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樹瓊，「在場•非虛構寫作獎學金」第四季「歐洲移民寫作獎」獲得者
編輯：蘇美智，獨立記者，前《明報周刊》資深編輯，著有《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等
首發媒體：單讀
封面： 夜晚的英國急診（拍攝：樹瓊）
引言
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難以為繼已成為社會熱點，學者紛紛投入研究。然而，提出問題容易，落後的數字化進程、不暢的溝通機制、漠視與虛與委蛇⋯⋯隨便都可以列出一籮筐。想真正做出改變，卻難於登天。
2023年，我一邊在倫敦修讀人類學，一邊在大型教學醫院進行田野調查。缺錢缺人，沒有動機和目標，在醫院各處都可見一種疲憊懶散的氛圍。很難說那是疫情的尾霧，還是一切本該如此。每個人都太累了，累到大家理所當然地不再嘗試。
迷霧中還是有一些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是和我一樣的「外來者」。她們很好辨認，走路比常人更快，好像總在趕去哪裡，胸前的工牌便隨之上下躍動。在走廊裡擦肩而過時，那些黑眼睛裡映出我的樣子，彼此相認。我不自覺地親近她們，用顛倒的英語交換對於這座巨塔的認知。
對於這座搖搖欲墜的巨塔，我們既融入其中，又置身其外。移民醫護穿梭於兩個世界之間，通過勞動尋找「自我」，卻始終背負「他者」的標籤，兩者互即互入、彼此成全；而這，恰是觀察的最佳角度。
一、摘腦門
在重症監護室做田野觀察的第一天，與想象不同，一切是緩慢的。
病人們比急診的要乖多了——基本都昏迷著。晝夜不斷的監護設備每秒發出滴答聲，十幾張病床弧形排開，環繞著中央的辦公區域。從醫學院新近畢業的幾名初級醫生就在這些機器上十指翻飛，忙於錄入檔案。
照護病人是護工的任務。他們職級最低，不需要多少臨床背景，因此人員也最複雜。有一些是還在讀書的實習生，也有像眼前這位一樣，年近花甲的華人阿姨，在帶孫女的間隙來做幾個小時的短班，補貼家用。她的英文不好，但勤勤懇懇地以「Yes，Yes」應對一切。
人們叫她「蘇」，因為發不出她的名字。
「蘇，3號床需要擦洗了。」
「Yes，OK！」
「蘇，手套用完了。」
「Sorry，OK！」
「蘇，你能幫我照看一下病人嗎？我去買杯咖啡。」
「Yes, yes, OK！」
我遺憾她的名字不被了解，「雅慧」。Yahui，Yahoo，旁邊的白人男護工擺出李小龍的架勢，怪叫一聲「Wataah（我打）」——嘗試這個讀音讓他亢奮不已。
突然他們開始低語，病人的顱內壓有點高得離譜。監測儀的薄膜晶體管顯示屏上寫著「45毫米汞柱」。蘇告訴我：「我還是頭一次見，一般人15就算高了。」如果把大腦想成一個裝滿水的氣球，再把它使勁向下壓扁，就是病人當前的極限狀態。
醫生們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行動起來。學徒請來了自己的帶教，帶教觀察片刻，拿不準主意，又去搬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顧問。一陣窸窸窣窣過後，他們決定在兩小時後實施顱骨減壓術，因為老顧問只有那時才有空。而在此期間氣球會不會爆炸，則不在討論範圍內。
手術像一場表演，醫生把他的頭皮切開，在顱骨上鑽出若干個小孔，再用圓形顱鋸把它們連接起來，切割出一片骨瓣。
手忙腳亂，精彩至極。各種有關的、無關的人都停下工作，擠進簾子裡湊熱鬧，最多的時候有十幾個人圍得水泄不通，難怪英文裡把手術室稱為「劇場（theatre）」。
我們頭頂兩米多高的天花板上有一處噴濺樣的束狀血跡：「這到底是怎麽上去的？」我百思不得其解。醫生在鑽骨間隙給我一個聳肩提眉的反應：「我也不知道哇，給上一個病人切氣管的時候莫名其妙就濺上去了，清潔工也夠不著，只好留在那兒了。」
正當所有人的註意力都集中在手術上時，隔壁床的花臂壯漢病人突然醒了。他嘟噥著「我要吃飯」，就要往床下爬。我大喊一聲「蘇」。「Yes！」一個瘦小的身影飛撲過去，兩人雙雙摔倒，蘇變成了人肉墊子。幸運的是，病人的輸液管沒有被扯掉。不幸的是，負責這個病人的英國護士慢悠悠地走過來，連句「謝謝」都沒說。
像蘇這樣的海外職工在英國醫院裡比比皆是，他們支撐起了岌岌可危的醫療體系。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NHS 中約14%員工來自海外。根據我在醫院的觀察，這些移民醫護往往更願意接受夜班和加班，工作效率也常常高於本地員工。
我在監護室待到深夜，病人一直昏迷，缺了一塊顱骨的腦門顯得軟乎乎的。他是波蘭人，在這裡舉目無親，在販賣二手衣物的慈善商店摔倒後被救護車拉來這裡。我偷偷在LinkedIn上查了他的名字，頭像是專門請人拍的西裝證件照，他抱臂斜對著鏡頭，笑得春風得意，天庭飽滿。
他和我一樣，也剛來這個國家不到一年。移民的處境具像化成了腫脹的前額，我默默祈禱，他不應該孤獨死去——至少等顱骨安回來再說。
本地人有家可回，不愛上夜班，所以護士換成了一茬菲律賓人，在島臺用他加祿語竊竊地聊天。她們有時會安靜片刻，那通常意味著有人去世了。
二、 長女出海
在醫院的各種聚落裡，菲律賓護士是我最喜歡的。她們健壯、開朗，幹起活兒來又麻利，有一種熱帶的母性。
她們在病房裡有自己的「夜店」，只要是菲律賓人，不論職級，上至領班的醫生，下至合同工，閑暇時都會在這裡放聲聚會。有一次我誤闖其中，正要倉皇逃跑，她們卻大笑著留我，「小姑娘，告狀也不在這一會兒」，邀請我坐下來加入他們的八卦。
我把她們當成大姐姐，事實上，其中不少人確實都是家裡的長女。
中風科護士頌菲就是這樣一例，她今年29歲，獨自在英國打拼五年多，資助兩個弟弟至他們成年，後者分别在菲律賓做海員和上廚師學校。
