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端傳媒國際版主編甯卉，於「在場」非虛構寫作第一季發布會講座《時間裡的同行者，非虛構寫作背後的生態條件》的演講記錄。
一個作者從選題一開始，從起興動念到能夠去寫，再到為寫作去積累新的素材、做採訪研究，到能用一個對完全不在這個語境下的讀者，呈現可以理解的、可以溝通的文本，再到發表到有影響力的平臺讓更多人看見，被人解讀，進入公共討論，這裡每個環節都需要一個生態的支持。
這個生態可能包含新聞媒體、出版社、獨立記者的聯盟、像「在場」這樣的基金會等不同角色，這些角色都要在這樣的生態裡撐起支持網絡，最終才會有作品和作者的誕生。
所以這場講座是想要討論生態環境，技術上來說，一個非虛構寫作的誕生跟一個作者的誕生需要哪些生態條件？
本場講座講者：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甯卉 端傳媒國際組主編；莊瑞琳 春山出版社總編輯。整場講座的記錄將分別以媒體篇、出版社篇、現場討論，三篇文章進行發布。本文是媒體篇，以《報導者》與端傳媒為例。
《報導者》總編輯 李雪莉：如何「長一個故事」
我現在剛好是在報導者擔任一個編輯的工作，所以我今天把主題定位在「怎麼『長』一個故事」，但這個「怎麼長」，我自己覺得有兩個定義：《報導者》其實才度過了六年、還有很多進步空間，如果大家現在提到非虛構寫作或報導文學、深度報導，可能會偶爾提到一下《報導者》。那我想說：為什麼《報導者》會成為一個故事？這個關鍵是什麼？第二個層次是說，不管是 in-house，還是跟我們合作的上百位 freelancer，他們怎麼自己長出一個故事？他們長出故事的過程當中，編輯與編輯臺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兩個層次的意義，分別會從讀者、記者與編輯檯三個分層次去談。
先從讀者這個角度跟大家聊。我發現很多時候，即使是有幾年經驗的記者在寫作的時候都會忘記：他為什麼要寫這件事情。而寫作這個議題應該是要回應讀者的需求。我先講一下《報導者》作為一個非營利媒體，在六年前成立的時候，很多人覺得它不會活得很長，可能不會超過三年。《報導者》第一個月的贊助者只有四個人，當然因為《報導者》沒有任何廣告，所以我們是跳脫政治商業的夾擊，我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記者從訂閱的漩渦裡解救出來。我們基本上不會給記者很大壓力，不是把瀏覽和分享數做為記者KPI，但不代表我們不觀察數字，像我們每個禮拜一的編會都會看每篇文章或每集podcast的表現。但我們決定把記者從點閱的漩渦裡釋放出來的時候，我們挑戰的其實是報導的形式。《報導者》動輒5000或8000字的文字，不是為了長文而長文，而是這個長文的背後有它的脈絡和結構需要去討論，因為我們不想要二元對立或簡化，而需要立體化。第二個就是我們的選題，我們的選題不一定完全都是新的議題，可是會希望即使不是新的議題我們也能夠寫到立體。
那什麼是立體化？我自己覺得是寫到讓讀者有印象，然後讓他心中有一個畫面或一個帶走的洞見是重要的。所以我覺得形式與選題對一個非營利媒體非常重要，可能很多寫手覺得《報導者》就是安安靜靜沒有時間限制地寫一個主題，其實不是這樣。我們滿多時間是及時地回應讀者的需求，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形式上、選題上，我們一直把讀者keep in mind。
回到讀者這件事，這六年我最深刻的是，《報導者》活下來了，從4個人到現在的定期定額贊助者有5000位（我們今年年初突破5000位）。我最深刻的並不是我們得了什麼獎，而是原來有這樣的一群讀者存在，那什麼樣才是好讀者呢？我自己的定義是，這群「不庸俗」的讀者，「不扁平」的讀者，這指的是讀者傾向不以二元或簡化的角度看世界。因為現在讀者都有很多國際化或很大量閱讀的經驗，他其實知道世界沒有這麼的簡單，我覺得這群讀者很critical但是不cynical的。所謂「critical但是不cynical」是說他不會這麼輕易去judge，也不會認為你給他的就是全知全能、要給他一個答案——他可能不是這樣的一個讀者；第二個就是我們看到有一群讀者渴望理解平行或複雜的世界，當然背景是兩個原因：一來是現在的人越來越原子化，二來是專業越來越複雜了。那怎樣可以有個人幫助他閱讀或判斷這件事變得重要；第三個是，我們在書寫過程中需要處理非常多龐大的知識和結構的問題，但最核心的還是去找到敘事方式、敘事的主體，讓讀者容易進得去。所以我們希望記者要把讀者keep in mind，不是在賣理論或大量知識，你故事的核心其實是對人的關注。不管你有再龐大的敘事，你必須要回到讀者，必須要能讓你的故事被吸收。
