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盒
1997前的香港，曾爆發移民潮。約有30萬人移民海外，佔當時香港人口的5%。譚家是其中一員，夫妻倆是退休公務員，帶著一對兒女，移民加拿大。兒子曾是香港高考狀元，女兒也是成績佼佼。退休收入優渥的父母，購入大屋，開展第二人生。
這典型的唐人街華人家庭，也是個外人眼中典型的中產上岸故事。譚家雖少與親友來往，但也有鄰居進出，家人聚會，夫妻倆開車出去飲茶購物時，儀態優雅，形影不離。
沒有人想到，大屋如同黑盒，隱藏了不能說的秘密，在羞恥與陰暗中，一藏就是二十五年。
兒子在香港的大學後期已經確診精神疾患，難以繼續學業。到了加拿大，思覺失調狀況更加嚴重。父母的選擇是，在家中精緻大屋，把他藏起來。二十五年來，成年的兒子如同嬰兒般被照顧，但是不入院、不提及病情、不對外見光。四分之一個世紀，家中往來親友，無人知道大屋中還有這樣一個被隔絕的成年男士存在。
三十年後，是這家的小女兒，在人倫慘劇的邊緣，以一己之力將這家庭重新拖到陽光下，刮骨療毒，替全家制定逃生路線圖。
這名女兒，是香港記者譚蕙芸。她將這三十年的黑盒子打開，以調查記者的方法將自己作為當事人的那一面情緒隔開，仔細還原養成這家庭的種種，也將五年來的逃生之路逐一寫下。
她說自己不是忠誠的家人。「親情不是這本書的formula」。但始終，「家庭不只是你自己的事」。
「我要從頭告訴你，為什麼一個有資源、有教育的家庭可以把他精神病的兒子藏起來二十五年？肯定不只是一個壞人兩個壞人，而是整個社會的風氣，一起形成這個完美風暴。這個書希望做的，是移風易俗。」
邪教
許多人都讀過譚蕙芸寫社會事件的報導。
這些年，人們看她寫法庭，寫社會運動，以前，她寫弱勢群體，寫小人物，寫SARS，也寫電影。她是公認的好記者，也是在新聞系擔任教職的公認好老師。
「我一直是很不快樂。同事說三年前看到我，在走道上走路，風都是憤怒的。」
譚蕙芸說，一直以來，人們認為她的那股氣，是記者的憤世嫉俗。「但是我的不快樂是，我在外面好像替很多人發聲，但回到家裡，要一起去隱瞞這個秘密，藏起來不能講，多一句話都不能講⋯⋯實在太分裂。」
「華人家庭真是個邪教。外面的人不知道裡面真正的互動。大家一起表演一個得體的樣子。我也會給洗腦⋯⋯我爸用他的方法去愛我。但是你在裡面，怎麼去評價這件事？」
2020年之後，父親中風，母親失智，已五十多歲的哥哥依然深藏櫃中、無法自主生活。譚蕙芸假期回到加拿大父母家，目睹家中景況，意識到這個家庭已在懸崖邊緣，隨時可能爆發倫常慘案。
此時正值疫情，香港又爆發新的移民潮，再次有幾十萬人陸續離港。而譚蕙芸做了一個逆流的決定：她要打破黑盒子裡的平衡，帶全家人回香港。
二十多年後，這家人已是老弱病患。每個人都對改變極其不安。所有的強烈反彈都指向膽大包天的小女兒。
「我聽哲學討論，一個火車，往左邊開三個人死，往右邊開一個人死。我天天就是做這些決定。你說，風險大不大？非常大。他們如果死在加拿大，我人生會毀掉。我把我哥送院治療，我哥在院中自殘，如果他自殘成功而我爸媽還在世⋯⋯我又會好過嗎？我每一天都在動搖。每一天都在後悔。把他們帶回陽光下，這不是一個抽象的討論。我沒有辦法，只能硬著頭皮往下走。」
在那一刻她決定，未來某天，一定要把這個家庭的故事寫下來。
「做記者讓我在一個客觀的大世界裡看到所有不幸的人⋯⋯很多客觀上比我們更不幸的人，為什麼他們沒有走到我的家庭的境地？為什麼他們能夠比我的家庭更有自尊？我知道，問題不是問題本身。
譚蕙芸說，作為記者，她信奉Ten Year Test：如果一個故事不是十年後依然有價值，她就不會寫。