我們約在醫學圖書館的戶外咖啡廳見面。頌菲高顴深目，一頭黑色捲髮油亮如馬鬃，是典型的南亞美人。正值英國六月最炎熱的一天，艷陽高照，遠遠就能看到她手上的金戒指熠熠生輝。
她新婚不久，丈夫是一位站在她身邊略顯黯淡的菲律賓男子。兩人異國戀六年，終於開始研究英國團聚的門道，男方打算掛靠頌菲的簽證。
移民醫護中這樣的組合並不罕見，女性出海養家，用護理技能在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站穩腳跟，繼而反哺家庭，接濟親人。這種現象在菲律賓尤為普遍，據菲律賓海外就業管理局（POEA）的數據，每年约有18,000多名菲籍護士出國工作，其中約75%是女性。
頌菲是在女人當家的文化裡長大的。母親在伊洛伊洛島上開了間小賣部，每天起早貪黑，忙到腰椎間盤突出，爬坡都疼，索性睡在店裡。
「小賣部搶走了媽媽」，她一度心裡怨恨著，卻仍然不由自主地一放學就跑到店裡幫忙。「我們的文化重視家庭，沒人逼你，但既然你是長女，你就有義務。」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父親。他在頌菲高中時突然辭去海員工作，原因不明。頌菲揣測：「大概是覺得靠老婆就夠了吧，他在家躺著也能過得很好。」彼時兩個弟弟尚在求學，家中經濟頓時捉襟見肘。作為長姐，頌菲不用人提醒，自覺地轉入了免學費的公立衛校。
1974年，馬科斯政府通過《勞工法令》，以出口勞動力來解決國內就業問題。於是從80年代到千禧年初，菲律賓的護理教育機構數量激增了十倍。到2006年，全國已有470所此類學校，其中大部分是私立機構，催生了蓬勃的護理教育商業市場。
如同家政行業一樣，這個市場是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需求量身定制的，衛校的教學內容經常涉及本國並不具備的醫療設備。2021年，超過30萬名菲律賓護士在海外工作，佔到全國持證護士總數的一半。而在英國註冊的護士中，約有16% 來自亞洲，其中菲律賓是出口大國。
「我們似乎都認定，唯一能賺錢、過上好日子的方式就是出國，」頌菲說。對她而言，NHS連年不斷的人才缺口，是一艘可以帶她離開家鄉的救生艇。
菲律賓當地已形成一套成熟的產業鏈，專門對接歐美醫院和本地護士。頌菲現在工作的醫院在菲就部署了專門的獵頭中介，負責招募護士、輔導面試、報名執照考試，甚至代訂來英機票等一條龍服務，人才一經選用，費用就可全部由醫院報銷。
但這並不是一條康莊大道，而是殘酷的競爭。所有人都有出海夢，為了在大批申請者中脫穎而出，護士通常需要在本地工作一兩年，積累經驗。於是初級護士的工資被一再壓低，有人甚至自費上班。在伊洛伊洛的醫院工作時，頌菲經常做全週的長班，但一個月下來只有80英鎊的補貼。
菲律賓醫療機構的教學方式也與英國大相徑庭。「他們會把最棘手的病人分給你，因為所有人都認為只有先嗆水才能學會游泳。」醫護工作條件艱巨，常常面對無米之炊的窘境。病人的每一次呼吸都是錢，心電圖監測儀需按天計費，輸液則全靠手動調節。
第三世界的醫院是高速運轉的車床，火星四濺。醫生一天要接診80個病人，平均每人不到五分鐘。病人們爭先恐後，上一個還在問診，下一個就已推門而入，秩序和隱私是奢侈品。
醫療條件越拮据，人才流失越快。全球化頂替了殖民主義野蠻的槍桿，但所做的仍然是撬開第三世界的大門。西方發達國家需要廉價的勞動力，經濟落後的全球南方則成為絕佳的供應商。
從伊洛伊洛往西，越過蘇祿海和孟加拉灣，相距五千公里處是印度籍神經內科醫生梅拉的家鄉。
1615年，東印度公司的船沿非洲東岸北上，來到了馬拉巴爾海岸線上的喀拉拉邦。此地風光無限，有五分之二的面積被椰樹覆蓋。人們用椰子釀酒，椰殼造房，卻不懂得種植園經濟。
在之後的四個世紀裡，喀拉拉的椰子產業急速擴展，現在此地已有數萬名椰工，工作是在無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爬到25米高的樹上，把椰子打下來。
九十年代時，每棵樹的報酬是15盧比，一天爬50棵，日薪約合七英鎊。而把時間再往前撥，一個低種姓椰工家庭在此地誕下了四個孩子，三個都因為喝了被寄生蟲污染的食水而夭折。活下來的那個彷彿受到神明保佑，不僅健全地長大，竟然還在英美兩國分別拿到醫學學位。他用出海賺到的錢，回鄉修建了一座神經專科醫院，在當地赫赫有名。
這是童年梅拉在外公的病床前聽到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就是救活了外公的院長。外公像那位波蘭病人一樣摔了一跤，顱內出血，一夜之間臥床不起。
某些原始的情緒找到了巧徑，迸發出來——用「不甘」來形容最為準確。梅拉沉思片刻，決定了自己人生的調子。她開始專心致志地做兩件事情，一是備考醫學院，二是上歷史課，思考印度的過去與未來。
她告訴我，孟買有家名叫「Taj」的大酒店，英佔時期曾被用作英國人的辦公大樓，入口處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印度人與狗不得入內」——後面這句標語是我們異口同聲說出來的，那一刻我恍然意識到「第三世界」這個概念的實體邊界。儘管殊異頗多，但在至少近兩百年的權力結構上，我們一衣帶水。
我們見面時，她剛過完30歲的生日，穿著巴寶莉的駝色風衣，說一口BBC播音腔，正在倫敦最好的神內研究中心受訓。
梅拉也有兩個弟弟，但與頌菲不同，她的家境殷實。父親把弟弟送去讀商科，為家裡的生意敲定接班人。梅拉得到了金錢、支持與愛，但仍然不是被選中的那個。
對於她來說，出海始終都是為了回去。「發達國家brain drain了我們的資源和人力，那我就brain gain它的技能和人脈，」她說，「等我回到印度，就能利用在這裡建立的人脈，組織起一支醫療隊去下鄉看病。」
