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攻擊，也讓伊朗長期積累的內部矛盾再次被推到國際社會眼前。從1953年政變、1979年伊斯蘭革命，到2009年綠色運動、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運動，伊朗社會不斷被國家應如何現代化，宗教與政治的邊界在哪裡，外部強權又如何塑造內部命等問題拷問著。我們邀請了長期關注伊朗議題的寫作者、行動者伍勤，為我們製作了一份伊朗非虛構閱讀觀影清單，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伊朗社會如何在革命、壓迫與抵抗之中一路走到今天。
書
《我在伊朗長大》
《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是伊朗裔法國作家兼漫畫家 Marjane Satrapi 創作的一部自傳體漫畫，通過黑白分明、簡潔有力的畫面語言，講述作者的家人如何經歷伊朗伊斯蘭革命，及作者在革命成功後的成長經歷。這是一個典型的以左翼家庭為背景講述了左翼革命者如何在革命成功、革命果實被攛掇後被毛拉們清算的故事。未被清算者則在革命成功後的1980年代（除了剛成功時短短不到一年的自由時期）過著極度壓抑的生活。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兩次革命之間的伊朗），中譯節選
這是歷史學家 Ervand Abrahamian 於1982年出版的經典研究，被認為是理解伊朗當代史最重要的著作。該書以政治社會學的方法，分析從1905—1911年的伊朗立憲革命到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間約七十年的歷史，通過研究社會階級、族群結構、政治組織和經濟變化之間的關係，解釋伊朗現代政治的發展軌跡以及革命產生的社會基礎。作者特別關注不同社會力量——如傳統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工人階級以及民族主義與左翼政黨——在國家形成和政治鬥爭中的作用，從而說明伊朗革命並非單純的宗教事件，而是長期社會矛盾與政治變遷積累的結果。
《A Social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Iran》（一場社會革命：伊朗的政治和福利國家）
這是歷史社會學家Kevan Harris關於伊朗的重要政治經濟學著作。伊斯蘭共和國在1979年革命後迅速調整了以城市為中心、精英主義的巴列維時代經濟政策，把重心放在了農村和貧困人口上，試圖修正「白色革命」時期對農村的摧毀式掠奪帶來的問題，基礎設施的大量投入讓農村和城市底層居民享受到基本的供電和自來水服務。
在國際制裁下，伊斯蘭共和國未能搭上21世紀全球經濟「大躍進」的快車，整體財富相對比沒有顯著增長，但是伊朗卻建立起了福利國家。基於資源的國有化分配，醫療和教育保障覆蓋了幾乎所有人口，伊朗國民的識字率和平均壽命都得到了極大提高。 不過，這一經濟路線在霍梅尼死後的1990年代迅速終止了，迅速進入「專制的新自由主義化（illiberal neoliberalization）」的掠奪式進程。事實上，正是霍梅尼在1980年代兩伊戰爭時期迅速收緊權力，對曾經共同推動1979年革命的勢力進行肅清，而正是那段時期建制內對左翼的肅清，使私有化得以在1990年代在憲法之外順利推進，把今天伊朗的社會階層逐漸推回到了1979年革命前夕的撕裂狀態。
《Iran: The Rebirth of a Nation》（伊朗：一個民族的重生）
《Iran: The Rebirth of a Nation》是學者 哈米德.達巴什（Hamid Dabashi）於2016年出版的一部關於當代伊朗政治與文化的研究。達巴什深受Edward Said影響頗深，是今天重要的伊朗裔後殖民理論家。達巴什不支持神權政府，然而卻因為其強烈反對西方對伊朗的制裁與「民主化干預」，而被伊朗僑民自由派批評為神權政府的辯護者。這本書中從近幾十年的政治變動、地區地緣政治格局以及文學、電影和藝術等文化實踐出發，提出應將「伊朗」理解為一個超越具體國家政權的歷史與文化共同體，而不僅僅等同於伊斯蘭共和國這一政治體制。達巴什認為，在國家權力、社會運動和全球化力量之間的長期互動中，伊朗社會不斷重新想象自身的歷史與身份，從而形成一種持續更新的「民族」意識。
在這一框架下，作者不僅討論伊朗國內的政治發展，也關注伊朗在中東地區以及全球文化網絡中的位置。他認為，儘管伊斯蘭革命之後的國家體制長期處於內部矛盾和外部壓力之中，但伊朗社會的文化創造力——包括詩歌、電影、思想和公共討論——不斷為社會提供重新理解自身歷史與未來的資源。通過這種文化與社會層面的活力，伊朗作為一個民族與文明共同體得以在政治危機與國際衝突之間不斷「重生」，從而超越單一政權或意識形態所能定義的範圍。
電影
