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人鍾文回憶顧城的文章《一個本真詩人無法逃避的悲劇》中，他記敘了一段與謝燁的對話：
「飯後，謝燁偷偷把我拉到一邊，第一次對我訴了很多苦，傾訴各種她和顧城在生活中無法調和的矛盾。當時我很驚訝，問她：你們之前感情那麼好，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矛盾？她說：鍾老師，一言難盡。我可以舉很多例子，比如我去外面打工，讓他到了飯點給小木耳餵我調好的奶糕。如果我下班回來晚了，他竟然可以吃掉我給兒子準備的奶糕。他就是這麼一個沒有生活能力的人。我對謝燁說：小謝，你當初嫁給他時，就應該知道，他本來就是這樣一個『大孩子』，永遠不會長大，生理上會長大，但心理上不會長大，所以才能寫詩。謝燁當時和我說：『我正在想一條生活的出路，走出現在的生活狀態。』」
第一次讀到這段材料時，我注意到的是她說的話：「顧城吃掉了小木耳的奶糕」。直到讀第二遍、第三遍，我才注意到她說話的困難——首先是羞恥（「偷偷」「第一次」）；其次是語言資源的缺乏：今天的我很容易找到「家庭暴力」「隱形勞動」「性別結構」這樣的詞語去描述她的處境，但那時的她不擁有這語境，因此哪怕她努力表達，依然無法理解。同樣，鍾文也缺乏理解的語境，於是他給出的回應是對謝燁處境的否認和對天才的浪漫化：「他是個『大孩子』」「所以才能寫詩」。
他們的對話存在一種斷裂：謝燁試圖發出聲音，卻無法傳遞出去；鍾文回應了，卻摺疊她的處境。
在交給「在場」的提案裏我寫：「將謝燁位於交匯邊緣處的經驗書寫出來，就是新的知識。」至少在幾個月前，我確實是這樣相信的。在我的想象中，邊緣者的經驗就像毯子下藏着的拼圖碎片，我所要做的只是掀開毯子，把碎片一塊塊撿起來，最終拼出一個的盒子——一個和語言一樣，有清晰邊界，穩定結構，連貫的組織邏輯的盒子，可以被我「書寫」。而實際上，我找到的那些碎片，有許多就像上面那段對話一樣，充滿了羞恥、斷裂、跳躍、含混、自我中斷。它們不具有實在的質地，而更接近夢，也像夢一樣不被語言容納。邊緣者的經驗就像夢的碎片。我無法用敘事還原，只能靠近、感受它。
在這篇文章裏，我知道我最終還是搭建了一個「盒子」——用結構，用邏輯，用敘事語言去組織謝燁的經驗。這也許無法避免。但我希望我至少能記得，這個盒子的建構是有代價的；記得那些說不出來的東西、語言失敗之處的經驗、夢的碎片。
很感謝孔慧怡老師，去香港拜訪她時，她提醒我，女性寫作者會有很強的情感，這是我們的力量，也要學會控制它。在這三個月的寫作中，我反覆想到這句話。
當然也感謝我的編輯謝丁老師。我還在只能憑直覺寫的階段，寫作就像蒙上眼在海里游泳那樣困難，每次碰到不知道怎麼寫感覺天要塌了，謝丁老師就會從容地、從他那個深不見底的寫作工具箱裏摸出一兩樣來說：「這種情況呢，你可以試試這個也可以試試那個。」我也很想擁有工具箱。以及我本身是既沉重又緊張的人，謝丁老師好像對我說了很多次「放鬆點」，一開始聽到是很無助，因為我一天要吃三回勞拉西泮，根本不知道怎麼放鬆點，但後來好像真的能放鬆點了，接着就寫出來了，所以最後我不必把獎金還給主辦方還是要感謝謝丁老師（和勞拉西泮）。「靠近、感受」也是他教我的。
還有一點感想是，過去我認為，我欠缺的是採訪、素材整合、敘事（也就是寫作需要的一切）能力，但現在我意識到，如果想持續地寫下去，最需要練習的其實是如何承受自己的心碎。寫作是不斷拆除自我的過程，那個自我的幻覺，擋在我和真實的謝燁之間。儘管你知道它是幻覺，拆除它的心碎也是無比真切的。可要靠近她，我必須打碎它。
圖：謝燁與顧城訪問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左一為謝燁，左二孔慧怡，右一顧城，1992，孔慧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