然而，NHS的崩潰來得比她想像更快，「這幾年我感到一切變得越來越搖搖欲墜。人們的安全感沒有了，希望也越來越少。等到希望徹底消失的那一天，我也會離開。」
三、 大廈將傾
或許很難想像，一個從其他地方虹吸了這麽多勞動力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依然可以把自己的醫療系統搞得一塌糊塗。
我做田野的這間綜合醫院在倫敦偏北，是所在轄區最大的醫院。轄區內有70萬人口，但醫院常用的CT掃描儀只有五台，ICU床位也僅僅22張，人均下來是其他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急診室裡，救護車一刻不停，放下人就走。一位年輕媽媽抱著嬰兒來到前台：「孩子發燒，我們附近的GP（全科醫生）都關門了。」接待員掀開襁褓，嬰兒的臉已呈現紫紺。顧不上登記，她迅速在混亂的診室裡找到氧氣面罩，同時給兒科重症打去電話：「還有床位嗎？能不能再塞一個？」走廊裡，被晾了一整夜的輕症患者只能再次被擱置。
在英國，小病自癒成了一種美德，要生場大病才能算回本。玩笑背後，是NHS日益嚴峻的現狀。它曾是英國引以為傲的社會主義醫療體系。外國人求醫雖要交費，但一旦待滿六年入籍，就能和所有國民一樣，免費享受大部分醫療服務。而如今，大廈將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接權的保守黨政府採取緊縮政策，大幅削減公共服務開支。NHS預算增速驟降，與實際需求增長嚴重脫節。2010年到2019年間，NHS預算年均增長率僅為1.4%，遠低於過去40年間4%的平均水平。這直接導致了嚴重的人員短缺和設備不足。根據官方統計和智庫估算，NHS England有超過12萬個空缺，包括四萬名護士和過萬名醫生。
現在，750萬人在就醫名單上苦等，其中有超過30萬是癌症患者。2023年，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從被診斷到開始治療的平均等候時間超過62天。至於急診科，10% 的患者需要等待超過 12 小時。
新冠疫情無疑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場危機暴露了NHS長期營養不良的後果，人們這才驚覺：原來已經缺醫少藥到了這種地步。
英國政府不得不向海外緊急招募醫護人員。2020年8月，鮑里斯政府推出了一項醫療與照護專項簽證。持此簽證工作的護士可免除申請費和NHS醫保費，還能攜帶配偶和子女同住。這意味著，只要持簽人連續五年不失業，全家就能獲得在英永久居留權。這項誘人的政策製造了新的醫護進口小高峰。於是在接下來的一年（2021年4月-2022年3月）裡，有超過兩萬名海外護士加入NHS，比前一年增加了135%。
然而，對移民醫護來說，那是一段極其撕裂的體驗。
梅拉來英的時間正好是疫情爆發時，還沒適應就被調往前線。原本用於應對卒中、車禍等嚴重顱腦損傷的神經外科ICU，被呼吸重症患者填滿。每天12小時的長班裡，她不停地給藥、拍胸片，每一張都是白肺。像是下了一整年的雪，都是死亡之兆。屍體被白色的袋子裹起來，送到超負荷的太平間裡。許多人因隔離無法趕來，只能遠程憑照片確認遺體的火化。
關於這段時間的許多細節，梅拉彷彿被身體本能地保護起來，只記得自己像被困在兩個世界之間，既不屬於英國，又無法回到家鄉。
白天，她親手結束一個又一個臨終時刻。呼吸機數量有限，每個家庭只有幾小時做道別。夜裡，她常常哭到睡著，夢見自己在廣袤的大西洋裡一直游泳，遠處椰林影綽。那時往返印英的航班早已停飛，水路回家竟成了唯一可行的執念。
有一天，一對28歲的雙胞胎被送進來，但只有一台人工心肺機（ECMO）可用。家屬哭倒在地，懇求梅拉救活兩個孩子。梅拉也哭著求他們做個選擇，能活一個是一個。那時，全英只有不到20台ECMO，是日本的七十分之一，匱乏得驚人。
「如果是我媽媽來做這個選擇，怎麽辦？如果那是我的兩個弟弟呢？我的腦子不受控制地，一遍遍去想這些如果。」
疫情過後，醫護們用了很長的時間從宿醉般的疲憊中醒來，才發現自己的付出並未得到相應回報。薪資漲幅追不上通脹，幻滅感油然而生。NHS的初級醫生年薪約3.5萬英鎊，僅及美國同行的三、四分之一。而護工、救護車司機等基層工種的年收入只勉強突破二萬，徘徊在最低工資線上。
在醫院做田野時，我曾混進急診搬運工的部落，跟著他們爬上爬下，一天走30公里去搬運坐輪椅的老人。但我只走了半天就打退堂鼓，心想「這活兒不給四萬鎊我不幹。」來自意大利和波蘭的搬運工兄弟正為人手短缺而頭疼，便向我拋出橄欖枝：「反正你也在為找工作發愁，不如加入我們吧。」我一查工資，兩眼一黑，比我想像的竟然還要對半砍，一時不知道除了去Tesco超市撿救濟食物之外要如何生存。
醫院外草坪上的蘑菇，這裡也是搬運工喜歡來抽煙的「秘密場所」（拍攝：樹瓊）
英國人向來忌諱談論金錢，但對移民醫護而言，錢卻是繞不開的話題。
頌菲住在狹小的出租屋裡，為如何接來新婚丈夫發愁。梅拉為省通勤費，與朋友合租了倫敦市中心的兩居室，每月光房租就要1600鎊，「剩下的錢最多只夠下一次館子，點餐時還得精打細算，好在因此吃起來格外香。」
與我同一時期來到英國的還有前香港前記者Helen，她在布里斯托的兒童醫院找到一份急診夜班接待員的工作。同事多為本地人，穆斯林女性不少。她們大多沒有職場野心，只為了找份工作，留白天相夫教子。但即使有工作，生活依然拮据得令人難以置信。
令Helen覺得難以置信，是但即使有工作，基層包括初級護士的生活依然沒甚「閒錢」。「有時下班後約著吃個飯，人均才十幾鎊，卻有同事問能不能待支薪日才付，說當時身上沒有餘錢。」Helen誇張地雙手抱頭，蹦出幾個f-word，「這在香港絕對不可能發生，太不堪了。」