Iranian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Year Zero （伊朗女性解放運動元年）
這是一部約12分鐘的紀錄短片，記錄了1979年伊朗革命後不久爆發的女性抗議運動。影片聚焦於當年三月德黑蘭街頭的大規模示威，當時成千上萬的女性走上街頭，反對新政權強制推行頭巾等性別政策，並要求平等權利與社會自由。通過現場影像與參與者的聲音，影片呈現了伊朗革命早期被忽視的一段歷史：女性曾在革命勝利後立即發起反抗，試圖阻止神權體制對公共生活的重新塑造，因此也被視為伊朗女性解放運動的一個重要起點。
這是一部約15分鐘的伊朗短片，以家庭史和個人記憶為線索，回望1979年伊朗革命後的社會與政治生活的變遷。創作者的叔叔是1979年革命後消失的人，也是被歷史擦除的人，成為了家庭禁忌。影片通過第一人稱的敘述與影像拼貼，將家庭片段、城市空間和歷史時刻交織在一起，呈現革命後的伊朗如何逐漸進入戰爭、意識形態控制和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之中。
創作者在不斷追索與重組記憶的過程中，試圖理解個人成長如何與國家歷史糾纏在一起，帶出了伊朗1979革命後最慘烈的政治肅清運動創傷記憶——1980年代，特別是1988年夏天，兩伊戰爭接近尾聲之際，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對左翼知識分子、政治活動家和異見人士進行了大規模處決，全國多個監獄內設立了「死亡委員會」，對政治犯進行快速審訊並立即執行絞刑，隨後許多受害者被埋在無名墳墓中。數千人死亡。
《Irani Bag》是伊朗裔藝術家與影像創作者 Maryam Tafakory 創作的一部約8分鐘的實驗短片。影片通過拼貼與再剪輯伊朗電影中的片段，聚焦於一個看似微小卻反復出現的物件——「袋子」（bag），展示在伊朗電影審查制度和性別規範之下，女性身體與慾望如何被間接地遮蔽與轉譯。由於直接的身體接觸或親密場景在伊朗電影中受到嚴格限制，導演們常常通過遞物、手提袋等動作來替代或暗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Tafakory通過這種影像考古式的剪輯，讓觀眾看到審查制度如何塑造電影語言，同時揭示女性身體在影像中的缺席與被替代的歷史。
出租車（Taxi Tehran）
《出租車》（Taxi Tehran）是伊朗導演 Jafar Panahi 於2015年創作的一部半紀錄、半虛構的電影。影片以導演自己駕駛出租車穿行德黑蘭街頭為基本結構，通過車內安裝的攝像機記錄不同乘客的對話與故事：有普通市民、教師、小商販、律師，也有導演的姪女和舊識。隨著一段段看似日常的談話展開，影片逐漸呈現出伊朗社會的多重現實——關於法律、審查、貧富差距、女性處境以及電影創作自由。由於 Panahi 當時正受到伊朗政府的電影禁令，這部影片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秘密拍攝完成，並最終獲得 Golden Bear。通過簡潔的形式和幽默的對話，《出租車》既是一部城市肖像，也是一種對電影與表達自由的堅持。
《沒有她們的星球》（My Stolen Planet）
這是伊朗導演 Farahnaz Sharifi 創作的一部紀錄片，通過私人檔案影像、家庭錄像和旁白敘述，回望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女性的生活與記憶。影片以導演個人成長經歷為線索，將官方歷史之外的日常瞬間——家庭聚會、舞蹈、朋友之間的自由時刻——拼接成另一種被遮蔽的歷史，呈現女性如何在嚴格的社會規範與政治控制下保存自己的身體、情感與生活方式。通過這種影像檔案式的敘事，影片試圖重建一個在公共空間中被壓縮甚至抹去的世界，讓個人記憶成為抵抗遺忘與官方敘事的重要方式。
不過，在今天在巴列維主義大幅收割伊朗人民對政權的怒火時，再看這部電影卻有些耐人尋味，電影將今天女性抗爭的圖像與符號（以頭巾為代表），嵌入1979年革命前那些穿短裙、打扮時尚的伊朗女性的歷史記憶之中。這卻遮蔽了一個事實，並沒有單一的受壓迫的「伊朗女性」，巴列維時代穿短裙的時尚女性是那時伊朗1%的中上產階級，而99%的女性是戴頭巾的虔誠穆斯林。即便是今日，伊朗女性同樣擁有不同的民族與不同的階級，進而不同的政治想象。
文章
這是一篇中文撐巴行動社群對流亡巴黎的伊朗左翼組織Roja做的訪談，訪談在1月進行，當時正值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對抗議人群嚴酷鎮壓之後，斷網還未結束。帝國主義的入侵「戰爭」還未爆發，但是伊朗全國都陷入的「戰爭」情緒中。Roja指出，當伊斯蘭共和國把抗議者稱為「恐怖分子」或「摩薩德特工」，並以敵人的方式對待他們時，實際上是在對自己的人民發動戰爭。但在使用「戰爭」這一概念時也必須謹慎。西方帝國主義往往借用這一敘事來描述政權的血腥鎮壓，從而為自身的干預甚至軍事行動提供正當性，彷彿這是出於對伊朗人民的「拯救」。與此同時，政權通過不斷以極端暴力鎮壓起義，也在事實上把伊朗社會推向更容易遭受外部干預的危險境地。
