人的生活。但媒體式微，選題受限，真正讓我感興趣的故事越來越少，熱情逐漸消退。在北京，我要去適應職場關係，也很難去探索一個更豐富的世界。我也意識到，對我的性格而言，在別人的故事裡打轉，也是對自己的逃避和疏離。因為我不覺得自己重要。
離開北京去越南，這不是浪漫的決定，而是我真切地覺得，在越南的這個香蕉園，有我要面對的問題，也有我想理解的命運。對這片土地上的人而言，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是農民的世界。有人說我大學白讀了，媽媽勸我回老家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我去越南，並不是為了個人生活的穩定，而是想看見一個世界如何真實運轉——以及人在其中如何生活。
一開始，我的目標是寫點東西。但很快，寫作退居其次。我主要是在這裡生活。沒有採訪提綱，沒有職業姿態，只是跟他們一起聊天、喝酒、面對問題：工人罷工、偷肥料、抓小偷、鬥雞、黃葉病……我東湊湊，西湊湊，別人打架我也往前湊。小孩生日、有人結婚，我更是樂此不疲。
不過，我沒有放棄記錄。每天寫日記，每個月一次，我會將它們收集在一個文件裡。這次我重新翻出來看，這些不那麼「乾淨」的文字，是我不斷的自我質問，也是我漸漸形成的看法。我看到了自己的困惑、迷惘和不知所措，也看到了自己始終在往前走，雖然很慢。一些問題依舊沒有答案。但我依然觀察、好奇，關心需要幫助的人，一點點更認識這個粗礪的世界。
還有我無法迴避的身份。在北京，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員工。到了這裡，突然變成了「老闆的女兒」。一開始我很抗拒，也羞恥。我什麼都不懂，也沒有權力，像是被竹竿捅到天上去，懸空，尷尬。我想逃，退回一個單純記錄者的位置。但慢慢地，我意識到，如果我永遠站在一邊，就很難真正理解這裡的關係運作。也許我可以用這個「被賦予」的身份去做點什麼，哪怕只是很小的事。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大家早已習慣現狀，常掛在嘴邊的話是：「說這個有什麼用呢？」中國人遠離家鄉，來到這裡謀生，多半明白許多事情都是不得已。於是我需要不斷振奮自己，尋找機會去發揮作用，但直到今天，依然覺得自己做得太少。
蘇的故事，是我最早開始寫的部分，也是我當時最投入、最有感情的一部分。她代表的是「人」——特別是越南的女性工人。她們年輕、貧窮、流動，但同時有很強的主導性、生命力與生存智慧。但我和蘇的友誼，也在語言和文化中反覆拉近又遠離，最終失去了。
而中國人的故事，則讓我看到另一種困境。很多人帶著失敗的經歷來到越南，想要重新開始。我看到的是，他們如何在被動的處境裡，用力維繫一點秩序感和尊嚴。
提交《在場》的申請書時，我將這裡的故事分成三個部分：中國人的故事、種植園工人（尤其是女工）、以及香蕉——一種置身之外的敘述方式。過去的媒體寫作裡，我很少會暴露自己，這樣符合職業的要求，也讓人感到安全。但真正動筆時，我意識到，看似截然不同的兩群人，並不是割裂的，而是一個整體。要理解一方，必須看到另一方。他們需要被放在一起講述，而我，是那個講故事的人。我必須用我的視角去進入故事，去串起圖景。因為我參與其中，我也必須說出自己的處境、遲疑、困惑、行動與失敗。對我而言，這是一套新的語言。
我想起最近讀吳明益的《苦雨之地》，有一篇是〈人如何學會語言〉：
「鳥在飛行間鳴叫，為了社交而鳴叫，受了傷鳴叫，進行領域保護而鳴叫。
一隻幼鳥孵化發出乞食聲開始，就不斷學習用不同的聲音表達自我——哪時候是愛情來了，哪時候是要離家了，哪時候是返家，哪時候是較勁，哪時候是絮絮對話。」
幼鳥透過學習發聲，學會在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對我來說，寫作也像是這樣一個過程。在這裡，我要重新學會的語言，混合著疑問、偏見、感情、失敗，還有我不願承認的脆弱。
《在場》面試的那個下午，暴雨。我關掉燈，房間陷入了完全的黑暗。突然我聽見了潮汐聲。來自門外的打包廠，工人正在流水線上包裝香蕉，那是烘乾機的聲響，潮漲潮落，向我推來，又遠去。令人安心。那一刻我不再想待會可能會被問什麼問題，而是想到了爸爸。
這一年多，也是理解爸爸的過程，我來到他的地盤，失去了自己引以為傲的獨立。但也可以說，是爸爸收留了我。寫爸爸時，我用的是女兒的視角。一方面有現實風險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只有在這個位置上，我才能真正看見他，也看見自己——看見在我成長和遠離家鄉求學、工作時，我看不到的——他在事業中必須強硬、果斷、有威懾力，但同時，他也有脆弱、孤獨與困境。還有媽媽，她強韌的精神與受苦的勇氣。他們對生活的承擔，是我遠不能做到的。
謝謝《在場》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完成這篇文章。我意識到了香蕉是多麼的迷人。之後，我想更多地去關注香蕉，去善待土地。與土地裡那些看不見的物質打交道。謝謝我的編輯，我的朋友們，還有這一年多來願意陪我聊天、解惑、向我敞開心扉的人。還有我的爸爸，雖然你被世俗的要求所困，但你從未減少過一分一毫對我和妹妹的愛。謝謝爸爸——這個我從小就有的爸爸。
圖：香蕉園裡，踩梯子上工作的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