布里斯托市中心的一棟廢棄小樓（拍攝：樹瓊）
2022年底，NHS爆發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罷工，斷斷續續維持了兩年之久，數十萬人次參與其中。攝政街的天使燈高懸，留學生在Selfridges的商場大樓採購單價幾百鎊的香水、茶葉和毛絨玩具。而外面的街上，除了屋簷下三步一個的流浪漢，就是NHS的遊行隊伍。去找他們說話，可以領到免費的胸章和貼紙。
倫敦街頭的流浪者之家（拍攝：樹瓊）
寒冬將至，基礎病爆發，這是每年最難熬的時候。我聽著討論「供暖與醫療負荷」的電台節目，與所有人擦肩而過。耳機裡的護士說，流浪漢一旦無家可歸，人均壽命就只剩下10個月，許多人活不過這個冬天。
這一年，英格蘭公共醫療服務支出高達1817億英鎊，比疫情前增加了近 20%。正如政客們所說，「資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那麽，這些錢都去了哪裡？這是所有人都在關心的問題。
四、 錢去哪了
輪轉效率、就診體驗和醫生工時形成了一個「不可能三角」。NHS想面面俱到，但越是這樣，越容易朝令夕改、適得其反。
在三角形內部穩定的情況下，要麽增大投入，要麽改革。但英國醫療的吊詭之處在於，政府對它的投入其實是逐年增加的，保守黨上台後雖放緩了增速，但投入仍在上漲。然而，問題卻如滾雪球般越積越多。
首先，流向外包供應商和私立醫療機構的資金持續增長。2012年的《健康與社會保健法案》引入了「臨床委托集團」，將公共衛生的權責下放至地方。這些地方集團可以從私立醫療機構購買服務，NHS信托機構從非NHS渠道獲得的營業收入也從此前的2%一舉飆升至49%。
此後，保守黨通過各種法案推動醫療市場化，提高私立板塊的參與度。對於一個輪番登台的多黨制國家來說，把餅扔向群狼環伺的市場，可以在自己任期內迅速解決赤字問題。
NHS發展步履維艱，私立醫療卻蒸蒸日上，英國引以為傲的社會主義醫療體系正在悄然瓦解。2012至2022年這十年間，英國私立醫療支出從304億英鎊增長到464億。目前，約有800萬人購買了私人醫療保險，佔全英人口13%。
對普通民眾而言，投靠私立實屬無奈之舉。大多數公立診所晚上和周末不開門，假若不幸這些時段生病，只能去公立醫院人滿為患的急診室大排長龍。
Helen描述夜班的場景：「家長抱著發高燒的孩子來，等上幾個小時，好不容易見到醫生，解決方案往往千篇一律。開點兒Calpol。肚子疼？開點兒Calpol。我查了才知道，Calpol就是加了糖的撲熱息痛，糖分約是可樂4倍。」
她有時懷念遠方的小島，覺得那裡雖然寸土寸金，但至少選擇多樣，只要肯花錢，就能立竿見影地提高效率、解決問題。
除此之外，在流向公立醫療的資金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得不到有效利用。管理人員和臨床醫護之間長期存在對立情緒，前者認為後者工作不夠努力，後者則覺得前者缺乏對基層的了解，只會對著數字紙上談兵。
舉例說，管理部門一邊給員工群發郵件，指導大家關燈關空調省錢，一邊卻購買更貴、更難用的垃圾桶、留置針、信托品牌T恤等次要物品。蘇給我展示過醫院新採購的尿袋，「一般都是豎著開橫著關，但這個開關都是豎的，得仔細看尖頭是指向0度還是180度，不然就會弄得滿地是尿。你能不能跟他們說說，換回原來那種？」
有天手術日，梅拉連軸轉了十個小時，下來後嗓子就啞了，扁桃體發炎了半個月。「那麽大一棟醫院，就只有兩個飲水處，醫生們腳不沾地地跑來跑去，沒處喝水，渴極了只能自己去售貨機買瓶裝水。」
於是，她聯合幾個醫護同事向管理層提出需求。可是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過去了，得到的回覆總是：「抱歉，我們沒有管線，裝不了。」
在急診裡我也見到過類似的荒唐景象：主治醫生親自跑來跑去，從角落裡搜刮出落滿灰塵的閒置病床，擦完立刻推著跑回台前，而診室經理們卻在一牆之隔的會議室裡慢悠悠地放幻燈片，閒侃床位危機該如何解決。
管理部門還把不少錢和時間花在形式主義上，比如舉辦各式各樣的課程，「隱私安全保護意識」、「促進酷兒驕傲」、「種族平權講座」，等等。然而，病房裡真實發生的種族歧視，那些包裝在微妙修辭中的排斥，以及晉升數據中赤裸裸的偏好，卻總被輕描淡寫地帶過。
來自巴基斯坦的全科醫生J英語不好，許多醫學詞彙要重新學習。她察覺到主治醫師對她和對其他人的態度差異：「英國同事其實也不懂這些詞，但帶教就會鼓勵他們，說沒關係慢慢學。可是對我，以及其他亞洲人……區別很微妙，我說不清楚，但你能感覺到。」
作者在醫院觀察時的術語速記（來源：樹瓊）
然而，對許多移民醫護來說，這裡的工資再少，也比家鄉強。咬牙堅持個五年八年，攢錢買套公寓，就能趕上本地人的起點。「到時候就不當醫生了，做點小生意，開個飯館，賣辣椒醬，過過安穩日子，」J和丈夫認真盤算著，他們剛買下一輛二手雪佛蘭。
兩人沒有參加前兩年的罷工，理由是「罷工時頂班可以拿三倍補貼」。有人稱他們為工賊，先搶走了本地人的工作，現在又竊取同行的抗爭成果。這本身就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指控——如果生下來就在羅馬，誰願意「從賊」呢？
儘管NHS飽受詬病，它依然屹立在世界醫療體系的金字塔頂端，汲取著下層的養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移民們感受到大英帝國日薄西山，仍駱驛不絕地借它攀援。
五、關懷還是效率？
J的丈夫也是醫生，他在2020年醫療簽證放寬之後就來到英國紮根，在中部曠野裡的一座小城找到全職工作。J只晚了幾個月，運氣就差了許多，一直沒能找工作「上岸」，幾年來靠做locum（代班醫生）為生。