所以對人感興趣這件事是我們在乎的。讀者認識一個議題的最後，是想要了解每一個人是如何被這些議題互相影響的。我覺得跟過去的知識提供者比較不一樣的是，過去的知識提供者比較是高高在上的態度。此外，我覺得現在的讀者希望看到改變，但我們在講改變好像很龐大，但有時候可能只是一起探索一起安身立命的可能，就像我們寫過大體修復師，明明是一個小的故事，那意義是什麼？我在那篇文章裡看到，其實對活著的人來說，「最後一眼很重要」，當我們每個人都面對生老病死時，這個最後一眼的重要性就會讓我們知道，大體修復師的重要性在這裡。有時不是一定非得那麼文以載道，一個感動也很有價值。
接下來講，「長」一個好故事，除了心裡要有讀者，更重要的是靈魂人物「記者／寫作者」本身。我們現在面對的很多都是千禧年前後誕生出來的記者，我覺得他們很在乎的是：我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有沒有意義和價值，可不可以有一些差異性？還是我只是組織裡面的螺絲釘？這個在所有產業裡，在面對新的工作者都是很接近的。第二個是那我到底要不要進入到產業／組織裡，還是我去做一個freelancer？我作為一個組織的一員，我進入《報導者》、《端傳媒》或者Matters跟不進入組織到底有什麼差別？我覺得這是公司或組織必須要自己提問，並回答工作者的。第三個就是，我作為一個勞動者或工作者有什麼樣的尊嚴？比如說我們《報導者》董事會裡有勞工董事，我們試著把工作者的權益放在心上，讓他們參與，讓他們感覺被重視。
我要講的就是，大家可以從這幾個層面看到在這樣一個去中心化、比較民主平等的年代下長大的記者，跟我們那個年代比較不一樣，我們過去是比較順從的。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是他會更有一種我稱作“Author’s intention”，「作者的意圖」，如果你把他當做螺絲釘，當做一個仔細去填補某個空隙、只是賺流量的記者，他對自己也沒有什麼尊嚴感，對這份工作或對這個組織也不會有更多的認同感。所以我覺得在想象這個時代的「記者」、特別是在講非虛構寫作時，這個光譜更推向了「作者」。當然我們還是要面對一個媒體的本質：時效性、各種各樣的Deadline，但有沒有機會在朝生暮死的新聞產業裡，讓記者有可能往作者那邊更推進一點？讓新聞報導能夠往作品那邊更推進一點？這個產業面對新的工作者、年輕有潛力但想挑戰自我的記者，必須要有「作者」的概念。不管他是不是眼高手低還是還在成長累積的狀態裡，你都必須很有意識地理解他是否有這樣的想像，甚至幫助他完成自己。
Author’s intention展現在幾個方面，第一個是他要有清楚的守備範圍與領域。議題不是自己掉下來的，如果你在這個領域蹲得不夠久，你不可能有新的視角、視域，你不在場不關注怎麼可能有這些東西？在《報導者》每個人都有清楚的兩到三個路線和領域，然後有清楚的領域以後你才會不斷地關心、不斷地看相關的東西，然後想法會進到你的腦袋裡面，你就會有想追問的問題；第二個，像《報導者》記者其實蠻年輕的（但編輯檯核稿人相對資歷較深），《報導者》一開始是熱情的記者居多，他們會腳踏實地地做田野與研究，願意去到現場、並反復田野，我感覺特別是有Author’s intention的記者，在田野部分就很願意付出很腳踏實地；第三個面向，如果真的要累積自己的作品，必須要跨界合作，這是這個時代非常辛苦的事情，因為每個人都在跟你爭眼球，跟你競爭的可能不是其他的媒體，可能是Netflix，那你要怎麼讓其他讀者願意來看你的文章，跨界的人可以幫助我們注意更不同的角落？所以我覺得Author’s intention是我們在面對這個時代的記者，必須要有的準備，也是編輯本身非常要有的意識：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作者的年代。