從這個意義上說，伊斯蘭共和國與帝國主義力量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強化的關係。二者並非對等力量，但確實處於一種相互作用之中：一方借助對方的威脅來為鎮壓辯護，而另一方則借助鎮壓來為干預尋找理由。在這種[國家]相互利用的夾縫中，真正的國際主義團結反而不斷被削弱。在西方帝國主義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之間，存在著一條極為狹窄的道路。真正的困難在於如何在這兩種敘事之間前行，而不滑入陣營主義或帝國主義的邏輯之中。
本文作者用「三個身體」來形容伊朗起義如今面對的困境。第一個身體是伊朗內在的政治經濟環境。在國際制裁下，國家為規避制裁而主動培育出的掠奪性結構，不斷對其統治的人口發動經濟戰爭，與國際制裁裡應外合，把伊朗民眾推向了絕路。第二個身體是巴列維主義——即法西斯右翼勢力——在這場抗議中所取得的領導權。巴列維主義對伊朗社會進步力量的敵意、對少數民族的敵意、與美以的同盟關係，絕不可被忽視。儘管抗議人群並非同質化的巴列維支持者，但是對抗性差異尚未被中介或組織化，在當前政治場域中無法構成現實存在的力量。第三個身體是披著人道主義外衣的帝國主義干涉勢力——當前的局面可以被視作一個籌劃數十年的帝國主義工程的頂峰，目標並非一定要徹底推翻伊朗國家並以另一政權取而代之，而是點燃一場永久性的內戰，以確保任何權威力量都無法在伊朗重新整合國家。作者在最後提醒我們，同時回應並抵抗所有這些對立力量，讓抵抗看起來只留下了極度艱難而狹窄的縫隙。但在一種尚不存在任何可行左翼力量的現實條件下，這恰恰是唯一真實存在的空間。
這是我根據2016年和2018年兩度造訪伊朗的訪談和觀察在2020年初伊朗又一場抗議爆發之際，寫下的非虛構文章。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合法性源於1979年的「反帝民族革命」，這場革命原本屬於二十世紀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然而在革命勝利後的1980年代，參與革命的非伊斯蘭政治力量——尤其是同樣主張反帝和民族解放的社會主義者——迅速被清洗，毛拉集團壟斷了對革命的解釋權，並將其重新命名為「伊斯蘭革命」。此後四十年，神權政權不斷動用這一政治遺產，自上而下推進以伊斯蘭為象徵的「民族化」工程，同時把任何反對聲音都指控為殖民勢力的附庸。
「山腳下的人」「沙漠里的人」和「戴面具的人」這三個隱喻，描繪了德黑蘭的社會分層結構，它也是伊朗當下社會經濟結構的一種表徵：城市城市北部受過良好教育、生活方式較為世俗化的中產與精英群體，構成伊朗開放和現代化的一面；城市邊緣和農村的貧困群體則更多依賴宗教網絡和國家福利，是伊斯蘭政權的重要社會基礎。食利階層總是藏在「面具」之後——這面具有時是宗教，有時是選舉制度，將伊朗社會陷入兩種現代性之間的鬥爭：一方面是與殖民和帝國體系相連的「殖民現代性」，另一方面是由民族主義與革命推動的「反殖民現代性」。「山腳下的人」和「沙漠里的人」的悲歡並不相通——中產階級主導的要求民主的社會運動通常無法動員到底層民眾，而他們也對底層民眾主導的以經濟為訴求的社會運動冷眼旁觀。人們在「殖民的現代性」與「反殖民的保守主義」的二律背反中筋疲力盡。
女性、生命、自由運動是如何被收割的 How 「Women, Life, Freedom」 Was Contained
文章討論了「女人、生命、自由」（Woman, Life, Freedom）這場爆發於2022年的運動如何被父權式的民族話語收割。這場運動最初源於庫爾德地區和伊朗邊緣社會，是一種跨族群、去中心化、挑戰國家結構與民族國家框架的抗爭；但在傳播過程中，全球媒體和流亡政治話語逐漸將其重新塑造成一個以波斯民族主義和「民族團結」為中心的敘事，從而抹去了庫爾德、卑路支等少數族群的歷史語境與政治訴求。這種媒體霸權使一個本來具有多重社會與政治含義的運動被簡化為易於傳播的符號和口號。
巴列維主義，「父」的回歸 Pahlavism, the Return of "the Father"
當代伊朗一些反對派中出現的「巴列維主義」（Pahlavism）並不僅僅是對舊王朝的懷舊，而是一種以「父權象徵」為核心的政治想象：在政治危機和社會失序的背景下，人們傾向於尋找一個能夠恢復秩序的「父親式權威」。作者批評這種傾向把政治重新組織為對領袖的忠誠與依附，而不是建立在公民參與和社會組織基礎上的民主政治；同時指出，這種圍繞巴列維家族形成的象徵性政治，與流亡媒體和外部政治力量的宣傳相互強化，使反對伊斯蘭共和國的情緒被引導到一種人格化、等級化的權威想象上，從而壓縮了真正的社會運動和自下而上的政治組織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