J夫婦生活的小鎮火車站（拍攝：樹瓊）
這間小城診所算上J的丈夫共有12名全科醫生，負責轄區內兩萬居民的大小疾病。他們的專業資格不包括深入檢查和治療，只負責開列常見藥物，再將患者轉介到相應專科。
Locum的工作不穩定，但時薪較全職更高，以J的經驗可達45鎊。這制度的出台最初是為了幫NHS信托省錢，實際算賬下來卻比培養一名全職更貴。一些醫療集團開始停招locum，把本應由代班完成的活攤分給其他在職醫生。
來到英國後，工作節奏慢了下來。行情不好時，J每周只能找到一天代班工作，其餘時間就在家備考，做好飯等丈夫回家。丈夫每天上下午各值四小時班，一天接診不到20個病人。候診名單上的病人倒是積壓得越來越多，但整體工作氛圍仍然慢條斯理，追求細致入微。
全科醫生是面對病人的第一道關卡。他們不僅要治療身體的病痛，還得關注患者的情緒狀態。
在這個過度醫療化的時代，幾乎所有問題都可以用「病態」來解釋。個人責任被大量轉嫁給社會福利體系，人們渴望關懷和治療，濫用醫療資源的現象也因此在年輕一代中變得尤為普遍。
J的丈夫舉了個例子：有個27歲的小夥子，半年內三次來就診。自述理由是「抑鬱焦慮加重」和「社會功能嚴重受損」。他把患病的母親送去接受「喘息服務」（Respite care，一種通過社會照料為慢性病家屬分憂的短期服務），原定六個月就要接回來，但他一邊拖延，一邊又從良心上過意不去。
「沒錢」，「跟社工合不來」，「沒精力做任何事」。他每次一來要坐半小時，來來回回就是這幾件事情，把全科醫生當免費心理諮詢用。這半年裡，年輕人既沒去找工作，亦沒決定什麼時候接母親回家，醫生開的處方藥也全盤拒絕；J的丈夫無計可施，只好一次次開出14天的病假條。最後一次見面時，他嘆了口氣，合上病歷本懇求：「我真不知道還能怎麽幫你，要不你別來了，好不好？」
在初級醫療板塊，患者的第一道程序通常是自述症狀，祈求分診員的垂憐。J與丈夫雖然在巴基斯坦工作了幾年，但在英國仍算是新人，因此經常被安排只負責接診輕症患者。有些患者發現這條隊列更短，就會取巧，謊稱自己只是咳嗽感冒，待見到醫生真人後再道出實情。一下子，感冒就升級成「持續兩年的輻射性背痛」，棘手得多，往往需要花上兩倍於原定時間來詢問病歷，排在後面的病人便不得不延後或改期。
J説：「在巴基斯坦，我最多24小時就能讓病人見到專科醫生。遇到緊急情況，我就直接帶病人去專科那邊找認識的醫生做檢查、做手術。」但在英國，一切都是單向流動的。轉診信通過電郵寄給專科醫生的秘書，連全科醫生自己也從未見過對方真人。
上游的全科醫生們就像是把病人放在一艘小船上漂流，朝著下游某個灘塗大喊：「喂——這裡有個背痛的病人，請務必接待一下，可能是癌症！」或許會有回音：「好，送過來吧。」但更多時候是一片寂靜。高度程序化的系統讓溝通變得僵化。只有在病情復發時，病人重新回到流程的起點，全科醫生才有理由調出檔案，恍然大悟：「哦，原來他們最後給你做了脊柱手術。」就這樣，初級醫療防線全盤失守，更別提未雨綢繆。
對於一些病人而言，治療的黃金窗口期在無盡的官僚程序中悄然錯過。在資源並不充裕的系統內，「濫用資源」和「錯過窗口」總是一對兩難困境。
作為全國性公立醫療系統，NHS瀰漫的「指南派文化」給了醫生們一個簡便的對策——只要按照標凖化指南辦事，就可以把自己的責任降到最低。
我想起卡夫卡的《城堡》。主人公遠道而來赴任，當地卻沒人能說清辦理就職的流程。「系統」不是任何實體，而是一團高懸的迷霧，籠罩著許多無可指摘的個人。大家都按部就班，理論上來說，沒有任何人犯錯，但就是什麽事都辦不成。
醫生們所依賴的診療指南每五年修訂一次，為了平衡多方利益，它變得越來越複雜笨重。十年前，關節炎患者可以直接轉診到醫院做膝關節置換術，全科醫生只需見這個病人一兩次就能解決問題。而現在，根據指南給出的建議，患者需要先進行至少半年的物理治療。如果沒有好轉，才能考慮手術。整個流程長達一兩年，期間診所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斷開具止疼藥。在環環相扣的長鏈條中，小問題積壓成山。
我常常有一種感覺：英國醫院的一切就像用白瓷骨碟盛裝的馬卡龍，精緻卻難以果腹。
在我做田野調查的這間醫院裡，兒科病房牆上的動物圖案做成凸起的磨砂質感，為的是讓視障小朋友也能摸到。阿爾茨海默症病人的床頭貼著藍色的勿忘我，既是提醒醫護「這個病人有特殊護理需求」，也是為了保護病人不被污名化。醫院大堂裡有禮拜室，出門左轉還有並排的「喪親關懷」和「藝術治療」的辦公室，不定期舉辦用舞蹈治癒傷痛的工作坊。
每一個角落裡都能找到閃爍的人文關懷，但它們以效率為代價，本末倒置。
全科醫生在上游等待回聲的時候，下游的醫院也人滿為患。以病人出院為例，這是梅拉在印度一點頭的事，但在NHS則要走一段蜿蜒的長路。
「我們需要先評估病人是否具備居家照料的條件。家裡有沒有人能給藥？浴室是否容易摔倒？對行動不便的病人，住宅是否輪椅友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使身體康復也不能出院。」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2021年英國65歲及以上獨居老人比例高達30.1%，約為印度的六倍。醫院要與社會療養機構溝通，預約能幫忙做飯、洗澡的護工，而這又是另一套人手不足的系統。
在總投入不變的前提下，縮短就診等待時間，要麽得增加醫護工作量，要麽就得壓縮每名患者的就診時間。醫患體驗是翹翹板兩端，「效率」和「精細」也是，此消彼長，但NHS哪頭都不想、也不敢放棄。
一名醫生在接受《鏡報》採訪時總結道：「我經常感覺自己像是在發達國家裡做著第三世界的醫療工作。我們的問題是，同情心有餘而能力不足。」
這個運行了將近 80 年的系統，已經被寄予了太多期望。不論是英國百姓還是政客，都習慣了NHS總是扮演「前瞻者」的角色。面對當前的困境，如果沒有兩全，而是倒帶回去，和其他國家一樣「急功近利」，恐怕問題還沒解決，納稅人就先跳出來大罵了。
