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人鐘文回憶顧城的文章《一個本真詩人無法逃避的悲劇》中，他記述了一段與謝燁的對話：
「飯後，謝燁偷偷把我拉到一邊，第一次對我訴了很多苦，傾訴各種她和顧城在生活中無法調和的矛盾。當時我很驚訝，問她：你們之前感情那麼好，怎麼會有這麼多矛盾？她說：鐘老師，一言難盡。我可以舉很多例子，比如我去外面打工，讓他到了飯點給小木耳餵我調好的奶糕。如果我下班回來晚了，他竟然可以吃掉我給兒子準備的奶糕。他就是這麼一個沒有生活能力的人。我對謝燁說：小謝，你當初嫁給他時，就應該知道，他本來就是這樣一個『大孩子』，永遠不會長大，生理上會長大，但心理上不會長大，所以才能寫詩。謝燁當時和我說：『我正在想一條生活的出路，走出現在的生活狀態。』」
第一次讀到這段材料時，我注意到的是她說的那句話：「顧城吃掉了小木耳的奶糕」。直到讀第二遍、第三遍，我才注意到她說話的困難——首先是羞恥（「偷偷」「第一次」）；其次是語言資源的匱乏：今天的我很容易找到「家庭暴力」「隱形勞動」「性別結構」這樣的詞語去描述她的處境，但那時的她並不擁有這些語境，因此即便她努力表達，依然無法完全被理解。同樣，鐘文也缺乏理解的語境，所以他給出的回應是對謝燁處境的否認，以及對天才的浪漫化：「他是個『大孩子』」「所以才能寫詩」。
他們的對話存在一種斷裂：謝燁試圖發出聲音，卻無法傳遞出去；鐘文雖然回應了，卻折疊了她的處境。
在交給《在場》的提案裡，我寫道：「將謝燁位於交會邊緣處的經驗書寫出來，就是新的知識。」至少在幾個月前，我確實這樣相信。在我的想像中，邊緣者的經驗就像藏在毯子底下的拼圖碎片，我所要做的只是掀開毯子，把碎片一塊塊撿起來，最終拼出一個盒子——一個如同語言一般，有清晰邊界、穩定結構、連貫組織邏輯的盒子，可以被我「書寫」。然而實際上，我找到的那些碎片，許多就像上面那段對話一樣，充滿羞恥、斷裂、跳躍、含混、自我中斷。它們不具有實在的質地，更接近夢，也像夢一樣無法被語言完全容納。邊緣者的經驗就像夢的碎片。我無法用敘事還原，只能靠近、感受它。
在這篇文章裡，我知道我最終還是搭建了一個「盒子」——用結構、用邏輯、用敘事語言去組織謝燁的經驗。這也許無可避免。但我希望至少能記得，這個盒子的建構是有代價的；記得那些無法言說之處、語言失效的經驗、夢的碎片。
很感謝孔慧怡老師，我去香港拜訪她時，她提醒我，女性寫作者會有很強的情感，這是我們的力量，但也要學會控制它。在這三個月的寫作裡，我反覆想起這句話。
當然，也感謝我的編輯謝丁老師。我還在只能憑直覺寫的階段，寫作就像蒙著眼在海裡游泳那樣困難，每次遇到不知如何下筆時，都覺得天要塌了。謝丁老師總能從容地，從他那個深不見底的寫作工具箱裡掏出一兩樣來說：「這種情況呢，你可以試試這個，也可以試試那個。」我也很想擁有一個工具箱。而且我本身是一個既沉重又緊張的人，謝丁老師好像對我說了很多次「放鬆點」。一開始聽到時覺得很無助，因為我一天要吃三次勞拉西泮，根本不知道該怎麼「放鬆點」。但後來，好像真的能放鬆一點了，接著就寫出來了。所以最後我不必把獎金還給主辦方，還是要感謝謝丁老師（以及勞拉西泮）。「靠近、感受」也是他教我的。
還有一點感想是，過去我以為，自己欠缺的是採訪、素材整合、敘事（也就是寫作所需的一切）能力，但現在我意識到，如果要持續寫下去，最需要練習的其實是如何承受自己的心碎。寫作是一次次拆除自我的過程，那個自我的幻覺，擋在我與真實的謝燁之間。即使你知道它是幻覺，拆除它時的心碎卻無比真切。但要靠近她，我必須打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