我想舉一兩個與Author’s intention有關的例子，這是我們在五年前做的關於血淚漁場的報導，其實遠洋漁業是非常冷的議題，剛講有Author’s intention的人會有自己的領域，會有想要的提問，在做一個題目的時候會做非常多的研究：以前在講遠洋漁業的時候可能會有《海上情書》這樣浪漫的紀錄片，也有講臺灣遠洋漁業很厲害的實績，但有個面向沒有人去提問，就是到底在遠洋漁業上的造假與剝削的狀況是什麼樣的？臺灣有兩萬三千多名的境外聘僱漁工，很多人到底是怎樣被騙上船的？問了這樣的問題，我們就找到一個獨特的切入點。
這個題好在是一個很大的題，有非常多子題、角色、現場可以勾勒。血淚漁場我們在五年內做了三部曲。文字、影像、照片、紀錄片也都出了書，每個作品每位記者都分別得獎或得到滿足。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剛剛我們講怎麼長出一個故事、讓人印象深刻、有記憶點，其實跨部門的合作會展現在這裡。們在做二部曲的時候，我們在談海上人口販運風暴。當時我們突破了仲介，那時候很驚訝的是仲介把漁工當庫存表，我們就看到一個原始檔案，仲介清楚地說漁工是我們的inventory（存貨）。這些事情是一個很大的震撼，而你要怎麼把這樣的表格呈現出來，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決定要把所有他們護照上面的照片，還有工作證上面的照片掃描，因為人數太多，你要想象有兩萬多個境外聘僱移工，我們要怎麼跟工程師溝通。我跟工程師說你可能想像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從印尼到了臺灣、到高雄，到臺灣不到七天卻要馬上上到船上，在那邊待了兩年。我把故事告訴他之後，大家討論怎麼呈現這樣的「巨量」，大家共同發想，想到可以把漁工的照片掃描後，拼成一個受害者柬埔寨工人的照片。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個顆粒都是一位漁工的照片。跟工程師討論的過程中，我只給他一個概念：我希望這個網頁呈現「唯美而憂傷」，然後我們家工程師應該有感覺到挑戰，到底怎麼呈現「唯美而憂傷」的感覺啊。但團隊合作的結果，真的呈現出我們要的感受。
所以，一個作品時就是一個創作，有感性的層面、也有理性的層面，如果你是一個網絡媒體那不只是文字攝影而已，甚至要溝通到工程師跟設計師。在Author’s intention這邊想要多講一點是，當我們記者要往作者靠近，新聞要往作品靠近的時候，我覺得作者要有幾個自我的提醒：第一個就是自我不能太脆弱，你必須要open to critics，當編輯的人都知道，你遇到一個很脆弱的作者時，你可能不敢講太多的實話，寫作者不敢聽太多實話的結果是你的作品不一定能持續進步和成長；第二個是我覺得在組織裡，每一個人都必須有response跟responsibility，必須要有回應的責任，我最近在郭強生的一個《作家命》書裡看到相同的概念，critic對一個作者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組織裡有這個文化——我仔細看了你的文章並有回應，而當對方看到你的作品也有回應——就是一個非常良善的循環，因為別人會幫助你成長、你也會幫助別人成長。所以如果你有企圖想要成為作者，你就必須要有更好的心理素質，以及這個組織的文化也必須是這樣；第三個我想說的是，在Author’s intension的部分，我覺得《報導者》有一個優勢是我們是沒有付費牆。因為我聽到蠻多的記者告訴我，他所在的組織裡因為有付費牆以至於他的文章可能不容易得到外界的反饋。而他很希望有更多人看到他的文章。我當然也可以理解為了生存下去每個組織有不同的business model。
對於記者來說，一個深度的報導，我們只是「暫時的所有者」，當記者之所以有趣，是看到作品有organic growth，有機的成長，其它人奠基在你現在的文章、作品，再去長出更多有機的內容，這讓人很感動，也讓作品live longer。當你開放出你的詮釋權給別人，有助於對社會對專業領域的那些行話跟基礎知識有更多了解，同時也是未來對話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第三個Part是編輯檯。我蠻喜歡蘇格拉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