六、 「偽術」
與結構性問題相對的是英國文化對效率和直入主題的排斥，適應這種文化是移民的一門必修課。
Helen把自己在英國的終極目標設定為學會「語言偽藝」，即說空話的技巧。
2023年，她在社交媒體上寫下：「我的同事和大部分英國人一樣，可以完美演繹一邊誠懇地說『在幫你在幫你』，一邊準確令對方明白『我在敷衍你呀而且不在乎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的意義。」
和來自亞洲各地的移民醫護們聊起，我們發現大家有些共同的心得，可以總結為「四不要」：說話不能太直，否則領班醫生不喜歡你；若你是醫生，那很好，手下的護士也不幫你拔留置針，只會抱臂咋舌：「這個呀，你自己也會的，我很忙不如你自己來」。
不能太快，要把每一個輔音發飽滿，英國人通過語言習慣來判斷一個人的階級，它是——按照奧威爾的話來說——「全天下最喜歡琢磨階級這件事的地方」。同一件事，不同的階級語言就有不同的反饋。要想裝作有產階級，就要有時間和教養飽滿地說出所有的輔音——比如，「bottle of water」就比「bo o wa」在刻板印象上更「上流」。
不能情緒太強烈。若十分不滿，最好說「不十分滿意」；十分開心，最多也就是一句「Well done」。
也不能太有信息量，如果哪件事不歸自己管，即使知道流程，也要擠眉弄眼地假笑，吐出一句「不知道」。
Helen另發了一則帖子，戲稱：「所以我有兩句話練到爛熟，病人質問什麽時候可以排到他們小孩，我不用腦子都能脫口而出標準答案，配上一句皮笑肉不笑的Sorry。」這兩句「聖經」是：
1. I don't handle the medical side of things（我不負責看病）
2. I am just a receptionist, at the very bottom of the food chain, this is way above my pay grade（我只是個食物鏈底層的接待員，你問的事情超出我的工資範圍了）
英國人要面子，就連臨終時刻都克制地保持「偽術」。
波蘭病人去世的同一天晚上，我在ICU聽到一陣嗡鳴聲，還以為是機器，後來才分辨出來是一群人在哭。聲音從一間單人病房的門後傳出，像被悶在罐頭裡一樣低不可辨。
不到十分鐘，哭聲就停了。七八個家屬魚貫而出，從容地向沿途所有夜班員工點頭道謝，表情更像輸了一場球賽，而不是送走了自家老太太。
「你們每個人都這麽內斂嗎？」我和值班的白人顧問醫師聊起這事。
「好像是吧，我們的文化不喜歡表現出太多失態的情緒，要關起門來才能宣洩。你們那邊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完全不是。」我告訴他，在我的家鄉，父母去世後子女要放聲大哭，跪在靈前一邊磕頭一邊哭個七天七夜，直到嗓子出不來聲了才算盡孝。
「嗯……有意思。」他摸摸下巴，但眼神顯然在輕蔑。
我向他順嘴提起蘇抱住病人一起摔倒的事，替她打抱不平：「到底怎麽才能避免這種危險情況再次發生呢？」他指指墻上密佈的A4紙告示：「護士長會定期總結經驗，做成checklist，大家可以按步驟自查。」
「那會問責嗎？如果真的摔下來的話，總要做些事情吧。」聽到我這天真的問題，他優雅地呷一口茶，搖搖頭：「懲罰不是個好選擇。如果有問責機制，員工可能會束手束腳，因為擔心後果而不敢做事。我們不想這樣。」
後來我遇到同一醫院的華裔醫生，他給了我另一個視角：「這裡有些護士可難管了，很喜歡在投訴系統裡告你一狀。如果被投訴了，哪怕是我們有理，也要一樁一件回覆解決。拜託，真的沒那個精力，久而久之就學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管理藝術了。」
我花了不少時間，才琢磨出NHS醫院——或者說英國社會讓我不舒服的地方。這裡其實並不缺少衝突，只是它們被包裝成了無傷大雅的樣子。每個人都在避免說重話，避免為了正確的選擇而據理力爭。當然不是說人人天生如此，但越是有心改革的人，就會越快被迎頭痛擊。
在我來做田野之前，病房裡有位19歲的學生護工，人很聰明，只實習了幾天就發現：出院流程的延滯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分工混亂。於是他主動請纓，專門負責病房裡所有與出院相關的工作。這場實驗持續了兩個月，病人的輪轉率翻了一倍。但最終的結果卻是，除了一張貼在公告欄上的表揚通告外，一切仍然照舊。沒人願意因為新人的一個好點子就踏出自己長久以來的舒適區，阻力總是大於動力。
對於不少移民醫護來說，融入這樣的氛圍，就像拿小銼刀一點點磨掉自己，強行變得圓滑柔鈍的煎熬過程。
人類學家Kate Fox在《Watching the English》一書中剖析了英國的職場文化，原來英國人的「虛偽之道」是從學校時期就開始修習的。他們從小就被教導不要表現得過於認真。在學校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不能表現出熱愛學習，而要一邊努力一邊抱怨。當「不要太認真」的精神延續到了職場，又有了新的潛規則：週一可以按點來上班，但一定要怨聲載道。可以喜歡工作，但一定不能熱愛工作。偽術不及格而勤奮認真有餘的人，會被貼上「工作狂」的標籤，是「除了工作，沒有生活」的失敗者。
另一方面，NHS的工資結構也為此精神之生長提供了養分。醫院的職級階梯從1到9，白紙黑字，按部就班。每一級設有幾個薪點，只要熬年頭就能漲薪，直至爬到這一級的頂端。薪資遵循全國統一標準，沒有績效這一概念。也正因為此，努力做事的人通常並不會比混日子的人多拿錢。來自亞洲的醫護們習慣於通過勤奮工作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但在這裡，卻水土不服。