接著她說：「但我明白，即便這個世界AI很發展科技很發達，我很肯定——」她深吸一口氣：「五十年之後，華人家庭還是會把有病的孩子藏起來。」
「所以，我覺得，基於這些考慮，我一定要寫。」
恩情
「做記者真是救了我和我家人一命。」
講解這本書背後的故事，意外變成了新聞系招生宣傳廣告。「所以念新聞是有用的！」在台北飛地的講座中，譚蕙芸一邊講殘酷的故事，一邊笑得合不攏嘴。
一開始，很容易覺得這是「以書寫來自我療癒」的方法。讀完書、聽她講完整個過程才知道並不是。
作者在這本書裡給出的並不是親歷者敘事，而是一個當事人+記者的雙重敘事。在記者視角的部分，她調動自己調查採訪、事實查核、視點轉移的專業經驗，補上了這個家庭裡，任何一個當事人都不知道的故事，並因此，意外地給這家人的回港旅程，帶來神蹟般祝福。
在有權力的父親，有共同責任的母親，和失去自主的哥哥之間，她確立自己的最重要書寫目標是哥哥。
「我不甘，為什麼我對哥哥的記憶都是他的病？我哥除了病之外，沒有任何的個體性。」她在分享中說。在書裡，她寫：「我很想，找回那個未病的哥哥。」
怎麼找？首先她決定「回到當時，找回一些見證人，尤其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人」，這也是記者基本守則，不相信單一受訪者的話，要找到沒有利益衝突的人，多方印證。
「我真的很意外，我哥哥的舊同學從時光隧道回來，說了他如何見證我哥哥的病發。他深深記得哥哥求救的訊號，記得一些家人也不知道的事。」
書中因此能夠還原，那個還是高考狀元的文靜男生，怎樣在當時的大學生活及體制，一步步遇上生命關卡。
僅有旁人的回憶不夠，主角又不能自己發聲，接下來又怎麼辦？
「直接面對我哥哥讓我產生很大的恐懼，我的整個成長期都充滿創傷。但是（我心裡）那個新聞系老師會跳出來說，他是弱勢社群啊，你要怎麼做，確保你的書對他沒有不公平。」
譚蕙芸說：「我一直教學生怎麼採訪弱勢社群。要記得語言是高教育水平人的社會資源，是一種social capital。記者如果只是依賴語言去訪問一個人，就是落入了高知識的陷阱。例如你去採訪遊民，不能一直問他們怎麼不說話。把話筒給他——你說你說你說。這是不公平的。要想辦法用看得到的物件去打開討論。」
「我哥哥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你用語言去跟他溝通，幾乎是不可能的……我一直找不到方法。一直發惡夢。突然一個轉彎，我想到哥哥在加拿大房間堆積二十幾年的筆記、畫、藝術品。」
「我一直知道那些藝術品的存在，但是我（過去）沒辦法去處理它們，因為一打開我就會覺得那些黑色物質，就像要噴射一些有毒物質出來，核廢料一樣的感覺。我所有的創傷，是從哥哥和爸媽在大屋裡幾十年的互動而來。心理學上說，創傷就是你出車禍之後，你再次經過這個地方，你心也會跳，非理性的。但是因為寫這個書，我打開了這個盒子。我還是一邊檢查那些東西、一邊一直去洗手。但是我請藝術家朋友（白雙全）陪我一起看。請他去解讀我哥哥的畫。」
在書的最後，收錄了譚蕙芸整理出來的一部分畫作。讀者看到時，大概會和作者一樣，在內心深處驚嘆。
書中插圖是哥哥的畫作
譚蕙芸說得激動，繪聲繪色，觀眾也跟著她情感起伏。
「我本來只是想對遊民一樣，去看看他的物品，因為不想我哥是被動的，讓我去替他說話，這樣對他不公平⋯⋯本來只是一個方法，給他的物品一個機會發聲。沒想到，到最後，書還沒出版，就好像為我們家裏三十年的問題，神蹟一樣打開了一個缺口。」
她頓一頓，說：「我覺得上天蠻有恩情。證明了我的信念：他有病。他不等於他的病。他有他病以外的價值。這個展覽，幾乎是一個天意，去回答。」
「如果我不是寫書，我永遠永遠永遠不會想到去打開那個黑盒子，看那些藝術品。我會去看醫生、找心理咨詢師，你不會花精力去找什麼藝術品。我也是華人，亞洲人，對我們來說，藝術品有價值嗎？但這趟旅程，超越我想像。」
「其實我做記者這麼多年，我不相信善有善報。但天有恩情。天對我有善意，不是因為我人好，是因為我幸運。哪一個家屬不努力，想要去幫自己的家人。但很多人沒有我好運。」
父權
這本書不是講照顧。譚蕙芸在分享時反覆說這句話。
在書裡你也可以讀到，與其說這是談長照的困境，不如說，這是談家庭權力結構裡的辨析、博弈。
譚蕙芸說，雖然一早知道親情不work，「親情work的話我就不用寫這本書啦！親情沒貢獻。」但是，也是寫到最後才明白，這是一個權力的博弈。
她要做的，並不只是給年長父母養老送終，而是要去鬆動父權，從父權手中，搶回還有一線生機的、才五十多歲的哥哥，釋放因為長期依賴而加重了失智的母親，也安頓緊緊抓住權力不放的父親。
是的，她也反覆說，父權，並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吞噬了這家庭、和許多家庭幾十年的文化。
「我五十歲才發現，原來我以為自己是厲害的成年人，衝鋒陷陣的記者，原來我還是不捨得告別小女兒這個身分。誰不想有一個爸爸去依賴？誰不想有親情？但是我覺得，我還是要告別這個小女兒心態。要不我永遠就在受害者的心態裡。而且你不要期待你家人來救你，你要先自救，要自強，才能去幫家人找出一條活路。」
這一條從父權中脫離的活路，她給自己建立起準則：
「與家庭的相處，帶有批判思維，設立健康界線，並帶著明辨是非之心。」
「重整事情真相。面對，接受，認知。陽光照進暗處，無論對社會還是自身，總比說謊好。」
我說她是家中的改革派，並有著記者式的、把一切攤開在陽光下，面對真相的超乎常人的信念。她大笑。就像她說的，儘管這個過程中，每一刻都在冒險，都在動搖，但作者和讀者最終都知道，這是對的。
攤開真相時當然有選擇。私人恩怨一概沒有涉及，但與拆解父權、直面精神疾患等有關的高度公共性的故事，她記的鉅細靡遺，近乎赤裸。這也是一個記者的界線。
「我希望別人的家庭沒有經歷我們這些。」
回春
譚蕙芸說自己現在放開多了。憤怒的風好像消失了。
在書裡，她寫：「原來我跑了新聞十數年，到世界最偏遠角落採訪，報導別人的故事，到最後要回答的真正靈魂拷問，是關於自己的原生家庭。我要真正紀錄的事件，是關於自身成長的謎團。」
在分享時，她說：「現在世界大亂，這本書是我回歸內心的journey。是要回答：你怎麼把自己的公共身分和私人身分整合？」
「我看到很多朋友，公共成就很多，但私人生活一團糟。我也曾經處於這個狀況。但我終於體驗到整合之後那種……回春！」
「回春」這個字第一次出現，就引來全場大笑。此後如同題眼，在她的新書分享講座出現了很多遍。
「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寫了書之後，我很多東西都願意試。整個人放開了。我覺得讀者你一定會明白。」
「回春就是，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的孤獨肯定不孤獨。」
那天現場在書店的朋友，我想已經很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了。謝謝譚蕙芸，這一趟勇敢旅程與無私分享。
（註：這篇筆記裡的引語，來自譚蕙芸2025年6月28日在台北飛地書店的《家鎖》新書發表會現場，以及《家鎖》一書中的部分引語。謝謝 春山出版 和譚女士！）
放了一張快樂合影…但沒找到書…只有雞肉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