頌菲至今記得自己的轉折。那是2023年初，她剛升為領班護士，趕上一次像災難片般混亂的長班。一位剛做完腦血栓手術的病人大出血，生命體徵直線下降，頌菲手下幾位新護士亂成一團。她見狀火速上前支援，壓根沒留意旁邊同事已經一臉不爽。
忙完一天後，她連口水都沒來得及喝，就被同事堵在走廊：「你剛剛幹嘛搶我的活幹？不覺得越界嗎？」她當場愣住，心想自己不過是救人一命，怎麽還要挨一刀？
下班後，頌菲默默坐在醫院外的長椅上，眼淚啪嗒啪嗒掉在鞋面。她不敢回家。合租房裡還有三位菲律賓同胞護士，大家親如姐妹，可畢竟是同事，說出來她覺得太小題大作，也太丟臉。
哭到天黑，她抹了把臉，跌跌撞撞地回到醫院。跨半球的未婚夫已經睡著，沒有能傾訴的人選，想來想去她撥通了員工心理健康熱線：「我要當面見你們，我真的撐不下去了。」
醫生給她開了兩週抗焦慮藥。藥物初期的副作用有些刺激，頭暈、噁心，嚴重時血壓低得讓人昏倒，但她沒請過一天病假，反而按往常習慣，再額外做兩天週末的代班，每周60小時滿滿當當。一個月稅後收入3000多鎊，有四分之一雷打不動寄回家裡，儘管弟弟已經成年，但頌菲的責任感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她想把家裡的老屋推倒，給媽媽蓋一間大房子。
幾天後，她正拿著尋呼機替病人查房，突然眼前一黑，直挺挺地倒在地上。醒來時室友就在旁邊，埋怨她：「你怎麽什麽都不說？」她不好意思地笑：「我以為就吃兩週藥，用不著打擾你們。」
移民醫護們漸漸發現，雖然這裡不像家鄉那樣等級森嚴，論資排輩，但同時也意味著職責模糊，人與人之間的邊界總是曖昧不清。說什麽話、怎麽說話，在很多情況下，是比做事更重要的學問。
七、 漫漫長路
背井離鄉之人最煎熬的時刻，往往不是初來乍到，而是經過一身洗練，完成了所有好的壞的修習，衣食住行都與本地人無異，但始終有一種格格不入的異樣感。不舒服——說不出來，就是不夠舒服。直到在一個月明的夜晚意識到這種異樣感的來源：自己已經是完全嶄新的一個人，兩邊都不足以再稱作是「故鄉」了。
梅拉在英國的第一個冬天是在威爾士度過。一個由十幾名印巴醫生及家屬組成的小團體接納了她，幫她融入。後來大家四散各地，仍然保持聯絡。
去年，其中一名顧問醫師毫無徵兆地自殺，隨後不久，又有一名即將結束十年訓練期的同事做出同樣的選擇。前一天晚上他和梅拉約好交班，第二天到點了仍沒有出現。「他從來不遲到，我覺得不對勁，結果很快就接到電話說人已經走了。」
起初她想不通他們為什麽要選擇這麽極端的方式。在她看來，兩個人都已經熬過了最艱難的階段，偏偏在柳暗花明時結束一切。
後來她意識到：「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們是孤獨得太久了。」生活的壓力，下行的環境，以及總是要強撐著提供肩膀的職業使命，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然而無人可以訴說。藍色星球不停旋轉，居住其上的人們明明同氣連枝，卻被一道晨昏線劃開兩個世界，這半球融不進去，那半球已墜入夢鄉。
在剩下的要好同事裡，也有一大部分人陸陸續續離開NHS。有的不再執醫，更多的去往愛爾蘭、澳大利亞等國。這讓梅拉也開始考慮再次出走。「澳洲的訓練時間更短，工資也更高。去了每天有太陽曬，開開心心，早一天當上顧問醫師，就可以早一天收工回印度了。」
英國移民佔到總人口的14%，但較比例相近的美國，格外難以融入。前者是一個個獨立的聚落，因為沒能參與帝國的黃金時代，而難以構築共同的歷史歸屬。
社會學家Paul Gilroy用「後殖民憂鬱（postcolonial melancholia）」來解釋這一現象：「移民們之所以被排斥與害怕，恰是因為他們被當作帝國往昔的載體」。新移民長驅直入，在昔日的宗主國躋身菁英階層，這不僅挑戰了既有的社會秩序，更引發一種傷懷情緒。雖然該情緒與新移民無關，他們卻不得不面對由此帶來的種種後果。因此許多人開始不由自主地同化自己，打磨自己，吃豆子，在沙發裡放屁，看影集《是，大臣》，修習冒犯和偽藝，直到面目全非，再生下二代，才算勉強功成。
梅拉還記得自己剛和上司混熟的時候，兩人約著下班喝酒。酒過三巡，她說到心心念念很久，最近終於能回印度渡假了。對面姓氏高貴的白男醫生轉轉威士忌裡的圓冰，撲克臉打斷她：「那麼喜歡印度，幹嘛來這？又沒人稀罕你留下。」看她有慍色，就仰脖飲下，神色如常地繼續諷她：「哎呀，這是個玩笑，你不會沒聽懂吧？」
在這個常年陰雲密佈的小島上，英國人琢磨出了一套和天氣一樣壞的幽默藝術，即「處變不驚地冒犯人」，對象有時是他人，有時是自己。據英國醫學會（BMA）2019年的調查，47%的海外醫生感覺在職場中受到不公平對待，相比之下，只有29%的英國本地醫生有這種感受。
疫情過後的第一個新年，哥哥飛來英國看梅拉，他們坐在有軌巴士靠窗的位置。她難得放鬆一天，心情很好，呵出一口氣，用手在窗上畫出心形。抹開水霧，曼城市中心的節日彩燈光華流轉，她看得出神。
路邊一個男孩出於青少年無來由的惡意，突然「咻」地把手裡的冰淇淋砸過來，正中眼前的車窗玻璃。他們衝她做鬼臉，比中指，哥哥要下車理論，梅拉止住他，搖搖頭，「這裡不是家，沒有任何人能為你撐腰，你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把你告到坐牢。」
換在以前，用不著哥哥出手，她會先跳起來給對方一拳，扭打進警察局等爸爸來保釋。但是移民醫護和這個國家的關聯完全建立在工作之上，要謹小慎微，沒有重來的機會。
我問她是怎麽做到如此大的轉變，她微笑，建議我去讀《被討厭的藝術》，「你要接受這個世界上就是會有很多人看你不爽這件事。」
不只是她，頌菲、J，甚至是脾氣火爆的Helen，都或多或少地完成了這項轉變。移民是一種處境，即使把所有的技藝都學完，她們仍然是飄萍，不讓步不行。
Helen在香港讀中學時，紫荊花旗還沒有被交接。她在女校受全英文教育，剛剛萌生對文學的興趣。那時一切冉冉升起，英國對她來說只是遙遠的殖民者。儘管所住的街道都以英文詞彙的粵拼命名，但這個國家與她生活的距離還不如書裡的莎翁要近。
很快她升入中文大學，讀新聞，做新聞，後來又外派到北京，從零開始搭建聯絡室。十幾年裡風風火火，除了事業什麽都不要。她一向討厭孩子，人生最接近有小孩的一次，是29歲時被求婚。「本來想答應的，轉念一想，我挺著大肚子在人民大會堂外面跑，實在是太滑稽了。」
命運弄人，半個甲子後的今天，她在異鄉這間被小孩淹沒的急診室裡從零做起。所有被餵了Calpol後血糖升高的小孩，都因短暫亢奮而哇哇叫著，興奮地繞著她滿地亂跑。在一片亂象之中，她卻找到了內心的平靜。我們坐在布里斯托碼頭邊的長椅上，用半日閒暇數眼前停泊的船帆。
「英國和歐洲都爛成一團，你說像一灘死水，我反而覺得是個好兆頭。你看啊，眼前這個碼頭至少在過去幾十年裡都長這樣，一點變化都沒有，足以說明它有多穩定了。」
Helen在海邊長大，喜歡水上運動，於是就在River Avon碼頭對面租下一間維多利亞老式公寓。英國天氣多變，水質灰濁，來了她才發現水上運動完全是癡人說夢。城市不大，從家步行去醫院只需要10分鐘。她從不收拾公寓，但在房門口常備一個急救包，裡面的東西足夠她在世界末日生存三天。
「出街食貴又唔合口味（不合口味）、自煮冇本事整得好、商場豆泥無乜好行（遜色沒啥好逛）、交通不便出入費時、無銀（沒錢）請鐘點幫忙淨係（單是）抹沐浴間水漬已經生無可戀……」她的一篇日誌裡這樣寫移民的處境，但是與此同時，她又相信「事情總是先變壞再變好，何況它們還遠沒有到最壞。說不定哪天有Sugar daddy看上我，我就不用返工，直接飛黃騰達了。」說完這話，她自己先像孩子一樣笑起來。
在醫院時，我四處找人搭訕，向不同背景的人詢問他們對英國醫療未來的看法。不少精英階層出身的英國醫生，對於移民同事都有種複雜的情緒。雖然嘴上說著「當然，我非常感謝他們」，最後要引出的觀點卻是「培養本土力量」。即使大家都在這裡生活了不少年，主客之別仍然鮮明。
簡體中文網絡裡也有自己一套通行的刻板印象：印度人是「又懶又會說大話的」，菲律賓人是「熱情但吵鬧的」，巴基斯坦人是「窮得端不上台面的鐵哥們兒」。當有色醫生的臉從醫用帷幕後顯現出來時，並不只是白人患者會多加猶疑，我們彼此之間也在相互審視。
可換個角度去想，這些從第三世界拼殺出來的醫護們，尤其是女性，正是優中選優、韌中選韌的勇者。她們見過真正的貧窮與混亂，新世界的那點風浪對她們來說，反倒如同靜水行舟，不值一提。只要不停下劃槳，總能夠靠岸。
八、 尾聲
頌菲寄回家裡的錢建成了一座漂亮的三層小樓，可以遠眺海岸線。最小的弟弟已從廚師學校畢業，嬌氣地挑三揀四，遲遲沒有找工作。
她的下一個目標是讓母親關掉小賣部，但母女倆徹夜長談後，她有了新的理解。當她告訴母親，賺錢養家讓自己快樂時，母親反問她：「那你明白為什麽我喜歡工作了嗎？只要是待在小賣部裡，就覺得有希望，哪怕身上疼也很快就忘了。」
人們工作，不只是為了錢，更是為了被需要的價值感，以及經濟能力帶來的話語權和能動性。與寫代碼、做手術、修電路一樣，照護是一項技能。在人力便宜的地方，它是不值錢的東西，把女人困在家庭裡。而在這裡，它被明碼標價，讓長女們不再只是長女，成為頂梁柱和話事人。
我去了梅拉曾經工作過的癲癇中心，在山毛櫸的樹影下遇到一位她以前的同事。她們年紀相仿，又同樣來自喀拉拉省，不同之處在於她原生的印度教家庭比梅拉更窮、更典型。
在她身上，我更直觀地看到了長女們留在這裡的原因。橫向比較來說，她在英國的生活比梅拉要糟得多，曾租住在一個五十歲男人的花園房裡，被這個房東騷擾到一度崩潰。當我提出請她吃一頓人均30鎊的土耳其烤肉時，她反覆確認，又不斷道謝。
新世界的生活諸多不適，NHS也風雨飄搖，但當我問她是否後悔來英國，她卻說「絕不」。
在印度，她從來沒有意識到「自我」的存在，讀書，找工作，被催婚，回歸家庭，生孩子煮飯，從父親交到丈夫手裡，沒有哪一環是需要「自我」的。而在這裡，雖然也有煩惱，但考慮的是如何晉升下一級，如何攢錢買房。她向我侃侃而談器質性和非器質性癲癇的區別，像個孩子一樣炫耀自己的工作間。
這間中心一週只收容20個病人，把全英國的癲癇難症都匯聚了，技師可以留他們做一週的腦電圖追蹤，對照著行為錄像深入尋找發病的原因，這是在印度得不到的機會。
不再擔心穿了過膝的裙子會被禁足，不再由父親做主挑選紗麗。現在的她，穿著無性別的T恤和籃球短褲，腳踏拖鞋，舒適自在。當被問及最喜歡的顏色時，她指指T恤，笑著說：「吶，海軍藍。」那是所有採訪中最讓我動容的一刻。
從第三世界劃開波浪來到第一世界，顛倒一切開啟新的人生。而新人生的所有問題，都圍繞「我」展開，以「我」為主語。但留下、離開還是繼續行走，這是需要由「我」做出的選擇。
移民和女性，不論哪一個身份，都意味著漂泊無依。前者在國與國之間輾轉，後者則被一個家庭推向另一個家庭。資源有限時，長女們或自願或被迫地出海，背後是無數期許的眼神：雖然沒什麼能給你，但你一定要帶回來許多。
而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不被關注、不被了解的處境反而變成了一種契機。她們終於可以停下來，審視自我，想一想未來的路要怎麼走。不少人借助NHS，再去往更遠的地方，總有人走，也總有人來。如果一處的太陽落下去，我相信它會在新的地平線升起。
*文中所有受訪者除了Helen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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